多重悲剧在《红楼梦》价值实现中的地位

作者：黄伟
多重悲剧在《红楼梦》价值实现中的地位

读者阅读小说，时常会受到小说的感染，进入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内心，与之一起欢乐、一起悲泣、一起激昂、一起惆怅……发生感情上的共鸣。

共鸣是读者与小说的情感在运动中互相撞击所产生的心灵共振。在这心灵共振之时，读者与小说从而与作家达到了契合无间，神通情同，进入到自由感的享受状态，接通小说价值实现的一条通道。小说价值只能产生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就小说来讲，共鸣就是指小说深深地感动了读者。一般地说，感动就是情感上的共鸣。反之，如果小说不能强烈地打动读者的情怀，就难以引起共鸣。但是，共鸣的产生不仅取决于小说的性质，小说对读者刺激的强度、次数，更直接取决于读者的特定的心里状态。如生活经验，审美经验，审美观点，特定的心境、情绪等；取决于相应的心理能力，如感觉、知觉能力，信息贮存的丰富性，对信息识别、处理、转换、传递、生成的能力等；同时，还取决于一定的生理条件如正常的感官结构，各种感觉器，神经中枢的正常运转等。

当读者阅读小说时，小说不再是孤立于读者的生活、意念之外的自在之物，而是成了读者的心理活动的对象、内容，渗透进或移入了读者自己的情态和此时此地特定的心境、情绪。读者在小说阅读的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并不仅仅是小说的场景和人物“映入”自己意识中的过程，也不是消极受动地“反映”、“反射”小说的场景和人物，或者只作一般解释活动的过程，而是一个反复地自我意识、自我实现、自我创造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读者能与小说在情感意识上共鸣，接通小说价值实现的通道，获得美感愉悦，至少能对小说价值实现一部分。

古往今来，纵观世界文学艺术史，悲剧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撼人心的作用，能引起读者以极大的共鸣。不朽名著《红楼梦》也不例外。表面上看来，它主要写的只不过是几个痴情儿女一场梦幻般的爱情悲剧。但在那“遍被华林”的“悲凉之雾”中，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博大深沉的历史人生之思。是它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撩起我们无端的情绪，引起后代读者巨大共鸣，也是它，赋予了《红楼梦》以无尽的艺术魅力和超越时代于国度的永恒艺术价值。
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转载时请注明：来自 /由于门第、社会地位、思想、性格的诸多原因，尽管黛玉对宝玉赢得了爱情，赢得了心，但却铸成了悲剧。

这个悲剧，不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责任、过错，而是在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应该有他们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必定是悲剧。所以这个悲剧是历史造成的悲剧，社会造成的悲剧。因为他们的爱情观念、爱情方式、爱情内涵等太超前了，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还没有这样的土壤。

曹雪芹写了这样一段悲剧爱情，宝黛悲剧爱情的价值何在呢？鲁迅评述普列诺夫的美学观点时曾说：“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美的事物是一种肯定的有积极意义的生活形象。宝黛的爱情，放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她之所以是美丽的动人的，就是因为她跟腐朽的婚姻制度，跟封建阶级的道德规范是对立的。关于《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思想性的探讨，历来的评论者在“反封建”的总题目下做出了不少文章，不过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红楼梦》爱情的反封建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来“反”的？跟其他爱情作品的“反“有何不同？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浏览一下古代爱情文学珍品。

首先对爱情进行讴歌的当推《诗经》。《诗经》的时代是我国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时代，封建思想体制还不够完善，封建秩序还不巩固，但是，封建礼教的阴影已经在不断扩散，开始成为支配人们婚姻大事的精神力量。一个女子不敢答应她的情人逾墙相会，就是因为害怕父母、兄长责骂。（《郑风将仲子》）在婚姻中，当事者的意愿是得不到尊重的，她虽有“之死失靡它“的决心，还是不能如愿，只得伤心呼天抢地：“父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鄘风•柏舟》）随着男子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两性在恋爱生活上的不平等状况也跟着出现，《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中的女子被男子无情地遗弃了，他们得出了一个痛苦但并不正确的教训：“无与士耽”。

