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①。文化中两大重要的艺术门类——诗与画，都在宋代蔚为大观。诗与画一向被认为是姊妹艺术，二者之间彼此影响，互相渗透，两宋时期，它们更是产生了密切联系。
宋代画家善于从诗歌作品中获得灵感，汲取养料。据南宋邓椿《画继》、明唐志契《绘事微言·名人画图语录》等记载，北宋末画院考试诸工，多以古人诗句为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等等，以考察画工对诗歌的理解能力，并促使其创作的画面更富有诗意;北宋画家郭熙则往往借助诗歌开启画思，其子郭思曾记录下十余首诗，自云皆是“先子尝所诵道古人清篇秀句，有发于佳思而可画者;并思亦旁搜广引，先子谓为可用者”②;画家甚至学习诗人的艺术构思来作画，《宣和画谱》卷七“李公麟”条记曰:“（李公麟）盖深得杜甫诗体制，而移于画。如甫作《缚鸡行》，不在鸡虫得失，乃在于‘注目寒江倚山阁’之时;李公麟画《陶潜归去来兮图》，不在于田园松菊，乃在于临清流处。”
宋代诗人更是深受绘画的影响。有宋一代，诗人们对绘画流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南宋邓椿曾云:“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亦寡矣。”③宋代出现过许多工于绘画的诗人，仅邓椿《画继》卷三“轩冕才贤”类，就提到了十七位著名的文人画家。比如苏轼，“画得寒林，已入神品”;李公麟“以文学有名于时”，其《陶渊明归去来图》、《山庄图》、《卜居图》，不仅“一时名贤，俱留纪咏”，也是后人常摹之本;晁补之爱画幽逸山水，陈无己独爱其迹，称赞其为“前身阮始平，今代王摩诘”;晁说之亦善画，其兄补之曾作《题四弟横轴画》，激赏其精湛画技与高逸人品。此外，米芾、刘泾、苏过、宋子房、程堂、范正夫、颜博文、朱敦儒、廉布、李石等，亦均是能诗善画之士。
宋代有的诗人虽然不擅长绘画，却精于品评。如张舜民“生平嗜画，题评精确。虽南迁羁旅中，每所经从，必搜访题识”④;苏门弟子李廌撰有《德隅斋画品》一卷，所录名画凡二十二家，各为叙述品题，辞致皆雅;黄庭坚、苏辙也写有许多有关绘画的题跋，其中不乏深邃独到的见解，反映了他们高超的艺术鉴赏能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此外，藏画、观画、与画家交游也是宋代诗人喜好之事。如陆游《庵中晨起书触目》诗后自注曰:“唐希雅画鹊、易元吉画猿、廉宣仲老牛、王仲信水石，皆庵中所挂小轴。”⑤邓椿《画继》卷八“铭心绝品”记录了亲见的文人士夫家的收藏品，凡三十五家，所藏韩干、李伯时、黄筌、范宽、郭熙等著名画家的精品达一百五十多幅。邓椿还一再强调:“右前所载图轴，皆千之百、百之十、十之一中之所择也。若尽载平日所见，必成两牛腰矣。”⑥可见文人士夫收藏风气之盛。聚观佳图、题诗作赋更是诗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孙绍远《声画集》中专设“题画观画”一门，从各家诗题如刘叔赣《和江邻几梅圣俞蔡学士观宋家书画》、徐师川《春日登眺宝盛诸寺且观名画云》、王荆公《纯甫出僧惠崇画要予作诗》等等，就可以想见他们赏画赋诗的风雅情状。诗人与画家的交游甚密，苏轼兄弟和李公麟的友谊可称典范。
宋代诗人与绘画的密切联系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具有“诗画一律”的自觉意识。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指出:“诗与画既同属于艺术的范畴，则在基本精神上，必有其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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