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文学传承的人文精神及其表现

一、引言

所谓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知识意向、价值意向。人文精神的目标是追求善和美，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强调生产的人文效益，产品的文化含量等。它在本质上强调人的情感，人的体验，总体特征趋向于综合整体、动态化、无规则、无序列、内隐和模糊。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因此，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

人文精神是人性真善美的体现。它除了具有普遍的意义外，还有着民族的特色，是一个民族在认识自然、观察社会、反省自身的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精神。人文精神以人格精神为内核要素。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多重人格精神共铸的理性辉煌，它奠基于传统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文士）阶层丰富的社会文化实践。中国古代贬谪士人以标举主体独立及个性自由为特征的“隐逸人格精神”，是以非主流面目出现、并独在中国成规模成传统的隐逸文化的最大精神价值所在，更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一个重要的滋养来源。“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引发中国生成隐逸文化的根本性哲学诱因，成全了道儒释的无为之隐、无道则隐及随心悟禅。投隐、向隐的文士往往以文艺审美实践来弥补规避政统后的社会实践缺失。这一过程不仅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代表帝王和政统意志的群体主体性的压制，获得了代表个性自由解放的个体主体性的张扬，而且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诗、画、书、园、乐的生发勃兴或境界提升。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通过理性建构的方式，将隐逸人格精神体现出的自由内涵、批判内涵及审美内涵等融入到了其整体内涵的扩展中。尽管隐逸文化最终在近现代趋归式微，但隐逸人格精神的遗风还程度不同地以“历史积淀”的方式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时隐时现。

海内外许多汉学者已经充分地肯定了中国经典文学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或人文特色。如钱穆概括“孔子思想，乃是一种人文本位者，或说人文中心者”（注：钱穆，《孔子思想与世界文化新生》）；牟宗三直称“中国的文化生命为人文教的文化生命”（注：牟宗三，《生命之学文》）；成中英强调“我们的文化传统自先秦就肯定了人的重要性以及自主性，因此表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注：成中英，《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中国哲学的第一个特征是它内在的人文主义”（注：成中英，《中国哲学的特性》）；潘立勇指出“中华传统哲学的最大成就就是人生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生命即在人文精神”（注：潘立勇，《中华人文精神之现代视界》）。杜维明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应该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儒家人文精神：个人与良心的整合；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人类和自然的和谐；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注：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先生说：儒家的传统从曲阜到山东，到中原，再到东亚和东南亚变为世界普适价值，是从孔子以来的儒家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认为，每一位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思想家都掌握了四种资源：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抱负；面向天道，有所超越，具有宇宙的胸怀。林毓生呼吁“中国人文的重建”，而被誉为“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的唐君毅更是毕其终生之心力，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等一系列著作中系统的阐述了中华人文精神。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也非常重视人文精神，他说：“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跨；没有人文精神、民族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

面对时代对人文教育的强烈需求，中国经典文学有责任做出更多的贡献，因为中国经典文学本身就是蕴含丰富的人文教育素材。具有人文精神的中国经典文学篇章遍及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可以说中华民族精神所体现的各个方面，在经典文学中都有其深刻的印迹，强调要进行具有人文精神的经典文学教育，我们应当有效地开掘经典文学的教育内容，以便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功效。综观中国经典文学的发展历史，具有人文精神的中国经典文学集中表现在乡国情怀、亲情友爱、人生感悟等方面。如何让学生懂得热爱故乡，热爱家园，珍惜亲情、友情、爱情，关注人的生命和历史，做一个人格健全、感情丰富健康、有人性的人，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握住经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那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承传关系。本章我们研究的经典文学传承的人文精神是着重通过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恰当把握来化成天下的一种文化精神。

二、乡国情怀

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经典文学中就具体而微地集中表现为对乡国地域的歌颂、怀念以及对从事建设乡国的政治活动的莫大热情。

