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

柳宗元散文最具原创性的艺术成就，第一，是在传记散文方面，为普通平民百姓立传，从而突破了我国正史传记和非正史传记不为普通平民百姓立传的旧传统。第二，是在山水散文方面，创造天人合一的意境，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自然美与天人合一哲学相融合的山水散文意境的新局面。

柳文两大艺术创获的思想根源，是柳宗元由于对人和自然的深刻体认，而突破了自己早期性恶论和天人二分论的思想束缚，而转变到以信任人性和契合自然为特征的性善论、天人合一论的思想系统。

柳宗元传记散文和山水散文的全幅艺术成就，与韩愈的抒情性议论散文及传记散文，代表着中唐古文运动的最高艺术成就。

一、史传传统的重大突破：为普通平民百姓立传

我国的正史传记，作为人物传记散文的大宗，没有为普通平民百姓立传的传统。只有少数行为卓越的平民百姓，如农民起义领袖、侠客、烈女、孝子等，才有可能进入正史传记，如《史记》的《陈涉世家》、《游侠列传》，《后汉书》的《列女传》等。由司马迁、范晔所开创的传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积极的、不朽的意义。但是，构成广大人间的普通平民百姓，仍不能进入正史传记。显然，非正史的人物传记，包括文学家创作的人物传记，应当弥补此一缺失。我国非正史的人物传记，作为正史传记的辅翼，也没有为普通平民百姓立传的传统。（我国非正史的人物传记，始于西汉刘向所著《列女传》、《列士传》等，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隋书》卷33《经籍志二》：“部而类之，谓之杂传”。共著录219部，l503卷。）柳宗元乃是我国历史上为普通平民百姓立传的第一人。

柳宗元创作了一系列平民百姓传记，包括：

（1）《宋清传》。传主是长安药商宋清。宋《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引宋韩醇曰：“公此文在谪永州后作。”①

（2）《种树郭橐驼传》。传主是长安农民郭橐驼。作年不详。

（3）《梓人传》。传主是长安工匠杨潜。作年不详。

（4）《马室女雷五葬志》。志主是永州寒儒之女马雷五。《志》云：“葬永州东郭东里”，又云：“葬之日，余乃闻焉”，是作于永州。据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墓志铭》条，葬志是墓志之一种，即始于柳宗元此《志》。葬志亦是传记散文，如柳宗元此《志》及明归有光《寒花葬志》。

（5）《捕蛇者说》。述永州农民蒋氏。前揭宋百家注引韩醇曰：“公谪永州时作”。此文主体部份为传记散文性质。

（6）《童区寄传》。传主是柳州农家少年区寄。韩醇曰：“其文曰‘桂部从事为余言之’，当在柳州作。”

（7）《饶娥碑》。碑主是饶州渔家女饶娥。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卷5云：“非子厚作也。”但无确证。《文体明辨·碑文》条：“碑之体主于叙事。”亦为传记散文。

（8）《河问传》。传主是河间一位卖酒的妇女。清何焯云：“大字本不载此篇。”②大字本即南宋郑定《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集》。但是南宋世彩堂《河东先生集》、宋乾道永州郡庠刻《柳柳州集外集》等宋本，则俱收入此篇。其真伪不妨存疑。

