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论繁多，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个高峰。但今人最为关注的似乎还是严羽的《沧浪诗话》，此外就是《六一诗话》、《后山诗话》、《诗话总龟》、《石林诗话》、《岁寒堂诗话》、《苕溪渔隐丛话》、《文章精义》、《全唐诗话》、《诚斋诗话》、《白石诗说》、《诗林广记》、《诗人玉屑》、《后村诗话》、《环溪诗话》、《竹坡诗话》、《二老堂诗话》、《对床夜语》、《碧鸡漫志》等。相比而言，苏轼的一系列创作阐释才是真正来自鲜活的生活感悟及独特的创作实践的，因而也最见功力和个性，对当时乃至后世作者特别是诗文作家影响尤甚。
的确，900多年以前，苏轼以其博大精深的创作实绩获得了与欧阳修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作为诗人、词豪和散文大家，苏轼在北宋文学革新运动中确实最有资格接过欧阳修手中的大旗，自然也最有资格代表他那个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诸多文学革新主张，在宋一代文学发展历程乃至此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显示了无法忽视的作用。他虽然没有系统的文论专著，但透过他的部分诗词散论，特别是他与友人互相往来的书札中，不难提取丰富而系统的文艺创作思想。
一、“幽居默处”——作家修养论
苏轼一生，历仁、神、哲、徽四帝，先后任杭州通判，知密、徐、湖、杭、颍、定州，曾被贬黄、惠、琼州，终卒于常州，可谓辗转一生，坎坷多磨。尤其是“新旧之争”、“乌台诗案”等政治事件，幽灵般伴随其左右，更加深了心灵的痛楚和人生的负荷。他显然不算仕途上的成功者，但却是响当当的一代文学宗师。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我们并不陌生，但对于文论家苏轼的发现和研究则远谈不上充分。
苏轼一生虽饱经风霜，但始终固守着一个正直文人的人生信念和社会理想，坚持着一个善良知识分子和传统儒士应有的修养观念，贬而不悔。在《上曾丞相》中，他这样坦陈自己的人生信条：“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1]可见他心胸坦荡，视野开阔。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他还真诚希望所有具备世道良心的作家面向社会，深入生活，“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唯其如此，方得修养之根本。
概略地说，苏轼的作家修养论主要在生活修养、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层面的冲突与融合中展开。
完全可以肯定，苏轼深受孔孟儒学的影响，这使他天然地拥有强烈的“入世”观念，思想趋向保守。社会动荡，个性朴拙，抱负不展，理想破灭，又使得苏轼后期不同程度地寄情于佛老，甚至一度产生“白云出山初无心，栖鸟何必恋山林”的“乘风归去”的“避世”情绪。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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