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毗陵诗派诗论初探

作者：纪玲妹
【内容提要】

毗陵诗派是指清代初期至中叶，由“毗陵四家”、“毗陵六逸”、“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较强的诗歌流派。该诗派主张在“入理”中求创新，在品格中3L,li情，在性情中见学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其他诗派的流弊。

【关键词】毗陵诗派；《瓯北诗话》；《北江诗话》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较强的诗歌流派。毗陵是江苏常州的古称。“毗陵四家”，即董以宁、邹祗谟、陈玉瑾、龚百药；“毗陵六逸”，即杨宗发、恽格、胡香昊、陈鍊、唐靖元、董大伦；“毗陵七子”是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受；该诗派的主要诗人还有：邵长蘅、赵翼、钱维乔等。

毗陵诗派的诗论家主要是赵翼和洪亮吉，其《瓯北诗话》及《北江诗话》两部诗论著作，奠定了该诗派的诗学理论基础。其他诗人的创作理论及实践也都有共同的趋向。毗陵诗派论诗，是在力主创新的基础上，重性情、品格和学识，正如洪亮吉所言，诗文“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该诗派的诗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入理”中求创新

主张创新，反对模拟古人，是毗陵诗派很重要的诗论特征之一。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诗坛中出现的复古模拟倾向提出的。

早在清初，毗陵诗人就高举独创旗帜，反对、抨击以宗唐、宗宋为事，模拟古人的明七子。如，董以宁《周栎园文集序》云：“不知规摹之病，在于貌似，其实则如仲尼、阳货之迥乎不同。”对规摹之弊给予批判。陈玉璂《明四家诗钞序》亦云：“予反虑其太似，摹拟酷肖，不过为古人奴隶”，认为“古人诗之所以能传者，以其能创”，“大凡诗之为道，必机杼独出，无所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而后可传”，将能否创新视为诗歌传与不传的重要因素，为后来的毗陵诗风开了一个好头。

清中叶的毗陵诗派继续提倡创新，如洪亮吉对由崇唐转为宗宋的王士祯以及一味崇唐的沈德潜都给予了严厉批评：“王文简学古人略得其神，而不能遗貌”，“沈德潜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要求作诗当求新，力求道“前人所未道”、说“未经人道语”，并以有无“独到”之处、能否“出新意”来评定前人诗之优劣。

与洪亮吉晚年交，庄甚密的赵翼，可谓毗陵诗人中最重创新者。赵翼声称：“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读杜诗》)，“诗：艾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论诗》)、“必创千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明确指出诗歌唯有创新，才有生命力，才有流传的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抨击盲目崇古的前后七子学唐，是“袭其面貌、仿其声调，而神理索然，则优孟衣冠矣”，这类的诗歌是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新”?赵翼说：“‘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后，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在此，赵翼认为，所谓“新”，就是发人所未发。唯有创新，方能成大家。

毗陵诗人在强调诗歌当创新的同时，要求作诗要“入理”，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及主观的思维逻辑，在“入理”中求创新。如洪亮吉认为：“诗奇而入理，乃为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他接着举例说：“李昌谷‘酒酣喝月使倒行’，语奇矣，而理解不足。若宋遗民郑所南‘翻海洗天’句，则语至奇而理亦至足，遂为古今奇语之冠。”至于如何“奇而人理”，洪亮吉的观点是：要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去考察写作对象，不能光凭经验和想象。正如他亲历塞外奇景所总结的：“大抵读古人之诗，又必身亲其地，身历其险，而后知心惊魂动者，实由于耳闻目见得之，非妄语也。”诗人唯有求实，方能知“知心惊魂动者”，方能在“入理”中获得创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好用冷僻典故、刻意求新的厉鹗浙派诗风给予严肃批评：“气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为诗坛初祖。”与洪亮吉一样，赵翼也针对宋以来好用刻意求新以炫人耳目的诗风给予了批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徒生僻争奇，究非大方家耳”。这是借评价黄庭坚来批评当时生僻拗峭的不良诗风。

在毗陵诗人看来，那些文字艰涩、诘屈聱牙的诗歌纵然新奇，但不能使读者获得阅读顺畅的美感，绝对不是真正的创新。真正的创新，是“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后名世”。这样的诗歌，才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审美上的满足，从而也获得永恒的美感和生命力。

二、品格中见性情

正如陆机《文赋》所云：“诗缘情而绮靡”，抒情，乃是诗歌的基本特征。清初诗坛，尊唐、宗宋，模拟之风盛行；至清中叶，沈德潜的格调派以拟古为特征，翁方纲的肌理派以考据人诗，都背离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毗陵诗派提出了诗写性情的主张。另外，毗陵诗派倡导的性情侧重于伦理亲情及友朋之情，并不专指男女之情，具有较高的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性灵派的浮艳诗风。