上述八篇传记散文的主人公，计农民四人，工匠、商人、寒儒之女、市井妇女各一人，全是平民百姓。其中除饶娥一人为孝女，够得上正史列女传的传统标准（《新唐书》卷l30《列女传》有《饶娥传》），其他七人都不具有够得上史传传统标准的卓行。柳宗元所创作的这一系列平民百姓传记，乃是对我国史传传统的重大突破。顾炎武《日知录》卷l9《古人不为人立传》条云：“列传之名，始于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乌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为之传。《韩文公集》中传三篇：《太学生何蕃》、《圬者王承福》、《毛颖》。《柳子厚集》中六篇：《宋清》、《童区寄》、《梓人》、《李赤》、《蝜蝂》。何蕃，仅探其一事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蝜蝂、毛颖，则戏之耳，而谓之‘传’。盖此于稗官之属耳。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状’。子厚之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任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之职矣。”亭林所论是否完全恰当（如“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是否合符亭林自己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精神（如“微者而谓之传”），此可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亭林实际指出柳宗元和韩愈“为人立传”，具有三点历史意义：第一，柳宗元韩愈为“微者”“之辈”即普通平民百姓立传，突破了不为“微者”“之辈”立传的史传传统。第二，柳宗元“不当史任”而“为人立传”，突破了“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立传者”的史职传统。第三，柳宗元开创了宋以后自由立传的新传统。这里应当说明，韩愈虽然作有《圬者王承福传》，但其平民百姓传记仅此一篇，而柳宗元则有一系列平民百姓传记，所以韩柳同开此风气之先，但真正为平民百姓立传的第一人是柳宗元。梁启超说：“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若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④任公此言体现了近代民主观念，但是未能顾及为平民百姓立传始于唐代柳宗元的历史事实，则未必完全恰当。

柳宗元平民百姓传记的首要意义，是揭示人性善的本质：同情心、自由心和人的尊严。在《宋清传》中，药商宋清对一切求药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而以赊死者千百”。宋清与人为善，救死扶伤不图报，四十年如一日，乃是同情心的整幅呈现。柳宗元《传》文称宋清“执其道不废”，正是称赞他实践人道始终不渝。柳宗元笔下的传主宋清，无异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的人性思想，“率性之谓道”（《中庸》）的人道思想，作了见证人。《传》又记述山泽药商“必归宋清”，长安医工“咸誉清”，广大病人“亦皆乐就清求药”，曾以债券赊药的“百数十入”，后来“馈遗清者，相属于户”，则可见人心向善，人心自有公道，究竟存在于人类的多数。这无数的人，无异为“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烝民》）的人性普遍本善的思想，作了见证人。《宋清传》表明，人性善是广大人间尤其民间的真实存在。《饶娥碑》记述“世渔鄱水”的渔家女饶娥，“治絺葛，供女事修整，乡间敬式。娥父醉渔，风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尸不得。娥闻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气尽伏死”。饶娥哭父而死，在今天看来，应当被认为是不理智的事。但是在饶娥自己，对父亲生死不渝的孝行，却不能说是出于外加的理念，而是发自对父亲的天然的爱心，和穷苦父女相依为命的生活所培养起来的深情。这正是中国人性论爱心源始于爱亲人的思想的实证。所以宗元在《碑》辞中劈头便说：“生德无类。”表示道德人性是人人具有，而不分阶级。这句话，是融合孔子所讲“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二语而成，表明柳宗元为平民百姓立传，乃是以他所深湛体会的儒家人性本著、人性普遍平等思想，作终极依据。《童区寄传》记述农家少年区寄被贼劫持，将被卖为奴隶，乃奋其智勇杀死二贼，于是大哭道：“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区寄不愿作奴隶的心声，当下直证酷爱自由是人的本性。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论语·雍也》）表示正直而不受压迫，是人的天性。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告子上》）表示维护人的尊严的正义心，是人性本质特征之一。正直心、正义心的本体，实为自由心。维护自己或他人的自由，就是正直与正义。。“我不当为僮”的心声，就此心本身说，是自由心。就反抗邪恶说，即正直心、正义心。区寄冒着生命危险奋勇杀贼，表明人的自由与尊严高于一切，是人天生的不可剥夺的本性。