对于故乡、故国的思念是经典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乡土之情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环境造成的，古代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们唯一的谋生方式，因此经典文学的作品充满了乡土之情，比如作为比兴物的大量的山川河流、花草虫鱼等，比如农业生活诗和农业祭祀诗的创作、比如战争徭役诗中对故土家人的怀恋、对破坏稳定的农业生活的战争的怨恨等，这一点在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就有比较鲜明集中的体现。与乡土相联的是对于国家的热爱与思念，在古代文人意识里，国家是家的放大，而君与国家是一致的；此种精神至近代则由忠君报国而转向追求国家的自立自强。而乡国情怀的泛化又表现为对于山川之美的描写与赞颂。

与乡国情怀主题相对应，经典文学有着关心地域的传统。源远流长的经典文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北雄南秀”的风格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有着密切的关系。北方文学雄浑刚贞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本地区多种文化基因的母育和熏陶，而这种艺术风格又在地域文化的互补中呈现出既守恒又转换的趋势。有经典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就诗歌而言，《诗经》和《楚辞》分别是先秦时期北方中原文化和南方楚文化的辉煌结晶，分别代表我国北方诗歌和南方诗歌两个源头。读中国古代小说的文言笔记小说，也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作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在此特别指出一点，文学风格的选择与完成取决于价值的认定与追求，与地域并无绝对关系，但在处理小区域文学家的活动以及作品与读者之关系时，地域特性于文学传统的辨识仍是很有效的方法。用此来梳理小区域的文人活动状况，也可以跟其它地区的文风发展作一分辨。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地域文学传统可以溯及源远流长的经典文学。这一传统的形成，来自学者的着眼点不外三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一个地方地理景观的特殊性直接影响居民的性格与美学表现，惟作品风格的完成其实存在着更复杂的因素，如个人的阅读、才调等，地理景观未必为主要因素，但地理景观所隐含的物色影响作品题材、意象的选择是必然的；就人际关系而言，乡党中亲老乡贤形成的网络影响后辈并对当地文风产生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文化层面而言，某一地区的经济、工艺、政治、历史以及文教发展状况影响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以及文学表现。

与乡国情怀主题相对应，爱国精神成为我国千百年来优秀的民族传统。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坎坷多艰，在不断融会众多民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爱国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无尽源泉，是维护和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永恒动力。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祖国荣誉重于一切，爱国就是要卫国和兴国，这一切表现在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就是千百年来的无数爱国志士的嘉行懿德被广为传颂。贾谊“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陆游“位卑未敢忘国忧”；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报祖国”。……这样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中华民族始得根深叶茂，能够抵御任何狂风暴雨。

与乡国情怀主题相对应，经典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在古代文人观念里，政治是乡国情结的概念化和虚拟化，参与政治是建设乡国的最好方式。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因此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经典文学特别注重文学与时代、与政教的关系，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教以化之”等重大社会功用，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形成一个鲜明地主张“有为而作”、“有补世用”的优良传统。如王充就说过：“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有为而作”，“言必中当时之过”。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其主体是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他们都是致力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当政治之路走不通或者走的坎坷时，才开始搞文学，成为文学家的，而文学在这些文学家手中主要是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或者派遣政治郁闷的消遣品。这是由中国古代文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模式决定的，“立言”是最低层次的人生理想，搞文学是读书人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因此可以说，文学一方面是屈原、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孟浩然、陆游等政治失意者的事业，一方面是政治得意者的消遣，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上官体、花间集，台阁体、西昆酬唱集和玉楼春、金缕曲、玉树后庭花等。

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报效国家、牺牲小我的政治理想传统。它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以小我成全大我，牺牲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去维护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独特品质，从而形成整体为上的价值取向，这在经典名篇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史记》“廉颇蔺相如传”中，司马迁为后人塑造的廉颇和蔺相如很有典型意义。蔺相如在外敌面前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在内，他不以位高而自傲，面对廉颇的挑衅，表示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显示了为国义弃己利的君子风度。蔺相如的“不战”而胜，和廉颇后来的“肉袒负荆”，是“整体为上”的道德准则在注重国家利益上的具体表现。对于这种道德准则的弘扬，会使那些“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小人自惭形秽，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这种报效乡国的情怀还表现在以民族利益为重。《汉书》“苏武传”描写了汉朝使者苏武在匈奴的艰苦环境中，如何宁死不屈地保持民族气节。文中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苏武有之。”在《东周列国》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使人感动的故事：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赶着牛群去京都洛阳贩卖。路途上，偶尔得知秦国已派出大量军队偷袭郑国。紧急中，他一面派人连夜赶回郑国去送信，一面机智地以郑王使者的身份，带着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去“欢迎”秦军。秦军在惊讶于郑国怎会如此之快得到他们偷袭情报的同时，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行动。弦高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的义举却显现出中华民族历史弥坚的整体为上传统的深入人心，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诗经》中的“夙夜在公”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们构成了文学上激动人心的群英谱。

