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创作的心路历程

《红楼梦》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大约在1979年前后，一个叫戴不凡的学者在《北方丛刊》上发表了一篇堪称红学界重磅炸弹的论文《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此文真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来，自上世纪20年代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确认《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红楼梦》一书作者权问题本已不为人所关注，曹雪芹是该书当然的、唯一的著作权者（前80回）已经被红学界普遍认同。然而戴氏却经“爬梳剔抉”后，得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充其量是‘巧手新裁’的改编者”的结论，不能不使当年的红学家以及大批的红学爱好者感到震惊。震惊之余便是对戴氏口诛笔伐般的辩驳，展开了一场《红楼梦》著作权之争。此后，山西人民出版社将本次论争中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结而成集，为《《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几年前在旧书店偶得之，近日找出来重读，很有一番心得，遂记于下。

一
戴不凡先生得论点在当时虽然可称“石破天惊”，但其论点的内容并不新鲜，最早在清人的笔记中就有此类说法（如裕瑞之《枣窗闲话》中即有类似疑问），此外，近代以来红学家俞平伯、吴世昌、周绍良等均有过类似的说法。但他们大都是猜测，多是简而言之，一笔带过，不似戴氏洋洋几万言的“考证”。戴不凡先生显然在此问题上下了一番功夫，在其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内证”（红楼梦书中的证据）和“外证”（红楼梦书外的旁证），以佐其观点。综合起来大体如下：

内证：如1、书中有大量的吴地方言词汇，由此推断此书地始作俑者为熟谙吴语者，而曹雪芹自幼长于北京（取周汝昌雍正二年生人说），不可能如此熟习吴语。2、贾府南迁说。戴不凡先生经考证发现，小说中贾府的建筑规制均如南式，因此断定原作者心目中的“贾府”乃在南方，曹雪芹在改作时，将其北方化了，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痕迹。疑问便由此而来，如作者确为雪芹，他何以对南式建筑如此熟悉？3、时序倒流。书中的时间迁移多有前后矛盾之处，如省亲（19回）为该年正月十五，后接“大姐出花”等故事，一直绵延了十余日，但22回又出现了琏凤夫妇商量给正月二十一生日的宝钗作寿的情节。29回写薛蟠过生日应为五月初三，正是端阳时节，然而30回中却又夹杂了“伏中阴晴不定”的叙述，此又一破绽也。此外书中人物的年龄也是忽大忽小，例如宝玉忽而如十一二小儿，玩笑嬉闹，忽而又如二十四五的青年老成持重等。

外证：如1、脂批中以“石兄”、“作者”并称；2、曹寅诗集中有“竹村之侄”；3、脂批中有“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的批语等。

综合以上证据，戴不凡先生得出结论，1、红楼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创作，而是曹雪芹在另一部由他人所著的小说——戴先生认为就是《风月宝鉴》——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2、原书作者为谁？戴先生认为就是脂批中提到的“石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考证，石兄应该是雪芹的长辈，即曹寅诗集中提到的“竹村”。

对《红楼梦》一书的研究可能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少见的尴尬事。尴尬之处就在在于有关《红楼梦》的史料极其稀少，因此无论立论者还是反驳者，都只能苦研几条脂批，找几处小说本身存在的破绽加以阐发，真可谓“微言大义”了。当年红学界对对戴氏的反驳也是从上述“内证”、“外证”的重新解释开始的，因为除此而外，也没有其他的途径。当然只要对红楼梦做过一般研究的，都会觉得戴不凡先生所考证出来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当年众多的论争者已经从多个角度对戴先生提出的“内外证”提出了质疑，结论是单靠这些证据不足以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有书在此，自不赘述。其实，在笔者看来，也用不着做繁复的考证，只用一个简单的推理便可知戴先生之谬了。红学界最推崇脂批，认为这是透露《红楼梦》创作线索最多的文献，戴不凡先生及其论争者均在其中找寻与己有利的证据上的支持。那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设若真有那么一个叫“石兄”的作者写过一本《风月宝鉴》或者其它什么名字的书，为何在诸多脂批中，不见只字提及这位“石兄”的来历？（脂批中提到的“石兄”有时是指宝玉胸前的通灵宝玉，有时是指宝玉本人，并非戴氏以为的《风月宝鉴》作者，这已被众多专家证谬，不提）脂批中脂研斋经常以书中故事的亲历者自居，可见他（她）是与作者十分亲近的人，清楚作品的创作过程，但他也只是说书中的情节乃自己“亲历”、“亲见”，却从未说过“此处本（自）何处”的话。照戴先生的论证，“石兄”不是曹家旧人么？应与脂研斋相熟，甚至可能就是他们其中一位，为何脂批中从不提及呢？可见外人所作《风月宝鉴》旧稿一事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不排除曹雪芹自己著有一部旧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成为《石头记》的框架，这一点在下文中还要论及）。再者，退一步说，确有一部外人所作的“旧稿”，曹雪芹是对此稿“妙手裁剪”，即如“楔子”中所言，“分章回，纂目录”，做文字改动，即在原作基础上改作，他一定会有通盘的考虑，何以会像现在这样几乎处处留有破绽，甚至连主要人物的年龄也把持不住？如说雪芹在“剪裁”中已然大动干戈，连基本情节都已错乱，主题思想也有升华，（原书为“戒妄动风月”，新稿为“反封建”云云，如戴氏语），这与再创作又有何异？旧稿充其量也就是素材而已。像我国许多古典小说如《三国》、《水浒》、《西游》一般，都是取材于正史记载或民间传说，但我们并未称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为“编者”。因此，曹雪芹的著作权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