清初的毗陵诗人就十分重视诗写性情，应属于自抒性情一派。陈玉瑾多次提到诗要“发乎性情”，“惟诗之为道，发乎性情，而性情无非自发”；邵长蘅也主张诗“以发舒其性情而名后世”；董以宁等清初其他毗陵诗人也都有提倡诗歌抒写性情的言论，这样大胆倡导性情，在清初诗坛是十分不易的。

毗陵诗派发展到清代中叶，出现了赵翼和洪亮吉两位著名的诗论家。他们对当时诗坛流行的格调说和肌理说十分不满，力主性情，主张“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赵翼非常推崇李白诗。他认为，李白诗“盖出于性之所嗜，非矫托也”，“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这里的“性”、“性灵”也即性情。在赵翼看来，真性情是写作好诗的基本条件。洪亮吉同样认为诗歌要“自写性情”。杨伦的《杜诗镜铨》在笺释杜诗时，也紧扣“真性情”一词，他曾这样评论杜诗：“正无一语不自真性情流出”，体现了他对诗抒写性情的重视。

毗陵诗派在清代中叶进一步倡导性情，一方面是对该派清初诗论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袁枚性灵说的影响。毗陵诗人与袁枚多有交往，赵翼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为“三大家”，在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是很正常的。但仔细考察，毗陵诗派倡导的性情与袁枚是不同的。袁枚提倡“性灵”，是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提出挑战，其“性情”主要侧重于“情”，而且把男女之情放在首位；而毗陵诗人受儒家传统思想及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其性情更多是指儒家的伦理亲情及真挚的朋友之情。

关于陛情的含义，洪亮吉的一段论述较为明确：“明御史江阴李忠毅狱中寄父诗：‘出世再应为父子，此心原不间幽明’，读之使人增天伦之重。宋苏文忠公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他生未了因’，读之令人增友于之谊。唐杜工部送郑虔诗：‘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读之令人增友朋之风义。唐元相悼亡诗：‘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读之令人增伉俪之情。孰为诗不可以感人哉!”可见：天伦、兄弟、友朋、伉俪之情，构成了毗陵诗派“性情”之主要内涵，内容较为广泛。

与性灵说的“性情”偏重“情”不同，毗陵诗派的“性情”则以“性”为第一位。《北江诗话》云：“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日性，二日情，三日气，四日趣，五日格。”在决定诗歌传与不传的五个因素中，“性”位于第一位。洪亮吉说：“写景易，写情难；写情犹易，写性最难。若全椒王文学厘诗二断句，直写性者也：‘呼奴具朝餐，慰儿长途饥。关心雨后寒，试儿身上衣。“儿饥与儿寒，重劳慈母心。天地有寒燠，母心随时深。’实能道出慈母心事。”从这里可明确看出，洪亮吉所说的“性”是指慈母之心，也指孝子之心。儒家伦理中，父义、母慈、子孝，是人的本性、天性，而诗歌也要反映这种本性，才有价值和生命。洪亮吉所谓的“性”，有两重内涵：一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二是指人的自然的秉性、高尚的品性。

毗陵诗派提倡的性情，具有较高的品格。清初的陈玉瑾在《王大宗伯青箱堂诗集序》中云：“盖诗者，性情之所作也，性情所感有邪正之不同，其言即有是非之不一，故朱子以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人皆得其性情之正。”陈玉璂首先肯定诗本性情，紧接着又提出性情有邪正之不同，体现在诗中的性情不能不加选择，而所谓正的性情，要符合儒家传统道德。钱维乔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答袁简斋书》中云：“诗虽小道，必有真性情存，乃合乎温柔敦厚之义，可象兴观群怨之用。”赵怀玉同样把诗之性情与志之高远、与家国伦常、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诗“要以温柔敦厚为归，盖得性情之正，非徒以才气华饰相矜尚也”。可见毗陵诗派之性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之情，而是“性”规范下的“情”，是于高尚品格中见性情。当然毗陵诗派并不排斥男女之情，但是性情的范围更广、品格更高。

毗陵诗派认为，诗品出之于人品，“读其诗可以知其品”，“人品之系于文章，则如毛之傅皮，枝叶之傅根”，有第一等人品，才有第一等好诗，高尚人品是较高诗品的前提条件，故洪亮吉特别提出：“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有时，洪亮吉所谓的性情，就是指人品，如他评丹徒李明经御、如皋吴布衣诗时说：“读之而二君之性情毕露，谁谓诗不可见人品耶!”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性情，同样能看出他们的人品，可以说于性情中见人品，或于人品中见性情。

毗陵诗派要求诗人有高尚的人格修养，要求诗歌创作要在品格中见性情，无疑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三、性情中见学识