三、亲情友爱

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在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在经典文学中就具体而微地集中表现为对亲情友爱的颂扬和彰显。传统的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爱精神源远流长，是我们的人民亲和共处所依凭的准则。千百年来，经过世代哲人先贤的琢磨锤炼，激浊扬清，仁爱思想升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构建伦理道德大厦的基准和标尺，并广为人民所认同。“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即人必须积极努力，奋发向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表达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即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怀，敦厚宽容。从《尚书》中最早提出“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舆”，到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对“厚德载物”的具体阐述，特别强调在家庭中不同关系的人应该遵守的义务，应该扮演的角色。

孔子说“仁者，爱人”，“和为贵”；孟子要求统治者们“与民同乐”；墨子的《兼爱》阐述了“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道理；庄子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其中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更是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对于和平共处，和谐互爱的向往。北宋张载在其著名的《西铭》中认为：用儒者的仁爱精神看待普天下的人民和万事万物，那么，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友好伙伴。因此，每个人应当视全国的同胞为手足，泛爱万物，与天地同体，以实现和谐的社会秩序，创造温情脉脉的仁爱世界。

当然，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仁爱和谐也曾为以往封建统治者们所利用，但它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成分，在协调人际关系、凝聚人心、集合力量、维护统一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人亲近和平的气质和人格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家庭中，亲情友爱常首先表现为父母对晚辈的哺育教养。天下没有不疼爱子女的父母，关键在于如何去爱。中国古代关于这方面的文学记录比比皆是。从系统完整的《颜氏家训》，袁采的《袁氏示范》到散见于文学史中包括散文、书信、诗歌、格言等各种文学记录，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家教”遗产。亲情友爱还表现为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孝敬。“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在家能孝，于国则忠。岳飞的“精忠报国”，既是对国家利益的赤胆忠心，也是对父母严教的最好回报，显示出凛然的民族正气，更是一种以小见大的道德的高度自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忠孝曾经被发挥至极端，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抛弃杂芜，取其精华，孝敬父母长辈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应得到提倡。

亲情友爱还表现为交友接物之道。广义的亲情包括爱情、友情和狭义的亲情。不论是兄弟姐妹还是邻里朋友，都应抱着“民胞物与”的心胸去对待。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明“和”既是处友的基本标准，和舟共济，更要分清是非，不同流合污。“天地君亲师”，由此“孝亲”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并构成人际关系的准绳。他们笼罩于传统的中国社会，迷漫于人的意识，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爱情可分为来自民间和受民间作品影响的一系和文人作品的一系，而来自民间的一系表现出更为充分的人性特点。从《诗》开始到乐府民歌，所表现的男女之爱很少受到礼的约束，表现更为热烈执著、更带野性色彩。文人的描写爱情之作表现得较为复杂，有的含蓄了、深化了、带有理想的色彩，如白仁甫的《墙头马上》；有的加进了悲剧色彩，如元稹的《会真记》、白居易的《长恨歌》、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王实甫的《西厢记》、洪升的《长生殿》、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友情一般表现为视朋友如兄弟，交友不因贵贱而阻隔，不以利而以义，守之以信，忠之以言，这是我国思想传统里的一种认识。

与亲情友爱相对应，经典文学有着关心教化的传统。中国文学教化的传统包括“诗言志”传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传统、诸子散文说理传统、汉大赋和政论文讽谏传统等。为此，中国古代历来就要求文艺要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讲究美刺讽谏，歌颂光明正义，批评黑暗腐朽，要求文艺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其实便蕴含有教育倾向，即作家在其文本创作、文学批评家在其理论主张中所体现和提出来的人文知识、劝导生活方式、劝戒人生不良、倡导道德伦理等所形成的具有教育指向和意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包括地理教育、历史教育、人格教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婚姻爱情教育、政治理想教育等方面。[3]这是身为士人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热衷并致力于以文学来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来吐露自己的政治情怀与人文情怀的结果。