平民百姓具有智慧才能，是柳宗元百姓传记的又一主题意义。《种树郭橐驼传》记述长安丰乐乡农民郭橐驼“业种树”，“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回答人问说：“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者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所谓舒、平、故、密，属种树技术，而顺天、致性、不害其长，则是种树的原理。在郭驼的种树原理及其技术中，包含着一种智慧，一种哲学，即对植物生命的爱护和对植物本性（生长规律）的尊重与信任。这位农民的智慧，与中国哲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周易·乾·彖辞》）、“率性之谓道”（《中庸》）的智慧，是相通的。《梓人传》记述建筑工匠杨潜“善度材”，善于指挥众工，“量栋字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日：‘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日：‘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日‘某年某月某日建’。”这段记述，刻划出工匠的娴熟技艺，也写出这位建筑高手的自信、自尊、自豪。《梓人传》亦是平民百姓智慧才能的生动写照。宗元的百姓传记，实际上是为平民百姓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平民百姓为生存权利而斗争，是柳宗元百姓传记的第三个重要主题。在封建社会里，基本的社会成员是农民。农民的生存权利所受到的危害，来自专制政治以及社会恶势力。柳宗元在《捕蛇者说》和 《童区寄传》中，揭露了苛政及恶势力对农民的残害，也表现了农民追求生存权利的挣扎与斗争。《捕蛇者说》捣露了永州农民在王命与悍吏的残酷压迫下，纷纷逃亡的悲惨命运。以捕蛇抵赋税的蒋氏一家三代，则是挣扎在苛政与毒蛇的夹缝中求生存。在这篇散文中，柳宗元援引孔子所说“苛政猛于虎”，发挥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可以说是为农民争生存权利。《童区寄传》揭露出桂管地区豪贼劫人卖为奴隶的罪恶现象，与“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关系密切。所以少年区寄奋起反抗劫卖人口，不仅是反抗豪贼，也是反抗纵容包庇豪贼的统治官员。这是表现农民自己为生存权利而斗争，所以更有意义。

柳宗元八篇百姓传记，有七篇都是从正面揭示人性的善与人民的智慧，只有《河间传》一篇例外。河间（“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称”），本是一位善良的妇女，由于恶势力的胁迫引诱，以及自己意志的薄弱，而走向堕落，终至身败名裂。柳宗元所写这一悲剧，实际是从反面表明人性善与人的尊严至可宝贵。因此，从文本深层意义上说，，《河间传》仍属于人性关切这一主题，并且是以人可能变为恶这一意义来丰富了人性主题的内涵。

柳宗元八篇百姓传记，除四篇作年不详外，《宋清传》、《马室女雷五葬志》、《捕蛇者说》、《童区寄传》四篇，皆作于永州时期和柳州时期，即基本上与柳宗元思想从性恶论转变为性善沦的后期阶段同时。因此，柳宗元确立性善思想与他体认并表现平民百姓性善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柳宗元平民百姓传记的基本艺术特征，是由人物的行为和直凑单微的言语，刻划出富于人性、智慧和个性的平民形象。

在《宋清传》中，柳宗元通过宋清对求药者“皆乐然响应”和“皆与善药”，刻划出宋清的勤（敬业）与信（诚信）的商人品格；通过他对“不持钱者，皆与善药”，“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及“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刻划出他的人道精神。而宋清断然驳斥“谓我蚩妄者谬”，斩钉截铁，不仅表明自己与人为善与别人唯利是图价值标准根本不同，亦表明自己择善固执决不为世俗所转移。这直凑单微的言语，刻划出他当仁不让、自尊自信、精明果断的个性特征。这正是宋清为人四十年如一日的根源之地。于平淡见绚烂，从寻常言语敞亮全幅性情，这是柳宗元传记散文最凸出的艺术造诣。

《童区寄传》描写区寄智杀二贼，全部情节，既富有传奇色彩，又贴切少年特征。其中写区寄杀死二贼后，“因大号，一墟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大号哭，是伤心、委屈、紧张之后孩子心灵的真实涌现。“不当为僮”，则是酷爱自由不受奴役的人性本质的当下呈现。仅此寥寥几笔，便将少年人的自由心与孩子气，全幅刻划出来。令人震动而又低徊。

