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交流信息的语言表象。它的产生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古代文献典籍虽屡屡提及所谓“上古结绳而治”，但是，结绳的手段不论如何精巧、高超，也仅能助人记忆，唤起人们对某一事物的回忆而已，却不可能把该事物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而真正可以称之为“文字之母”的，应该是图画。相传庖牺氏画八卦为图画文字之始，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提出“书画同源”的深刻命题。这说明，文字与绘画是同族同源的。先民初造文字，取法于兽蹄鸟迹，而画卦亦然。据《易经·系辞下传》载：“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古人创制文字、画八卦，都是受了鸟兽足迹的启发。狩猎曾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一个技术高超的猎手，在寻找猎物时，要凭借鸟兽的足爪印迹引路，这些足爪印痕在猎人的心目中，实际上便起到了某种信息符号的作用。于是人们便逐渐联想到把这些鸟兽的足爪印痕描摹下来，作为记事的符号。上至日月星辰，风云雨雪，下至草木牛羊，花鸟鱼虫，都可以用描摹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后来，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先民们发现，要想使传达的信息具体、简洁、准确，就必须把原来的图画尽量简化、规范、统一，并用经过简化、规范、统一的符号来代指语言中的词汇。当人类领悟到这一点之后，文字便开始从绘画母体中逐渐地分离出来，独立地为人类的交际服务了。
一、先齐文字
人类原始时期，虽然还没有文字，但在远古时代却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利用图画以表达思想或记载事实的方法，这就是图画文字。图画文字曾在许多部落氏族中发展了起来。先齐东夷族就是一个经历过图画文字发展阶段的氏族。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滕县北辛文化遗址发现了陶器的底部和腹部都有一组刻画的符号，是在烧陶之前就刻画上去的（1）。这种刻画在陶器上的符号，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图画文字，其年代距今已有4800多年。先前，人们一直将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当作中国文字的“祖先”，这种文字的历史约3000多年。人们先后又从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许多刻画符号，不仅其数量增多了，而且符号的象形意义也逐渐明晰了。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人们先后又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及大朱村、山东诸城前寨等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上，连续发现了图画文字。因为这种图画文字是刻画在陶器上，故简称为“陶文”。人们仅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就发现十馀个不同形体的陶文。这些陶文只勾勒边缘，中间空虚，没有明显的笔画走向，写实性较强，其符号性还很弱，确有明显的原始性。有的刻画在大口陶尊“表面极显著的位置，形体接近商代的青铜器铭文，多数古文字学者认为是文字”（2）。“说它就是正式的文字的产生，理由并不十分充分。但是，如果认为它与文字毫无关系，恐也难以令人信服。目前的基本趋势是，承认上述陶文确是图像文字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文字与后来的甲骨文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事实”（3）。人们知道，殷商甲骨文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成系统的文字，但它却决不是最早的文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又在山东邹平县苑城龙山文化遗址，发现陶文12字；在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发现陶文11字。其年代比殷商甲骨文要早八、九百年（4）。经国内30多位考古学家、古文字家鉴定，绝大多数专家对丁公陶文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文字（5）。