与乡国情怀和亲情友爱相联系，经典文学有着强烈的情感特征。抒情传统是我国文学的重要特色，无论是抒情文体还是叙事文体，都有明显的抒情特色。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诗化世界的认知方式，因此在表诉上就常常着重于内心感情的抒发而不是着重与外物的描写。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深远地影响了我国诗歌的发展。对于诗文的评价，文人也总喜欢首先从“性情”或“性灵”来着眼，把有无强烈的抒情的感动，提高为衡量文学的价值、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首要标识，这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说得非常明确。在具体创作中所表现的情感内容和作者的人生观念、生活经验、社会地位密切相联。如梁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是宫体诗，一是边塞诗。如果简单地以传统伦理标准来衡量，很容易把这两种内容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而给以完全不同的评价。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当代文人竭力追求文学的美感与抒情性的结果。因为这两种题材在他们看来，都具有能够引起兴奋和感动的抒情强度，符合于“情灵摇荡”的文学标准，宫体诗人大都也写边塞诗，甚或将两种内容写入一篇之中，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明。经典文学偏重抒情的倾向随着文学的发展不断得到了增强，诗歌从诗经、楚辞（或称“骚体”）开始就是感情热烈的抒情诗，散文至唐代韩、柳竖立起了一道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来异常鲜明的抒情特征。

四、人生感悟

中华民族形成的“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在对待人与自身关系上表现出来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养功夫，有助于保持人身心关系的和谐，在经典文学中就具体而微地集中表现为在人生感悟的过程中对崇德修身和修养践履的执著和颖悟。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认为，人的生命包含着价值因素，是生命价值的载体。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因此，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气节操守为立身之本。王夫之提出：“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就是这种精神的凝聚。孟子万世传颂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文天祥以生命实践了自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树立了气节精神的丰碑。五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具有这样高风亮节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人民鞠躬尽瘁，或刚正不阿冒死请命，或毁家纾难精忠报国，或血战沙场马革裹尸，或临危不惧舍身取义。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崇德重义，追求精神境界，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身修养方面，表现为不断的自我完善，向往理想人格。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谋道不谋食”，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到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大至刚”养“浩然之气”。几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之所以特别崇尚人的精神追求，并不是为了宣扬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特别强调在利与义冲突的情况下，作为与禽兽有别的人，该作怎样的选择。“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是这种“唯义所在”的人生追求，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一幅幅天地正气图，听到了一首首人间正气歌，他们似一股清流荡涤着俗泥污浊，反照出见利忘义者的卑琐。

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司马迁以极度悲愤的心情，申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无限痛苦。真挚之感，切肤之痛，跃然纸上，令人动容。然而其更为感人的地方在于，即便处于此种境况，仍涌动于作者内心的理想之光。“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为了能死得重于泰山，司马迁以超人的毅力，忍辱负重，以“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自勉，最终完成了匡世之作《史记》。司马迁在逆境中仍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人生各种需要中最高的层次，体现出我们的祖辈们在坚韧不拔地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中，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即所谓“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刚健自强的精神，在几千年中华历史长河中，一直激励着正直人士发奋向上。

修养践履是指不仅要有崇高的目标，更要有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知行合一”，切磋实践，时时反省，方能最终造就理想人格。为此，历代圣人贤士都很注重修养践履。孔子认为“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倡导“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孔子的观点中有一点非常伟大，那就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君子风度，令人折服。因此他的学生曾子积极响应自己的老师，提出要“日三省吾身”。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他的著名散文《原毁》一文中探讨社会上为什么有人总喜欢诽谤他人的时候，一针见血地批评了那些“严”于待人，“宽”于待己的小人，同时更高度赞美了修己克己的圣人，显示出鲜明的是非观。仁人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舜和周公都是古代的圣人，君子以他们为榜样修身，必先探求他们所以能成为圣人的原因，然后检查自己，早晚思考，去掉那些不如他们的言行，发展那些与他们相同的品行。以圣人为镜，与圣人同则，这样做是不是过于严格，不切实际？为此韩愈提出圣凡同则的著名根据：“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圣人凡人都是人，圣凡之间本没有鸿沟。圣凡同则既是崇高的修养目标，又是仁人君子修养的途径和方法。“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仁人君子就应该这样严格而全面要求自己，规范自己。那么对于有缺点的人呢？韩愈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另一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这是多么超凡脱俗的境界。回首马援在《诫兄子严敦书》中“吾欲奴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这段话语，又会感到它是多么耐人寻味。