毗陵诗派虽对以学问入诗、以考据入诗的作诗倾向不满，但并未走向另一极端而否定学问、学识的作用。他们认为，学识是诗文的根基，诗人如没有学识，则诗歌难免空虚浅薄，但关键是学问、学识不能影响诗歌的表情达意，要正确处理性情与学识的关系，诗人既要有学识，又不能以学问掩性情，只能在诗写性情过程中自然见其学识。

受清代学术风气以及常州学风、诗风的影响，毗陵诗派有明显的重学问、学识的倾向。毗陵诗派中人，大多是诗人兼学人。如清初的陈玉琪、董以宁、邹祗谟、邵长蘅等，都博学多才；赵翼是著名的史学家；洪亮吉诗文多奇气，还是清代著名的骈文家，而且在舆地、经学、史学、音韵等方面均有很深的研究；黄仲则最具诗人特质，但他的诗也反映了他的学识；孙星衍早年作诗最善言情，以“奇才”称，后转为朴学研究，成为一名著名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赵怀玉诗文俱佳，尤精于校勘之学。所以，与他们诗人兼学人的身份相关，他们在诗歌中自然就比较重视学问。

清初毗陵诗人在倡导性情的同时，就十分重视学问根柢。陈玉瑾曾论述过“学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之不能作固有之，若作者不必学则非也。”换句话说，学者不一定能成为诗人，但诗人则一定要有深厚的学问基础。“椒峰(陈玉瑾)之言日：‘信哉，诗之难也，不博稽古今之图史载籍不能诗，不周知天地山川、阴阳律度、日月星辰、人物事为之蕃变不能诗，不经行关塞江河、舟车裘葛、旷览烟云、草木鱼鸟不能诗，不阅历浮沉显晦、荣华知遇、流离憔悴不能诗。”陈玉瑾的这段话充分论述了诗歌艺术并非易事，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基础，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好的诗来的。另一位毗陵诗人董以宁也主张要多读书：“必读书多而养之既久，渐渍充足于中，则其发为文也，无支言，无伪词，而自有不可掩之光华，令人矜贵。即极其平淡拙朴，无往不形而气厚力大，运之在我，更能神明变化于古人之法。”只要读书多，有深厚的学养作为基础，即使极其平淡拙朴，也自有不可掩之光华。

清中叶的毗陵诗人钱维乔也重学问根柢，他说：“其根柢无有而袭于面貌，则是空虚耳。昔人以为无实而为文，如镂脂刻冰，费日损功，岂可久耶?”他在评朋友的诗时也说：“今达甫之才如此，其遇如彼，而其诗勤勤款款于身世伦物间，矢中正之音，无叫嚣俳诨之习。达甫之性情于此见，达甫之学问于此徵矣。”钱维乔在性灵诗风盛行的乾隆诗坛，将性情与学问并举，使诗歌既表达性情，也反映诗人的学识。

赵翼博学多才，有史学家的学问和远见卓识。他虽然十分重视诗人的天分，但也不否认学问的重要。他认为标举性情与重视学问并不矛盾，只要学问用得自然妥帖。他评论苏轼和黄庭坚诗时云：“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鼓相当；然其间自有优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材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在赵翼看来，苏轼和黄庭坚均才富学博，但苏轼运用才学很自然，没有捃摭痕迹；而黄庭坚则过分讲究用典，影响了诗歌的表情达意，“意为词累”。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赵翼的观点是：作诗是需要学问的，但要正确处理学问与性情的关系，学问不能掩其性情，要在表情达意中自然显现。

洪亮吉也认为作诗既要重真性情，又要有真学识。他虽然反对翁方纲的以学问为诗、以考证为诗，但也认为作诗要以学问为根基，要正确处理好性情与学识和关系，“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他还说：“当世士惟务作诗，而不喜涉学，逮世故日胶，性灵日退，遂有‘江郎才尽’之诮矣。”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重学问，作诗将缺乏厚重的基础和创作的源泉，先天的才气如果没有后天的学问来滋养，也将会有江郎才尽之忧。学问与性情，两者不可偏废，要于性情中见学识。

总之，清代诗坛，流派纷呈，“虽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毗陵诗派正是看到了许多流派的不足之处，在综合各派诗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诗论主张，所以持论较为公允，在许多方面有纠正其他诗派流弊的作用。毗陵诗派在“入理”的基础上求创新，在复古模拟成风的时代风气中堪称目光独到。这是既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明七子以及以拟古为特征的神韵派、格调派的反对，又是对以尖新生僻为尚的浙派的批评。诗写性情的论诗主张，是针对当时诗坛影响甚大的格调派和肌理派而提出的。另外，毗陵诗派提倡的性情又具有较高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性灵派末流一味求男女私情的浮艳诗风。既重学识，又要求不以学问掩性情，既纠正肌理派以学问为诗，又避免了空疏浅薄的诗风。毗陵诗派的诗论，持论周全，没有矫枉过正之弊，且比较符合诗歌艺术的发展规律，对清代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诗学理论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