从丁公陶文的整体章法布局看，竖排五行十一个字，右起第一行为三个字，其馀四行，每行均为二字。整体布局基本上是匀称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刻写排列有序，行距的间隔也有定规，并非信手捻来。从右至左，自上而下，与后世的书写款式相合，有的专家认为，这是一则记事文辞，是颇有道理的。从每个字的形体结构看，除了右二竖行上第一个字，具有明显的动物形状之外，其余均不能确定。由此可以确信，丁公陶文并非图画。仔细分析字形，除右二行上第一、二两个字是独体字外，其馀大多是合体的。有的是左右结构的，例如右起第一行第三个字，与右起第五行第二个字。也有的是上下结构的，例如右起第四行第二个字。还有的是由三个单体合成的，例如右起第四行第一个字，等等。再从刻写的特点看，独体字的刻写，运行流畅，一笔到底，例如右起第五行第一个字。右起第一行第一、二两个字，虽还不好确定其是独体还是合体，但可以看出刻写者的手法娴熟，行笔果断，神气贯通。再如右起第四行第二个字，为上下结构，虽不见连笔，但上部的收笔与下部的起笔之间，相互承接得紧凑自然。还有右起第四行第一个字，笔画繁多，李学勤先生认为共九笔，也有的学者认为“似应为十笔：左部二笔，中间四笔，右也为四笔”（6）。
由此可见，丁公陶文的结构布局排列有序，开后世汉字书写款式之先河。其形体结构，层次分明，是完全符合文字结构的体式和规律的（7）。
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桓台县田庄镇史家岳石文化遗址上发现的甲骨文，考古学家认为，它比殷商甲骨文要早三百多年（8）。考古发掘的大量资料证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有了最原始的文字——图画文字，“其中有的与甲骨文颇相似”，“与我国后来正式文字的产生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没有疑问的”（9）。
龙山文化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的伟大变革时代。山东邹平丁公陶文的发现，或可证明孔子所说“大哉，尧之为君……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10）的载录是有根据的。这对于研究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对研究中国文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齐鲁文字
春秋战国时期，以齐国为中心的鲁、邾、莒、杞、滕、薛、纪等诸侯国的铭器文字，逐渐发展演变，以齐国文字为盛，形成了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东方文字体系，被人们称之为“齐系文字”（11）。自春秋中期以后，列国文字开始发生了变异，其共同点为书体高长，笔画变为直线，与西周之曲线笔画异趣。齐陈曼簠之严整、劲直峭拔，堪称齐系文字之杰作。其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都日渐失去了西周文字的特点，这从齐、鲁出土的文物古器上的文字可以看出。鲁国文字的书体形式，最初与周王室古器上的文字相同，行笔较短而敦厚，风格凝重而端严，而到后来，转为行笔颀长而纤劲，风格清新秀丽，这正与齐器上的文字体式是非常相似的（12）。
“齐系文字”，劲直峭拔，其名目繁多，主要有齐系陶文、金文、简牍文三类。
齐系陶文
陶器可能是人类书写文字的最原始的物质材料。中国文字的祖先应是陶文，因它比甲骨文要早近两千年。中国考古专家经过多年研究认定，大约在5000年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文字。这一发现，将中华民族发明文字的历史推前了大约2000年。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先齐东夷人早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就已经载有陶文了。
今传世之陶文，多为春秋战国时期齐、燕遗物，而齐国陶文又最为发达。山东黄县归城出土的“賹”字陶文，是东周时典型的齐国文字，而且出现的频率很高，但仅见于陶器钤文。山东潍县治浑街九龙山遗址，出土了战国时代带有戳印陶文的器物。此类陶器器形并带有印文者，在山东聊城东阿故城及菏泽的郜国故城也都多有发现。在济南东的平陵城一带也出土了与临淄的陶器内容形式完全相同的陶文，且数量较多，尤为重要。在山东滕县故城文公台附近出土的陶文，是钤印在一件陶量器上的，考古报告认为，是“陈譍立事岁□”六字（13）。经察拓本，与齐陶文同类内容比较，其全文似应为“陈譍立事岁亳釜”。此外，据天津静海一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文物资料看，这里也出土了成批的齐国按印文字的陶器和铭文兵器。无论是其形制特点，还是种类组合，均明显地表现出浓郁的齐文化色彩，研究者认为，这一地区在战国时曾属于齐国所辖（14）。
齐国陶文一般为玺印按制者居多，也有刻画者，其字形大多体势宽博、恣肆狂放，具有边框，多为阴文，与齐玺印文相似，可作互证。齐陶文印面大量的呈正方形、长方形，而少量为圆形、三角形及不规则的印面。陶文为制陶者印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因此“物勒工名”，便成为齐陶文的最基本的格式。陶文辞例有的很简单，仅书姓名，例如“陈（讠旱）”、“王（疒丑）”（15）等；有的则较复杂，冠以籍里，例如“西酷里陈何”等（16）。齐国陶文辞例依其属性，则有官营、私营之别；按其应用范围，则或明示诏令，或“物勒工名，以考其诚”。例如，官营陶文辞例有：王卒某鄙某邑里人某，如：“王卒左鄙城阳邑平丘里人曰得”；王卒某 （簋）某邑某里某，如：“王卒左 （簋）昌阳邑莒里□”（17）；某立事岁某里 （簋）亳某，如“王孙陈棱立事岁左里 （簋）亳区”（18）；某（省、鄙）某邑某里 （簋）亳某，如：“昌齐（鄙）陈固南左里 （簋）亳区”（19）；王 （簋）某里某，如：“王 （簋）莒里得”（20）。私营陶文辞例有：某鄙某邑某里某：“绍綤（糹邵）鄙蒦阳邑南里口”（21）；某鄙某里某，如：“綤鄙大陶里郑”、“綤鄙大陶里犬”、“左南郭鄙辛罟里賹”（22）；某邑某里某，如：“蒦阳邑南里□”；某邑某里陶者某，如：“蒦阳南陶者心”（23）；某邑某里人某，如：“蒦阳邑南里人郑”（24），等等。
