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和议”的近二十年间，歌功颂德的诗文泛滥成灾，其作者也几乎覆盖了当时整个文士群。为此，王曾瑜先生在《宋高宗》一书中专设《文丐奔竞》一节，从政治和名节的角度指出:“高宗和秦桧以严刑和峻罚摧残正论，又以赏官和赠禄招徕文丐，成为绍兴黑暗政治相辅相成的两大特色。值得注意者，是某些尚有血性的士大夫，也迫于权势或其他原因，而参加到为皇帝和宰相歌功颂德的行列。在令人窒息的高压政治下，要维护古代儒家十分强调的名节，确是难乎其难。他们既然留下了违心之笔，也不免成为他们个人历史上的污点。”①从文学的角度观之，这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生态环境。在高压政治下失去“名节”的创作主体，创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仅就这些作品而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这一期间形成的文学生态，对宋代文学史程的影响却特具认识意义。
一
绍兴“文丐”以歌功颂德为引力相聚成为一个庞大群类的环境要素是以“令人窒息的高压政治”为气候的;该政治主要体现为由“绍兴和议”形成的以秦桧为核心的相党政治，而其表现形态则又是全面而又严厉的“绍兴党禁”。
“绍兴和议”始于绍兴八年，成于绍兴十一年，直至绍兴三十一年金完颜亮渝盟毁约为止。绍兴八年，高宗决定与金和议，是以金国归还在靖康年间宋廷所割让的河北三镇和被俘的生母韦太后及父亲徽宗的梓宫为条件的。不过，与宋廷一样，金朝内部对这次和议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宗弼。建炎三年，就是宗弼两次率兵穷追高宗的，一次在建康，一次在明州;高宗两次乞降，都被拒绝。宗弼决意要消灭高宗政权，一统天下。所以他坚决反对与宋讲和，并于天眷二年（绍兴九年）谋划了政变，完颜昌、宗磐、宗隽等主和者被诛，以宗弼为首的主战势力重新把持了金廷朝政，旋即撕毁了与宋的和约，夺回已归还南宋之地;天眷三年，又尽率国中之兵，分四路进犯南宋。金人的毁约渝盟，为南宋的主战士人反对和议提供了口实。就是在朝野议论四起，抨击和议的态势下，高宗被迫于绍兴十年五月诏告“诸路大帅，各竭忠力”，反攻金兵进犯②。在反攻中，宋军纷纷告捷，取得了所谓“兵兴以来未有”③的战绩。但尽管如此，高宗和秦桧依然固持其和议路线，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父子及其爱将杀害，扫除了和议中最主要的障碍，最终与金正式达成协议:双方以淮河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南宋每年向金国贡银与绢各25万两匹;宋帝向金主称臣，由金主册封为帝。这就是令主战士人痛心万分的“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的确立，消除了宋金之间的军事对抗，但对宋廷来说，是以丧权辱国和巨大的经济付出为代价的;同时又是建炎以来宋廷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拉开了秦桧独擅朝政，控制皇权，实施相党政治的序幕。朱熹在分析秦桧得以独擅朝政的原因及其相党势力时指出:“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但到这田地，匕首如何使得!秦在虏中，知虏人已厌兵，归又见高宗亦厌兵，心知和议必可成，所以力主和议。……高宗初见秦能担当得和议，遂悉以国柄付之;被他入手了，高宗更收不上。高宗所恶之人，秦引而用之，高宗亦如之何。高宗所欲用之人，秦皆摈去之。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蔡京们着数高，治元党人，只一章疏便尽行遣了。秦桧死，有论其党者，不能如此。只管今日说两个，明日又说两个，不能得了。”④也就是说，因为秦桧能独当和议之事，取得了高宗的信任，所以独揽朝政，权倾一世，最后连高宗也为之时生畏惧之心，甚至常常暗带匕首，以防“秦之为逆”;同时，秦桧肆意交结朋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党势力，造成“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的专横局面，随之出现了较蔡京整治元党人的“崇宁党禁”更残酷的“绍兴党禁”。
“绍兴党禁”的目的既在于巩固“绍兴和议”的成果，又在于强化以秦桧为核心的相党势力，而党禁主要是在人事和舆论两个方面展开的。
在人事上，既将不附和议的政敌及其亲属流放到瘴疠之地岭南，又不断清洗在秦桧看来有二心的同党，因而使“绍兴党禁”更具彻底性。
在秦桧虎口余生的胡铨曾上疏痛陈绍兴年间“与敌和议有可痛哭者十”，其六“可痛哭者”为“秦桧力排不附和议之士九十余人”，其中“赵鼎、王庶、李光、郑刚中、曾开、李弥逊、魏矼、高登、吴元美、杨辉、吴师古等皆死岭海，或死罪籍”⑤。而赵鼎、李光、胡铨尤为秦桧所恶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