《马室女雷五葬志》全文如下：

马室女雷五，父曰师儒，业进士。雷五生巧慧异甚，凡事丝纩文绣，不类人所为者，余睹之甚骇。家贫，岁不易衣。而天姿洁清修严，恒若簪珠玑，衣纨縠，寥然不易为尘垢所杂。年十五，病死。后二日，葬永州东郭东里。以其姨母为使于余也，将死，曰：“吾闻柳公尝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于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闻焉，既而闵焉。以攻石之后也，遂为砂书玄砖，追而纳诸墓。葬之日，余乃闻焉，既而闵焉。以攻石之后也，遂为砂书玄砖，追而纳诸墓。

雷五的生命，真可说是天地灵秀之气所钟，昭显了人性世界的丰富内涵：纯洁（“天姿洁清修严”）、尊严（“寥然不易为尘垢所杂”）、聪慧（“巧慧异甚”）、自信与信任人（临终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恒若簪珠玑，衣纨縠”）、对不朽的关切和对人文的需要（临终语）。这幅人性世界的丰富内涵，真可以补充孟子的人性哲学。可惜雷五生于贫家，又不幸而早亡，好比一朵璀灿的流星，划过那苍茫的夜色，转瞬即逝。此中含有一种无可奈何之悲情，和不可磨灭之精神。柳宗元以满怀恻怛尊重之情，和独具之慧眼，乃能默契此流星般之生命，于那苍茫夜色之中；复能以传神之彩笔，写照出其整幅人性世界，使之传诸不朽。而全文仅寥寥百馀字，笔墨简练至极，得力处即在于记述一言一行，处处传神。尤其述雷五临终语，直凑单微，形成敞亮人性世界与个性特征的神光聚照之笔。柳宗元《雷五葬志》，实为深体中国散文简练传神之体性的一篇典范作品。明代归有光之《寒花葬志》，则中国读书人家喻户晓，然而《寒花葬志》之意蕴、体例、笔法，乃是源始于《雷五葬志》。

二、山水散文的创新局面：创造天人合一的意境

我国文学史上的山水散文，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成熟。晋宋之际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刘宋时鲍照所作《登大雷岸与妹书》，北魏郦道元所作《水经注》等，都是其中的典范作品。这些作品描写山水自然，具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但其笔端所带有的情思，则限于人对大自然的赞美。《桃花源记》通过山水自然所寄托的情思甚深，但其所思属于人类社会理想。《水经注·江水》：“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标示出南北朝山水散文中所表现的人对自然之体验的深度，尚属于审美层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唐代山水散文。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非子天机清妙者，岂能以此不急之务（按，指游赏山水）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已呈现出向大自然求天人合一之哲思理趣的蕲向，但是尚未自觉地营造出此种散文意境。在柳宗元以前，我国山水散文尚不具有天人合一的意境。（我国诗歌产生天人合一的意境，远早于散文。陶渊明是开创天人合一诗歌意境的第一人。《怀古田舍》“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饮酒》第五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篇，即其著例。至盛唐诗，天人合一意境乃蔚为大邦。李白、杜甫皆是其大宗师。李白《望终南山》“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日出入行》“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杜甫《北征》“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续得观书》“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等诗篇，皆是著例⑤。）