美好的爱情是扼杀不了的，看，那边走来了采荇菜的窈窕淑女（《关雎》），小伙子学着“关关”的鸟叫逗引着她回眸；那边一位娴静少女在左顾右盼，是在等着她的情人（《静女》），还有那位姑娘为啥在济水岸边徘徊不去？原来是盼望心上的人早点涉水娶她（《匏有苦叶》）。《诗经》中率真大胆的爱情表白，乃至于幽期密约，私定终身，一直是后代青年男女效法的榜样。
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王熙凤出场时，曹雪芹又通过直接的肖像描写的方法，把她写得很美：

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

针对曹雪芹的这番描述，脂砚斋客观地评说道：“传神之笔，写阿凤跃然纸上。”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俺’也”，并且称她为“脂粉队里的英雄”“冰山上的一只雌凤”。

在曹雪芹和脂砚斋的笔触下，王熙凤是个挺美的人，不仅如此，曹雪芹还通过《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等情节的描写渲染了王熙凤极有处理事务才能的一面，这种才能是如此地出类拔萃，不但尤氏、邢夫人、王夫人等类妇女望尘莫及，就是贾赦、贾琏、贾珍等“须眉男子”也追赶不上。难怪脂砚斋作出如此精辟的批语：“写凤姐之珍贵、写凤姐之英气、写凤姐之声势、写凤姐之娇大。”

诚然，现实主义大师曹雪芹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揭示了王熙凤“杀伐决断”，累累罪恶。诸如害死张金哥极其未婚夫，害死贾瑞、鲍二家的、尤三姐等等。然而，曹雪芹对王熙凤并不是完全深恶痛绝的，也不是一概否定的。正如前面说过的，他还是把王熙凤作为既“美”又“才”的人物来写的。正因为如此，曹雪芹又写了她在大观园里受压抑、日渐陷入“回首天怪惨痛之态”的景况。王熙凤是贾赦和好弄“左性子”的邢夫人的儿媳妇，有是“唯知以淫乐娱己”、“今日朝东，明日朝西，娶个天仙来不过三夜、五夜”的贾琏的妻子。因而，在封建社会的“礼法道法”罗网中，她收到来自族权和夫权的双重压迫。她从根本上看，还是一个被统治者。也就是因为如此，邢夫人有意当着贾母的面，替那两个被凤姐命人捆着的婆子求情，使凤姐面子上上下不去，使凤姐“又羞又气，一时找不着头脑，憋得脸紫胀”，而且，“越想越愧，不觉得一阵心灰，落下泪来。”在抄检大观园的事件中，王熙凤面对邢夫人等的进攻以及王夫人的训斥，不由得“又急又愧，登时紫胀了面皮，便挨炕沿双膝跪下”。另外，曹雪芹还通过太虚幻境册子里诗里的末两句：“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点出了王熙凤的悲惨结局，也就是被毁灭的结局——被丈夫贾琏所休弃，“哭向”自己的金陵娘家，而且“事更哀”。怎样“事更哀”？从脂砚斋提及的轶文中有王熙凤“拾玉”、“扫雪”的情节，以及“知命强英雄”、“回首无怪惨痛之态”等语来看，她被降到奴仆一样的地位了。
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但是这个理想世界，这个“清静女儿之境”，这个“有情之天下”，被周围的恶浊世界（汤显祖所谓有法之天下）所包围，不断受到打击和摧残。大观园这个春天的世界，一开始就笼罩着一层“悲凉之雾”，很快就呈现出秋风肃杀、百卉凋零的景象。林黛玉的两句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不仅是写他个人的遭遇和命运，而是写所有有情人和整个有情之天下的遭遇和命运。在当时的社会，“情”是一种罪恶，“美”也是一种罪恶（晴雯因长得美，所以被迫害致死）。贾宝玉被贾政一顿毒打，差一点打死，大观园的少女也一个个走向毁灭：金钏儿投井，晴雯屈死，司棋撞墙，芳官出家……直到黛玉泪尽而逝，这部“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伟大交响乐的音调层层推进，最后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震撼人心。“冷月葬花魂”是这个悲剧的概括。有情之天下被吞噬了。