关于自身的修养践履，中国历史上有观点完全相左的两种说法：即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孟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善良的，“人皆有不忍之心”。“仁，义，礼，智……我固有也”；荀子则认为人的天性是恶的，因为人都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然不管性善性恶，孟子和荀子都强调修养践履的重要性。因为“性善”，所以具备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基础；因为“性恶”，所以要“化性起伪”，加强礼法的约束，加强自身的修养。性善性恶理论虽然各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替成贤成圣的修养践履提供理论基础。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人们对于修养践履主体功能的强调。

对于生命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乃至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是对于生命永恒的向往，是珍视生命、热爱生命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对于人生的感悟主题，还表现为对于现实人生的反思，往往交叉着宗教理路，劝善惩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这一点在小说、戏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明代商业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便有了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人生价值观念的小说，“三言”、“二拍”等作品对于好货逐利的肯定、对于金钱的崇拜、对于商业道德的推崇都是那一时代的缩影。

与人生感悟主题相对应，经典文学有着反思历史的传统。每个作家的作品，大多是作家自己的亲身履历事件和某种情感历程的记录。这是由文学的功利性决定的，中国古代还没有专业文学作家，人们或者是把文学当作言志、咏物、抒怀的工具和消遣手段，或者是把它作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工具。从屈原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他的出生、发展、理想、政治遭遇以及他的被流放和思想上的矛盾斗争直至最后的自杀；从李白的作品里可以再现他少年时代如何心高气傲，“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中年时代如何可以政治进取、自信恃才、坚持“天生我材必有用”，以及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惆怅，晚年时如何在超脱和苦闷中度过。杜甫不仅用诗歌记录了他自己的生平大事，而且也记录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战乱和苦难，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与人生感悟主题相对应，经典文学有着思考哲理的传统。天地人心，精理为文，理趣美是经典文学的一种最高境界，是情感美、画幅美和气韵美的大融合、大升华。其表现形态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常理；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这种理趣美的形成，源于作者对世界外物的整体性感悟，对人生意义的普遍性揭示和哲理性思考。而且还与作者借以承载这种思考而展示的景、事、物、场面所呈现出的审美特质密切相关。《周易》居于六经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它对经典文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哲学体系上，如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阴阳互动的建构方式与通变致久的发展观点等均对经典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宋代诗文的哲理性特征尤为明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并借景说理，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王安石的散文游记《游褒禅山记》记褒禅山后洞之游，同时悟治学之道，劝喻人们在学习中必须深入思考，谨慎选取，而不可浅尝辄止，人云亦云。

与人生感悟主题相对应，经典文学有着关注道德的传统。中国文化连恒几千年，辉煌灿烂，博大精深，是一种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尤为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作为其文化主体部分的人文精神，个体修养，不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且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良风美俗。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东方各国。直至今日，到处可以看到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风范在现代生活中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用。而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的经典文学中充满了人伦纲常、道德风范。这些恢弘的篇章，既是文学史上的瑰宝，也是思想道德宝库中的珍贵财富。

倡导具有人文精神的中国经典文学教育，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更有效地体现出中国经典文学的价值。经典文学创作特别强调要表现进步的思想、正义的事业、崇高的理想，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朽、道德的堕落、不良的风尚，要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早在先秦时代的孔子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汉代的司马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愤著书”的思想，后来唐代的韩愈则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主张，要求文学为受封建专制主义迫害的人鸣不平。如明清小说就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大忠大孝、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三国演义》推崇诸葛亮、关羽，就因为他们忠义赤诚，肝胆照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都足以让人们领悟到这种道德文化精神的魅力。

