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争议

作家刘心武介入《红楼梦》的研究，已有十数年的时间了，将兴趣集中于秦可卿这个人物身上，也始于1992年撰写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卑微》一文，但一直都没有引起什么应有的关注。约在两年前，刘心武以《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宣告推出红学的最新分支——“秦学”；2005年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播出。讲座栏目中的“揭秘”二字，刘心武演讲中的“悬疑式”的话语方式，都引起了读者与观众的极大兴趣。之后，刘心武将讲稿经修订补充后结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与讲座同名的文字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该书面世后，很快窜升至各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的前列。由此，刘心武与他的“揭秘《红楼梦》”走向了文化前台和读者大众，成为2005年间文化文学领域里持续不衰的一个热点。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用探佚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另行开立了一个“红学”的分支——“秦学”。用他的话说：“我主要就是从金陵十二钗的最后一钗——秦可卿出发来进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她的真实出身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小说写作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生活当中的原型升华为一个艺术形象。我探佚的结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年代被废掉的太子的女儿。”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他认为首先可以看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第二个层次，是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家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三个层次，是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本身的命运。第四个层次是要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他的艺术思维和创作心理。他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红学界无人提起的很多新观点。如：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的女儿；秦可卿临终留下的“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中的“三春”不是指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个春天；“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的那些牌令，特别是“日月双悬照乾坤”一句，实际上是暗示把曹家牵连进去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下场的“弘皙逆案”等等。由此，他还认为，《红楼梦》一书绝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所谓的反封建、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或者是写奴隶反抗，尽管这些元素在书里都有，但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家族苦难，也超越了个人得失，进入到了一种最了不起的对人的生存、对人性进行深入思考的境界，在为那些被正方和邪方都忽视的个体生命树碑立传中，表达出对个体生命有权利过一种诗意生活的无限肯定。

对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的最早批评，来自于2005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吴祚来在博客上发表的《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堕落》一文。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堕落，以《红楼梦》为标志。一些红学家没有把时间花在《红楼梦》文本分析上，而是过多地花在考据上，这是一种学术误导，超越文学形象地去研究林黛玉、秦可卿身世是一种学术无聊，是一种精神上的“包二奶”。随后，一些红学家陆续发表了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系列批评意见。重要的批评主要有：刊发于《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的《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刊发于《艺术评论》2005年第10期的《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史学需要“证”而不事“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以及红学家冯文彬、周思源等受访于一些媒体就此发表的批评性看法。

在《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期上，冯其庸在《做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的访谈中说，刘心武的所谓《红楼梦》的讲解，不是“红学”，也不是“红外学”。认为他自称的所谓“秦学”，或者别人说的“红外学”，充其量只能说是“红外乱谈”。《红楼梦》以外当然有许多学问，但是学问要有学问的品格，学问要有学问的规范，信口胡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他举例说道：刘心武把秦可卿做棺才用的樯木说得天花乱坠，可是我查了很多资料，没有一种木头叫樯木，樯就是船上桅杆。不能把《红楼梦》中一些夸张的东西当作事实，甚至一本正经地当学问研究，这是非常可笑的。《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找《红楼梦》猜谜就找错了。李希凡在《〈红楼梦〉是小说》的访谈中说，刘心武的所谓“秦学”，是他自己猜出来的。而且那些猜测实在太离谱了。就算曹家有个公主藏在那里，小说里写的秦可卿是一个育婴堂出来的孤女，怎么考证出她是个公主的？况且这个人物在作品中很早就死了，涉及她的篇幅非常有限。这样猜谜猜得太远了，应该说《红楼梦》研究里这样的学风还是少一点的好。张庆善在《“秦学”是新索隐》的访谈中说，刘心武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不新鲜。他研究的方法在红学史上早被学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方法，也就是索隐的方法。但是刘心武的索隐方法和历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的方法还有些不同，就是前者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全凭主观臆测。比如刘心武的“秦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的一个女儿。但如果人们要问刘心武先生，这方面有什么文献记载证明吗？完全没有。那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原来是刘心武先生自己分析和猜想出来的。事实是，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废太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送给了别人的女儿，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的史料记载，这完全是刘心武的杜撰。从这么一个虚构的故事引发出的那么多“秦学”的内容，他所创建的“秦学”能靠得住吗？他认为，刘心武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混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他不是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红楼梦》，而是搞索隐，可以说他是把索隐和自传说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三位红学专家在访谈中，均对中央电视台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央电视台播这样的节目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冯其庸），把“学术讲坛变成了娱乐台”（李希凡），“是一种很不负责任、很不严肃的行为”（张庆善）。