二

戴不凡先生所提出的“《红楼梦》另有作者（石兄），曹雪芹只是妙手剪裁加以改动”的论点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不等于说他所有的考证都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他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红楼梦》中情节、时间、人物年龄等处的错乱、矛盾之处，这是前人所没有做到的。红楼梦中的这些破绽确是事实，这一点连他的论争对手也是不否认的。（从大量反驳戴氏论点的文章看，在这一点上几乎都含糊其词，或以为是曹氏早逝，全书未及定稿，故而造成疏露；或以为是雪芹“假语村言”有意为之，但都缺乏说服力，不及其他辩驳文字言之凿凿）。看来“红楼”中存在这一现象是客观事实，谁都不能否认。戴不凡先生列举了第19回省亲完毕后，插入“巧姐出痘”等情节明显与后文脱节，其实他处也还有类似的例子，如“贾瑞之死”、“尤氏姐妹与贾琏、柳湘莲等人纠葛”等也都如此，只不过这几处与前后文尚连贯，不存在时间上的错综，不引人注意罢了。但其突兀之处是明显的，这些故事写完了就完了，前无伏笔，后无照应，一句话，与故事的主线是分离的。这一点不仅戴不凡先生有所发现，前辈红学家如吴世昌、周绍良等均有论及。（周绍良先生有《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一文，例举了8处与正文主线不合的插曲。）

何以在一部堪称煌煌巨著的文学作品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小儿科”的错误？拿“该书篇幅浩佚”或“有意为之”都讲不通。再浩繁的小说，如事先有通盘的考虑计划，当不至此，更何况《红楼梦》这样“草灰蛇迹，千里伏线”的作品，连人物的姓名都有影射，并且在“警幻训曲中对主要人物命运均做了安排的作品。说作者缺乏统一的规划造成这样的遗憾，有点说不过去。“假语村言”也不过说作者有意隐藏故事的背景，并不是说在具体的故事情节上也要错乱。否则如何解释大多数情节的贯通一致，首尾照应呢？看来另有隐情。
笔者以为，书中存在的疏露和突兀之处，的确是作者剪裁后，在章节回目、人物关系调整，人物性格塑造过程中遗留的痕迹。不过不是作者“剪裁”他人的作品，而是作者自己创作构思不断丰富变化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我们知道，曹雪芹著《红楼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为何如此艰难？可以推测该书在草创之初并未有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完整的构架。作者可能有朦胧的艺术冲动，但作品写成什么样子，要表现什么，他心中是模糊的，不存在完整构思、一气呵成的过程。否则此书的写作不会历时十年之久。换言之，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曹雪芹本人对作品的题材、素材、主题思想等一系列创作基本要素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升华的过程，因此作品也是在不断的修改、充实、提高中。脂批中透露出的《石头记》早期的一些情节在后来的抄本中不见了，有可能就是作者自己删改了。至于作品结构上的调整，人物性格的不断丰富，更是作者时常在做的事。这样不能不在作品中留下痕迹。如果不是妄加猜度的话，曹雪芹创作此书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1、大概雪芹早年确有一部名为《风月宝鉴》的书。脂批中透露“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这里的“有”应该是“著有”而非“藏有”，这一点已有诸多论者述及这一点，不赘叙。并且在《红楼梦》开篇“楔子”中交代成书过程时，明确提到此书又名《风月宝鉴》，可见此书存在是客观事实，而且与《红楼梦》不会一点关系也没有，否则在楔子中提它干吗？《风月》一书与《红楼》的关系如何？我的看法，不可能《红楼》以该书为蓝本，仅做文字上的修订。因为该书的主旨是“戒妄动风月之情”，这与《红楼梦》宏大的主旨是不相称的。很有可能《风月》一书是雪芹青年时代的一部“习作”，记述其年轻时的荒唐生活。（雪芹年轻时曾有一段放浪不羁的生活已有许多论者论及）作者在写作红楼梦时，将这部书中的人物、素材、甚至整段的故事融入了新作品的架构中，这是符合创作规律的。现存书中的“贾瑞之死”、“红楼二尤”、“巧姐出痘”等情节应该是这种融入残存的痕迹。当然融入后这些素材的作用就不仅仅是“戒妄动风月’”了，而有更深入的涵义。此待下文再述。