文学作品要做到其美在“言意之表”，是经典文学创作和西方文学创作很不同的民族传统特点。与人生感悟主题相对应，经典文学追求丰厚的审美意蕴、显示强烈的时代意识和表现出深刻独到的人性思考，追求一种丰厚、新颖和深刻的思想内蕴，这种立意意识对适应时代要求、繁荣文学创作、促进经典文学的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此，佛教、道教对作家思想上的影响和创作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佛教鄙视现实、尊重自然、保持自然本性的思想，道教鄙视权贵、愤世嫉俗的思想都对作家起过作用，由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柳宗元、韩愈、白居易、苏东坡这类大家及其作品为证。更有贾岛、寒山、皎然、拾得、贯休、齐已、灵一等著名诗僧以他们的作品给中国经典文学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也正是由于受道家和佛家对言意关系的认识影响，经典文学创作形成了讲究创造象外有象、景外有景，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使作品富有含蓄的韵味和具有文生文外的特点。

与人生感悟主题相对应，经典文学有着尚怪奇而志异的传统。诗歌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和游仙诗为代表，小说则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产生之日起，就或者愿意用小说来发明神鬼之不诬，或者致力于用小说来记述人们的奇异言行，如魏晋时张华作《博物志》，干宝写《搜神记》，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唐代是中国小说的自觉时代，干脆出现了《任氏传》、《柳毅传》、《南柯太守传》等一大批传奇；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更是集志异之大成，长篇小说则有《封神演义》、《西游记》，甚至像《红楼梦》也将神话故事作为小说情节的起因和外在线索。

与经典文学三大人文主题相对应，我国各体文学虽式样各异，但有一点相通，那就是重视意境的创造。对于文学这一美感特征，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了。《论语?雍也》讲“文质彬彬”，虽然原本是就“君子”的人格修养而言，但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重要的文论思想，其含义就是在重视“质”——质朴自然的内容表达方式的同时，也看重“文”——华美有文采的形式。我国古代诸种文体如诗、词、曲、赋、散文、戏曲、小说都因其各具的节奏、旋律、韵调、藻饰、意境、趣味等而表现出独特的审美趋向。萧统《文选序》指出，文学作品就是要成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文学创作就是要“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而他所确立的选文标准就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萧统文论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中“骋辞尚丽”的一端，稍有些过，但却十分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古代文学对于美感效应的特别注视与追求。

五、结语

经典文学是一个跨时漫长、覆盖极广且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现象。从整体上把握经典文学的人文精神、探索经典文学的人文表现，找寻经典文学的某些共性因素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这是经典文学简明化的一种探索，也是论者为传统文化复兴献上的一炷心香，既可对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有所裨益，又可探求其中所蕴涵的与文学发展、文学传播、文学繁荣有关的规律性现象和理论，以期对目前及今后我国文学活动有所启示。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倡导经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固然要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更需要从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吸取养料，这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对时代经验的总结；倡导经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并不是对传统的一种简单回归，历史只能属于历史，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精神，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东西。

当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之际，回首我们的民族走过的五千年漫漫岁月，展望中国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伟大力量，它是推动我们民族发展和复兴的强大驱动力。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过去五千年的岁月中生生不息，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繁衍兴盛，融会众多民族，并且形成和维系了团结统一的趋势，这一大趋势穿越数千年时空历久而弥坚。没有这一强大的驱动力，中华民族不可能在20世纪后期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压力与日俱增，民族的生存和命运又一次面临挑战之际，掀起改革开放大潮，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开辟民族复兴的新纪元。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骨，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会，进一步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是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需要。

当然，经典文学是个很宽阔的研究领域，即便是研究其传承的人文精神和表现，也是一个有深度和广度的课题。本章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先从归类入手，把经典文学的作家和作品纳入到一定的纵横坐标之上，然后进行分析和比较，进而从中挖掘和揭示出一定的规律和理论意义。由于中国经典文学所负载的重任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所不及的，因此，我们要继承“文以载道”的传统，背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注重中国经典文学中的道德精神，倡导具有人文精神的中国经典文学教育，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文精神，充分发挥中国经典文学的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