在《艺术评论》第10期上，蔡义江指出，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隐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但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近一百年来，这种在《红楼梦》中猜谜的方法屡屡不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刘心武。蔡义江明确表示，《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孙玉明则指出刘心武研究的几大误区所在，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第二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第三是治学不严。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

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那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张书才从史学的角度说道：清朝太子间的争夺完全是宗室的内部问题，曹家不可能卷入这个案子。根据宫廷里的建制，曹家作为内务府的人不可能到亲王府里做事。把曹家说成是“太子党”乃无稽之谈。而“新索隐派”的逻辑混乱就在于，他们把曹家想当然地跟“弘皙谋逆”扯上关系，然后说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弘皙之妹，也就是废太子之女，是为了政治避难进了曹府成了童养媳。太子之女可能去到包衣奴才家当童养媳吗？这首先在道理上就说不通。那么从历史材料的角度来看，清代的皇室宗谱是记儿不记女的，又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说明太子有这么一个女儿呢？所以这一层一层的逻辑在刘心武那里都是不对的。胡文彬认为，学术研究就一定要接受学术的检验，提出一个学术观点必须拿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的成立，而不是凭想像瞎猜。刘心武所提出的那些东西，哪一个能拿出证据，哪一个能够有理有据地来说服大家？《红楼梦》不是谜语大全，不是凭借猜谜就可以做出研究的。他说“红学是一个公共的学术空间”，这就是误导，学术的东西是这样猜谜的吗？如果12亿人都这么猜谜，那一个谜面就该解答出12亿个谜底，这可能吗？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很多啊，比如有《职场红楼梦》等等，作者不说自己是在做学术，只说自己是戏说，那就无可厚非。

对于“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网络媒介一直跟踪热炒，甚至以一些夸大其词的说法来惹人眼目。如新华网以《刘心武“忽悠”〈红楼梦〉红学界拔刀欲“群殴”？》，人民网以《刘心武“生编硬造”红学家群起抡大棒》，网易以《红学家们“群殴”刘心武为哪般？》为题做了大篇幅的文化专题，还有人将这一场论战定义为“草根学术”和“官方话语”的对垒。在网推出的“您如何看待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网上调查中，17385位投票者中，近八成投票者认为刘心武“扩大了红学的大众讨论空间，值得肯定”。作家邱华栋、批评家朱大可等众多文学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挺刘”。刘心武对来自红学家的各种批评也通过一些媒介予以回应，针对有的红学家的“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和“不该到中央电视台开讲座”的批评，刘心武认为，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胸襟。面对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苟同别人的见解。他表示，他一再申明，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心得，都是对的，更没有让听众和读者都来认同他的观点，他只是很乐于把自己的这些心得，公布出来与红迷们分享，并欢迎批评指正。他还表示：我的《红楼梦》研究得到了红学界老前辈周汝昌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周汝昌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与我并不一致，但对我却十分支持，我希望多一点像周汝昌前辈这样的红学大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民间的“红学票友”。同为作家也在研究《红楼梦》的王蒙在答记者问时，把刘解说红楼归为“猜谜派”。他称自己曾看过刘心武写秦可卿的一章。他说：“我觉得他的讲法自成一家，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他又指出，现在的“红楼考证”，是猜测多，证据少。《红楼梦》本来的故事很吸引人，作者留下的头绪太多，人物太多，给后来的阅读留下了极多的空白。本来，填补空白是阅读中最大的诱惑和乐趣。我个人认为，刘心武为我们阅读找出了一个空白，比如元妃之死、秦可卿的病，对这些个问题的解释，对刘心武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万事都有分寸，一旦考证、解释得过于凿实，就容易引起别人攻击、引来嘲笑、引发许多的非议。所以，“猜谜是有条件的，揭秘要适可而止”。无论是“猜谜说”也好，“本事说”也罢，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备其一格、自成一家、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