柳宗元是开创我国山水散文天人合一意境的第一人。柳宗元的山水散文，不仅是借助于大自然来表现人的一般情感思想，而且是借以表现人的天人合一情思，形成山水自然之美与天人合一情思相融合的散文意境（有如同一性质的陶诗、唐诗意境）。天人合一情思之所思，即是人自觉地体认到人与自然在生命本源和形上本体的同一。《周易·说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男女。”表示人类生命起源于自然。《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表示天道（形上本体）是并育不相害。《中庸》：“天命之谓性。”表示人性（内在本体）同于天道。人类生命起源于自然，天道人性本质同一，这就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的根本意义。天人合一不是把人与自然混为一谈，而是既肯定“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把人与自然相区别，又肯定人“与天地合其德”（《尚书·乾·文言》），即肯定人与自然的联系和一致性，使人与自然相和谐。柳宗元山水散文的天人合一意境，不仅具有一种如画如诗的直观美感，而且具有一种照见人与自然本真关系的透彻哲思，是一种澄明之境。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永州八记》第一篇：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髙山，入深林，穷回溪。……凡是州至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袵席之下。其髙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谓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西山记》具有两层重大意义。第一，标志着天人合一的散文意境的产生。这一意境产生的契机，是“游”。游是自由的体现，使人从世俗命运名利得失的束缚中获得自由解放。由游而关照宇宙自然，体验宇宙自然，从而呈现山水天容宇宙自然之境界与天人合一哲学体验相融合之意境。“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即表示此种人的精神与宇宙自然契合的体验。这即是庄子所说“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上下天与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的精神境界。柳宗元呈现在散文作品中的这种天人合一之体验，是从宇宙自然之美的观照中产生的，因此宇宙自然之美与天人合一之思（作为体验的思）有机地生成为一幅完整的意境。这就不同于庄子、孟子有天人合一之思而无宇宙自然之美，亦不同于以前山水散文有宇宙自然之美而无天人合一之思。

第二，标志着柳宗元思想从天人二分论向天人合一论的转变。《西山记》特记自到永州（805），虽然永州山水“皆我有也”，但是真正达到“与万化冥合”的精神境界，却是元和四年（809）九月二十八日登上西山的当下瞬间。特记这一体验自然的历程与体验到天人合一的瞬间，绝非闲笔。元和五年、六年（810-811），柳宗元作《与杨诲之书》和《与杨诲之第二书》，标示着柳宗元思想从性恶论转变到性善论。而《西山记》与此后几年诸山水记，则标志着柳宗元思想从天人二分论转向天人合一论。天人二分和人性恶论，同属于荀子思想系统，认为人性与天道无关（二分），人性即是生理欲望（性恶）。天人合一和性善论，同属于孔子孟子系统，认为人性源于天道，人性同于天道（天道是客观地善，人性是自觉的善。道家认为“天之道利而不害”，“万物并作”，主张“人法天”⑥，是与孟子一系相通，而远于荀子一系。因此中国文学容易融汇儒道思想）。柳宗元思想的这两个深刻转变，是一体化的共时进程，并构成其创为天人合一意境的山水散文和揭示人性价值的平民百姓传记的思想背景。

《钴鉧潭西小丘记》云：

山之高，云之浮，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这亦是从天地自然之景观写到天人合一之体验（“谋”，即合、契合），意境生成的景观-体验结构与《西山记》相同。但是，在表现天人合一体验的角度和形式上，则各不相同。第一，《西山记》表现天人合一体验的角度，是人向自然的投射、契合（“悠悠”四句所省略的主语即“心凝”二句的主语“心”）。而《小丘记》则是自然向人的呈现、契合（“清冷”四句的主语皆属自然）。《小丘记》以自然向人的契合表现天人合一的体验，比较《西山记》的人向自然契合，更亲切、更艺术。第二，《西山记》表现宇宙自然的形式，借助了哲学概念（“颢气”、“造物者”、“万化”。“颢气”即 浩气 、元气），而《小丘记》则省净了哲学概念，只借助于艺术抽象。“清冷之状”、“瀯瀯之声”、“悠然而虚者”、“渊然而静者”四个描写，分别表现天容、水声、元气、宇宙，是抽象描写。抽象描写是无具体形象的艺术描写，不同于具象描写；但又是直观的美感的，又不同于哲学概念。这四个描写，写出了宇宙自然的澄明与韵律、气韵生动与深邃沉静，好比上古彩陶的线纹涡纹、中国画的泼墨留白，乃有“大象无形”（《老子》）之妙。《小丘记》以艺术抽象表现宇宙自然，比较《西山记》借助于哲学概念，亦更自然、更本真。

