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在发展阶段上,首先表现为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化。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文学创作和传播,均采取口头形式。书面文学是在文字产生之后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在书面文学产生后,还有一个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谁在文学总体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问题。只有书面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才能够成为文学中的主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同样遵循了文学发展的这个一般性规律(注:在历史上,中国各民族文学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自炎黄之后,汉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长期先进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因此,这里所谓中国文学发展史不同阶段的划分,也以汉族文学的状况为基本标志。)。
大约在夏商时代,中国已经产生了文字。大约在周秦时代,中国文学结构已经从早期的口头创作为主体,转化到书面创作为主体的阶段。但是,这不是说在周秦之后,中国文学不再有阶段性的区别和结构上的变化。事实上,在考察周秦之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结构时,又会发现同是书面创作为主体,前期与后期之间却有巨大差别。这差别,在时间跨越方面,便突出表现为元代之前与元代之后的不同。
比较元代之前后中国古代文学的差别,如果给予概括性总结,可以说其主要标志乃是在文学总体结构中,是雅文学为主体,还是俗文学为主体。即:在元代之前,中国古代文学结构是雅文学为主体的时代。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结构进入到俗文学为主体的时代(注:当然,具体文学作品的划分为“雅”与“俗”,不是绝对的概念。在历史上,许多被奉为雅文学典范的作品,最初产生于民间的口头。有一些雅文学的样式,最初也产生于俗文学。如宋词,最初起源于歌唱的俗曲。后来经过文人的“雅”化,才成为雅文学队伍中的成员。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对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他说:“何为‘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又说:“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注:《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本,第1-2页。)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很容易发现元代之前成为中国文学主体的,是郑振铎称为“正统的文学”的诗与散文,自元代开始,郑振铎称为“俗文学”的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元代文学所具有的特别重要意义,此前已经有人提出。还在二十世纪初,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这篇文章中,就曾经说:“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注:《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页。)胡适所说元代文学“皆以俚语为之”,与本文中称元代文学是俗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内容大致相同。胡适所说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文学革命“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元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发生历史变迁的时代。
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不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