齐国陶文还有很多为量器上的文字，旨在标示该器是由国家统一监制、合法流通的，并且标录出监制者的姓名。有的还标出纪年及各级官职，比一般陶器上的陶文显得复杂。这种“立事”纪年的形式，在当时是记得很清楚的。所谓“陶者”，即指陶工。如《庄子·马蹄》载：“陶者曰：我善为埴。”齐玺有“齐陶正（马页）”（25）。“齐陶正”，即齐国管理陶者的官吏。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有“昔虞阏父为周陶正”可证。
由于是量器上的文字，因此若干陶文还缀以量器的计量单位，诸如：“豆”、“区”、“釜”等。例如：“訚之陈赍参立事岁左里 （簋）亳豆”、“昌櫅陈□南左里 （簋）亳区”、“陈□立事岁安邑亳釜”（26），等等。2002年，山东新泰出土的齐国官器量陶文，其印面大而字多，极为罕见，对研究齐国的地理、历史、仓廪和量器制度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清末至今的百余年间，累计发现的齐国量器陶文不过数十件，而在山东新泰出土的大批刻有齐国陶文的陶具中，一次就发现了数百件，从大量陶片中拣选出陶文近300片，铭文完整和比较完整的有百余片，实属罕见。
齐国陶文中还有陶玺文。“玺”亦作“土尔”形，从土，取印于泥土之义。《淮南子·齐俗训》曰：“物乃可正，若玺之抑（印）埴”，可为其确证。齐陶玺印面均很大，多呈长方形，其文字也比较多，与金玺、玉玺不同。今见于《古玺汇编》的有：“陈□立事岁安邑亳釜”、“陈榑三立事岁右廪釜”、“陈□（得）三奠阳”，等等。
齐国陶文所涉及的地名也很多，其中确属齐地、鲁地，见于《季木藏陶》的有“蒦（画）（□易）（阳）”（临淄）、“不箕阝（其）”（即墨）、“平陵”（汶上），等等。
齐国陶文的异体字很多，例如“陈”字，当时就有四种字形，这反映出齐国当时处在社会下层的陶艺手工业者所使用的文字，具有较大的分散性、随意性。
此外，瓦当是以陶土为质料的，因此瓦当文字也应当属于陶文。齐瓦当文字反映了齐人的理想与追求。其内容涉及宫廷、苑林、官署、宅居、祠堂、墓地、纪事、吉语等多类，其文字，少则一二字，多则十几字。如今人们只能见到齐地汉瓦当文字，常见的多为圆形瓦当，半圆瓦当。圆瓦当文辞有“万岁未央”、“延年益寿”、“千秋万岁”、“万岁万岁”、“千秋万岁安乐无极”之类的颂辞吉语。半圆形瓦当上常见的文字有“大赍”、“天赍”、“天齐”、“千秋”、“富贵”、“延年”、“千万”、“未央”、“亿年长富”、“汉道光明”等吉祥如意之语。
齐瓦当文字的形体，以隶书为主，兼及小篆，其结构形式，有二字左右分置式，也有四字等分式布局，或结字大小不一，显得洒脱自然，或体势舒展挥洒，笔体刚柔相济。文字的线条在疏密、曲直、刚柔等方面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或遒劲峭拔，或流美酣畅，既有表意性，也有装饰性，浑然天成，叹为观止。字形结构严谨，疏密有致，不仅为表意的象征符号，而且也应视为书法艺术品，这是研究齐文字及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
注释：
（1）《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2）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页。
（3）、（9）逄振镐《东夷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373页。
（4）马良民等《山东邹平县苑城村出土陶文考释》，《文物》1994年第4期，第86－88页。
（5）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第298—299页。
（6）王宏理《丁公陶文之初步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7）《齐文化通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323页。
（8）《中国文物报》，1997年5月8日。
（10）《论语·泰伯》。
（12）李福顺等《中国春秋战国艺术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3页。
（13）《考古》1990年第一期。
（14）《考古》1995第1、2期。
（15）、（17）、（22）周进《季木藏陶》1943年版。
（24）《文物》1988年第2期。
（25）李学勤《战国题名概述》，《文物》1957年第7－9期。
（11）、（16）、（18）、（19）、（20）、（21）、（23）、 （26）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8、85、87、88页。
2004．8．30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