2、雪芹在其创作中又将其亲友（脂研斋、畸笏叟等人？）提供的曹家繁华往事的素材融入了作品，使其为自己的艺术构思服务。

3、雪芹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描写了一系列崭新的故事和人物，如宝黛爱情、大观园群芳的悲欢离合，以及自己所耳闻目睹的封建大家族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丑闻等。

以上三部分内容构成了新的作品《石头记》的大体框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品的大致内容。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创作过程，也就是上述“创作素材”不断融合，从而使作品的主题不断升华的过程。因此若评论《红楼梦》的性质，它既不是作者“自叙身世”的家史一类的东西（胡适说），也不是简单的“旧稿修订”，当然也不是凭空虚构的自由创作。历来的红学家往往见其一点，这就造成很多“讲不通”的地方：若说是作者自叙，无法解释脂批中“省亲伏南巡事”等说法，因为不论采取雪芹生年的哪一种说法，他都不及赶上康熙南巡事；如说是对旧稿的修改，何以填平旧稿与《石头记》主旨上如此巨大的鸿沟?同样若说作者全然虚构，脂批中许多的“亲历”、“亲为”又如何解释？只有从作者创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加以考订，才能趋近历史的真相。

如果上述三点推测不谬的话，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其创作思想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最初，他的思想高度大概也就在《风月宝鉴》一类作品的高度：自身的潦倒根源是年轻时的荒唐，家族的破败根源是子弟的荒淫骄奢，这是阅历不深的青年人遭遇破家之痛时最初的、自然的反映。于是便要将自己“半生潦倒，背父负兄”之情加以倾诉，这大概就是《风月宝鉴》的创作由头。“戒妄动风月之情”无非是告诫诸多纨绔，此路非正途，动风情者戒之。但从现本《红楼梦》看，这种哀痛之感并不十分强烈。何故？原因在于作者的思想又有了升华。遭遇破家之痛后，在世态炎凉，甚至时常衣食无继的境况里，作者感悟到更多的东西。虽然雪芹不会有如今辩证分析的思想，但在具体的生活感受中，他可能隐约感到问题不仅仅在几个浪荡子身上，更深层的原因是家族内部的腐败和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扼杀，这样作者对封建家族由此推及整个封建专制社会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反映在创作上，这时创作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戒风月”“施教化”，而是要以家族的兴衰为主线，像世人展示其内部藏污纳垢的丑恶，伪善面孔下对人性的极端残忍的扼杀。他还要像世人展示他所经历的奇女子，并在她们身上寄寓了作者美好的理想。

于是崭新的构思出现了，旧稿中的风月故事经过剪裁，变成了暴露家族黑暗的活的素材，成了揭露道貌岸然的富家子弟们真实面目的绝好的“宝鉴”，“戒风月”的意味减轻了，鉴别的作用更大了。他神往家族往日的繁华，于是借省亲、庆元旦甚至秦可卿的丧事寄托了自己的一缕情思，也借此为衰落的家族唱了一曲挽歌。更多的，他把自己的笔力凝聚在心目中的理想王国——大观园的营造上，写出了那么多栩栩如生的青春少女的形象，寄寓了自己对人性的理解。
以上是对雪芹创作思想和创作思路的简单探讨。再回到前文提及的素材使用的问题，可以说正是作者创作思想的变化，决定了他对素材的取舍态度。我同意戴不凡先生的观点，像“巧姐出痘”一类的素材的确是有剪裁痕迹的，小说初稿中很可能没有这类情节，是后来加进去的，这不免有伤及作品主体架构的地方，不似预先有构思的章节浑然一体。为何增添这些情节？还是那句老话，服务于作者新的创作思想。联系到具体作品，可以说是《风月宝鉴》的素材服务于《石头记》的创作思想，而不是对《风月》一书简单的剪刀加浆糊式的修订。正如周绍良先生在文中所说的：今本《石头记》已不是原先那部《石头记》，而是原先的那部《石头记》和《风月宝鉴》的融合。而且“汇编两部书，不是平列的，而是以原先那部《石头记》为基础的”。至于有无“原先的《石头记》”，尚待考证，但如果从《红楼梦》创作过程中经历的不断充实，不断修正的历程看，周先生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看不到《风月》一书在《红楼》中居于素材的从属地位，实际当否定了曹雪芹创作思想的升华。也只有从曹雪芹创作思想不断升华的过程，才能解释红楼梦里存在的破绽产生的原因。如果假以天年，以雪芹的才华，会给我们一部更加完整、更加浑然一体的红楼梦，当然现在这只能是一种神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