脂砚斋说《红楼梦》是“让天下人共来哭这个‘情’字”。他把《红楼梦》的悲剧性和“情”联系在一起，是很深刻的。

为了表现这个悲剧性主题，曹雪芹创造了一系列有情人的典型。最突出的是贾宝玉、林黛玉，当然还有尤三姐、司棋等等。中国小说最后都喜欢有一个“榜”（《封神榜》、《西游记》）据脂砚斋的批语（署名“畸笏叟”）说，《红楼梦》最后有一个“情榜”，就是对每个人都用“情”这个标准来评价一下，每个人都有一句评语。林黛玉的评语是“情情”，贾宝玉的评语是“情不情”。这两个人都是有情人的典型，但有区别。林黛玉的情是专注的，就是两个人的性情相投，你对我有情，我对你有情，这叫“情情”。而贾宝玉的情是普泛的，是一种“大爱”，大观园中的少女，不管对他是否有情，他都是用一种平等的态度，给予友情、同情和体贴。甚至对花草树木他也是如此。所以脂砚斋说他是“绝代情痴”。有的研究者说他是“情之圣者”。

《红楼梦》中一系列情节、细节描写，都是为了刻画这两位(以及其他许多)有情人的典型，最后都是为了表现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悲剧性的主题。
请登录会员阅读全文。双重悲剧，归根到底，是双重悲剧历史时代的产物。《红楼梦》所由产生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古老的封建制度，从它建立到清朝康雍乾时代，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连续了近两千年。它像一个成天吃着参汤的暮年之人，死死地支撑着架子不肯倒下去，明朝末年，它掩盖在威严屏幕后面的衰朽面目曾有过一次大暴露。人们看到，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和统治力量，它在调解和疗救它本身由于贪污腐化，朋党营私，混愤堕落而产生的内部矛盾和内部危机方面，在调节处置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方面，在调解和对付民族矛盾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方面，已显明那样疲惫不堪，毫无作为。而披着各种外衣的异端思想的崛起，更预示着正统的封建思想已遇到了严重危机。因此明王朝的崩溃已经和它以前的各个封建王朝的崩溃有了某些不同的特征。它表明，并不只是朱明王朝，而是整个封建制度本身，已经具有了严重的非实现性和不合理性。虽然当时的人们一般还不能能出隐藏在这个似乎是司空见惯了的王朝替代之后的某种不同寻常的意义，但有识之士却不能不对这一历史潜流有所察觉。因此，明王朝的崩溃，在包括封建统治思想体系在内的整个社会思想界，引起了以前各个王朝垮台之后都没有出现过的一次非常强烈的震动。，明末清初的一些杰出思想家已经不是象过去每个朝代交替时期的政治思想家，仅从某个帝王或将相的个人品质，某项具体措施的明失，未总结历史教训，而是对整个封建政治制度，统治思想以及经济体制，展开了总的检讨。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同样，清王朝的建立以及所倡康雍乾盛世的初相，表面上好像证明了封建制度仍然毫无损伤，而且可以迅速地走入正轨。但严格来说，这种新生和盛世属于恢复而并非新发展。旧本质而言，封建主义并没有取得，也不可能再取得什么新的进步。正因如此，这种恢复和繁荣也就很有限。一切所谓“盛世”的局面形成，它仍然储有的能量也就基本上发挥尽了。于是只好眼看着这盛世的局面陷入停滞，并进而酝酿着更深的危机。在政治方面，清王朝按照一种历史的要求，全盘接受并进一步强化了明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皇权被推尊到了极端的地步，对人们的思想的箱制更加严密，文字狱更加酷烈。封建制度似乎是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了，实际上这正是一种更本质更深刻的虚弱表现。统治者自以为在向权力的最高峰攀登，殊不知他正在被一种历史的潮流所挟裹，正在走着一条日益脱离人民，脱离他的宝座的殷实基础的道路。在这条路的尽头，在权力的顶峰之旁，便是在等待着它的万丈深渊。从整个社会意识来看，弥漫在当时封建君臣子民心目中的是一种复睹汉唐盛世的感觉。但这种意识实际上与真正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那种意识有很大不同，它缺乏那种勃勃生机，缺乏那种创造精神，而更多地体现为安闲和满足。嘉道年间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形容当时的思想界是“万马齐谙”这种情况实际从康熙中期就存在了。总之，清王朝的建立及其所作所为，并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而且恰恰表现着封建社会已经变得相当不现实不合理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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