最后，看《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天人合一体验的核心段落：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写鱼与人“相乐”，即是天人合一体验的艺术呈现。《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日：‘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而柳宗元《小石潭记》写鱼与人“相乐”，比庄子知鱼之乐更妙：不仅写出了鱼自己之乐，写出了人对鱼的亲切友好，更写出了鱼对人的亲切友好，比庄子翻进一层。在《小石潭记》中，自然具体化为潭中鱼，鱼是生命、自由、快乐的体现。人与自然的契合，点化为鱼与人相乐，即是人与自然在生命、自由、快乐上的契合。《小石潭记》以鱼与人相乐表现天人合一体验，与《小丘记》自然向人契合的角度相同。但《小石潭记》以鱼的意象代表自然，则比《小丘记》以艺术抽象表现自然更具体、更本真、更自然。比较《西山记》《小丘记》《小石潭记》描写天人合一之体验，《西山记》用了六个句子，借助了哲学概念，《小丘记》用了四个句子，借助于艺术抽象，《小石潭记》只用了一个句子，还原为自然意象，可见更简练、更自然，是柳宗元追求的艺术理想，也是他成功的艺术实践。直凑单微，即简练、直接、自然地表现意蕴核心，是柳宗元平民百姓传记表现人性之善的根本艺术特征，亦是其山水散文表现天人合一的根本艺术特征。

《小石潭记》写鱼，在纯艺术层次上，亦极有特色。首先，寥寥几笔，即写出了小鱼的性格：静默（“怡然不动”）、轻灵（“俶尔远逝，往来翕忽”）、逗趣（“似与游者相乐”）。其次，也是最具创意的是，只写鱼而不写水，以小鱼“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示现出清澈见底的水体，水中无云的晴空。这比袁山松《宜都山川记》“夷水”、吴均《与朱元思书》、郦道元《水经注·洧水》、储光羲《钓鱼湾》诗、王维《纳凉》诗先写鱼后写水，更空灵、更简练⑦。《小石潭记》寥寥数笔，即写出小鱼性格、写出鱼与人相乐，又能以写鱼示现水体，真是神韵荡漾。“大乐必易”（《礼记·乐记》），“朴素而天下莫与之争美”（《庄子·天道》），中国的艺术智慧，在《小石潭记》中得到生动的印证。

柳宗元天人合一的境界与庄子有所不同。庄子是向大自然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一往而不返。而柳宗元则是向大自然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之后，仍返而入世，如《小石潭记》所说“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柳宗元与杜甫相同，以大自然作为复苏心灵的疗养地而不是人生归宿，他的天人合一境界有积极意义而没有消极意义。

《永卅八记》的抒情主旋律，是天人合一的快乐对忧患意识的克服。《西山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钴鉧潭记》：“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小丘记》：“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小石潭记》：“闻水声，如呜佩环，心乐之。”“潭中鱼可百许头……似与游者相乐。”《石涧记》：“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皆是投契自然时的自由快乐的真实呈现。由现实忧患而来的忧患意识，不可能被投契自然的自由快乐所消解，但却可能被在当下所压倒。人悲怆的心灵在这当下，亦即获致安放与复苏，从而可以更有力量地承当现实。柳宗元珍视这种体验的真实性与价值性。《永州八记》历历记述所游一山一水的时间，再三表明“为之文以志”（《西山记》）、“乃记之”（《小石潭记》）、“传于世”（《袁家渴记》），正是将这当下的自由快乐放进永恒。

注释：

①宋百家注本《唐柳先生文集》引。

②《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附《辨伪杂录》引何焯批校王荆石本《柳文》，第4册，第1487页。

③《日知录》卷13《正始》条：“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④《新史学》、《饮冰室文集》卷34，第26页，上海中华书局线装本，乙丑重编。

⑤请参阅拙作《论盛唐诗的特质》，《安徽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霍松林、邓小军《论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精神》，《江海学刊》l989年第l期。

⑥《老子》第81章、第16章、第25章（原文为“人法地，地法天”）。

⑦参阅霍松林师《唐宋诗文鉴赏举隅》，《山水记与山水诗的完美结合－说柳宗元《永州八记》》，第360一3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l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