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在发展阶段上，首先表现为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化。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的文学创作和传播，均采取口头形式。书面文学是在文字产生之后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然，在书面文学产生后，还有一个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谁在文学总体结构中占主体地位的问题。只有书面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才能够成为文学中的主体。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同样遵循了文学发展的这个一般性规律（注：在历史上，中国各民族文学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自炎黄之后，汉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长期先进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因此，这里所谓中国文学发展史不同阶段的划分，也以汉族文学的状况为基本标志。）。
大约在夏商时代，中国已经产生了文字。大约在周秦时代，中国文学结构已经从早期的口头创作为主体，转化到书面创作为主体的阶段。但是，这不是说在周秦之后，中国文学不再有阶段性的区别和结构上的变化。事实上，在考察周秦之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结构时，又会发现同是书面创作为主体，前期与后期之间却有巨大差别。这差别，在时间跨越方面，便突出表现为元代之前与元代之后的不同。
比较元代之前后中国古代文学的差别，如果给予概括性总结，可以说其主要标志乃是在文学总体结构中，是雅文学为主体，还是俗文学为主体。即：在元代之前，中国古代文学结构是雅文学为主体的时代。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结构进入到俗文学为主体的时代（注：当然，具体文学作品的划分为“雅”与“俗”，不是绝对的概念。在历史上，许多被奉为雅文学典范的作品，最初产生于民间的口头。有一些雅文学的样式，最初也产生于俗文学。如宋词，最初起源于歌唱的俗曲。后来经过文人的“雅”化，才成为雅文学队伍中的成员。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对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做过比较深入的探讨，他说：“何为‘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又说：“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注：《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重印本，第1-2页。）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很容易发现元代之前成为中国文学主体的，是郑振铎称为“正统的文学”的诗与散文，自元代开始，郑振铎称为“俗文学”的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元代文学所具有的特别重要意义，此前已经有人提出。还在二十世纪初，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这篇文章中，就曾经说：“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注：《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姜义华主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页。）胡适所说元代文学“皆以俚语为之”，与本文中称元代文学是俗文学为主体的文学，内容大致相同。胡适所说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属于文学革命“登峰造极”的时代，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元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发生历史变迁的时代。
从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不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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