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

一
词之品位与地位的真正提高，始于苏轼。他的成就与贡献，一方面是其杰出的词作成就，另一方面是他以其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改变、拓展了人们的词学观念，为词体的进一步发展昭示了一种新的方向。本文论述后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苏词”的概念，亦自包含了这两个方面。
我们结合苏轼对词的论述（并适当联系他的诗论），考察苏轼一生全部的曲词创作及其发展变化情况，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认识：
苏轼的《与鲜于子骏》等许多文字，明确表明自己乐于写作且颇为自得的是“自是一家”、不同于“柳七郎风味”、“颇壮观也”的作品，是“豪放”的词章。同时，他也欣赏并提倡其他类型的风格。而他的创作，也确是不同时人，“自是一家”。最能体现其创作特色的，是豪雄壮观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者，以及高旷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中秋》者。其中“高旷”一格，东坡虽无具体表述，但其作品本身却表明，此类词作最能代表东坡之特色，尤显“自是一家”，所以我们不能不认为东坡的词学思想中，确也主高旷一格。
苏轼词学思想的关键与核心就是竭力想把词在职能、作用等方面提到与诗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在《答陈季常书》、《与蔡景繁书》、《祭张子野文》等文章中，着重赞许的都是与诗有着某种相似相近之处、“盖诗之裔”的词作。正因为要把词与诗同样看待，他才不满柳永等人的俗媚词风，才要对词体做出改革与创新，于是在题材、词品、词风等方面才有了后人高度评价的诸多开拓之功。从苏门弟子而后乃至当今，论苏词者无论褒贬，皆言坡公“以诗为词”。这一见解与苏轼的词学思想应该说是相通的。以诗为词，不仅是创作方法的变化，也有对词体本身的改进与提高。＾当然，东坡论词作词，并未彻底摆脱“以词遣兴”、词为小技的传统观念，就不同阶段词作之数量看，东坡之词大都作于他被贬失意时（仕宦通达时，往往倾力写作有关国计民生之策论诗文）；而就其词作的内容来看，大部分作品都是写其闲情逸致或旷达情怀。这说明东坡并不将词视为像诗（更不像文）一样的经济之论，常常是以之遣兴，并未全力为之。而他词集中的不少文学游戏也证明了这一点。周济谓“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1］（《介存斋论词杂著》）确切一点，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