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红楼梦》“公案”的一桩调查

作者：赵磊
在这个世界上，最接近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红楼梦》是哪个版本？这个问题一定会引起“红学”爱好者的争论。但实际上，答案是唯一的——周汝昌和其兄周祜昌合作的审校本。没听说过？是的，这也是我们关注这起版权“公案”的渊源所在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版本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有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戚序本、列藏本等在内的11个古本，但这些都不是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石头记》的。被誉为“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的周汝昌先生曾和兄长周祜昌一起将这11个古本逐字逐句审校，力求还原《石头记》真本。兄弟二人费56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书后来也出版了，但市场反应平平。

作家刘心武是周汝昌的忘年交，他因在央视《百家讲坛》揭秘红楼梦，而成为时下研究红学最红的人。见此状况，他决定帮此书作宣传推广。就此，一段新红楼“公案”开始上演。

五十六年一愿酬

1948年夏天，当时还在燕京大学的周汝昌，走访胡适先生并借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珍贵典籍。就在这年暑假期间，他与家兄周祜昌费两月时光，抄了一部副本，其后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有正书局的《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

这三部抄本是当时仅为世知的佳本。而《程乙本》则是胡适提倡，由亚东图书馆排印的，解放后也曾流传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胡适听了他的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回信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20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如胡适所言，这个工程实在是太繁重了。但问题不仅仅是繁重，后来兄弟二人56年的经历，也非局外人所能想象，那真是“为芹辛苦，磨难千端，灾秧百态”。

他们的书后来之所以取名为《石头记会真》，一来这是个80回本，服从原作者的定名——《石头记》，以示有别于120回假“全本”《红楼梦》；二来“会真”是会集已然发现的十多部旧抄本而进行大汇校，并在大汇校的基础上试行“写定”一部较近曹雪芹真文字真意旨的《石头记》。
“会真”自然包括存真去伪。这是说，他们在种种异文中发现或有或无的字句，而那字句的风格笔致不类雪芹的，就成为“去疑”的触目点。他们将它用特定符号标出，以示可疑，恐怕有出于他人后笔增入的可能。

在十分复杂的异文情况下而抉择取舍，如何掌握一个“原则”也是令兄弟二人大伤脑筋的事情。常见的作法是“择善而从”。这听起来再好不过了，可实际上怎么才算“善”，就人各异见了。人们习以为“善”，奇一点儿，僻一些儿，即认为“不善”。于是校订的结果常常是将曹雪芹原笔的特色奇文，一一弄成了“千篇一律”的俗字俗句，不许这位大文豪有任何自己的特色。最终周汝昌兄弟决定舍弃“择善而从”的原则，力求还原曹雪芹的本来文字。

当然他们也有担心：把字定得冷僻奇异一些，能被“接受”吗？举例而言：他们认为第五回凤姐的“曲文”不是“意悬悬”，应是“意憗憗”。憗憗有执着、坚持、锲而不舍之意，与“悬悬”（担心，提心吊胆……）大异其趣。又如，探春是“千里东风一舰遥”，不是“……一梦遥”；宝玉隔花窥见龄官画蔷，时当暑热，是“扇云可以致雨”不是“片云……”因为扇是动词，在此念ｓｈāｎ，阴平，若作“片云”，即是常言俗语，大大“一般化”起来，把雪芹的造字铸词的本色，全然“消灭”了。

实施如此繁复的工程，两个“书呆子”竟一直力作到古稀之年。周汝昌后来眼睛不太好，只能听女儿周伦玲逐字逐句读每个版本，再由他定夺文字，并交待学术见解、定字理由，以“按语”的形式一一写明。周祜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甚至没有工作桌椅，都是趴在一个小凳子上做这种繁重至极的大汇校的。就在他每日力作苦耘之时，有一邻居“告密”，说他与胡适有“海外关系”，闭门在写“反书”。于是有一伙人就借题兴事，将其当作一件特大政治案件行动起来，几个部门联合行动，声势惊人，抄了三次家，书籍手稿，一切资料片纸无存。2001年印成的十卷本《石头记会真》，是在变故之后，落实政策允许著作之下，兄弟二人重新开始，白手创业而成的。

版权之争

这个10卷500万字的大手笔最后却遇到了出版的难题，兄弟二人多年碰壁，无人肯顾。最后得到二三位仁人君子之助，由河南省的海燕出版社花5年光阴编辑与审校，印了4000册。为了让非专业人士也能读到这本最接近作者原本的著作，这家以出版少年儿童书籍为主的出版社又推出了一个简本，将周汝昌兄弟“会真”的过程去掉，只取最后确定的文字，书名叫《八十回石头记上下周汝昌精校本》。

据刘心武向本报记者介绍，书虽然还是出了，但由于那家出版社的宣传发行力量薄弱，市场一直对周汝昌这本书反映平淡，甚至至今许多人还不知道“中国红学第一人”曾花大力气做过这样一件有益的事情，“更主要的，是许多‘红学’爱好者少了一个阅读的新视角。”

刘心武还说，在海燕出版社之前，1985年这本20万字的简装本曾以《石头记鉴真》为名，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但市场上也少有人知。

得知近年来，周汝昌常常因为自己的心血无法让更多读者见到而心生忧郁，刘心武心中大为不忍。加之本身确实也对这项工作兴趣甚浓，他便提出愿写一本读此书的心得，并对后八十回进行探佚。他计划将自己的书和周汝昌的简本《红楼梦》一起推出，并换一家大的出版社，以加强宣传发行工作。“其实，我也是想在老人生前还他的夙愿。”

周汝昌听了刘心武的计划，也很高兴，毕竟刘在《百家讲坛》的演讲稿整理出书后，短期内就卖掉了60万册，有他帮忙，是件大好事。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2004年周就和海燕出版社签下了8年版约，也就是说，按照正常的途径，周汝昌要想和刘心武就此事进行合作，至少也得等到6年后。

周汝昌已年过九旬，如今又卧倒病榻，对他而言，6年的光阴是如此漫长。“周先生便向原先那家小出版社许以重诺，愿意将前后两次出版所有的版税都拱手相送，并允许该社同时加印该书，只求他们让出部分版权。”刘心武说，但是这家出版社听说他将加入到这项出版工程中，又耳闻《揭秘红楼》销量很不错，居然一心认为新版《红楼梦》将要大红大紫，所以死活不答应周先生的请求。他们还声称，周汝昌如果换社，除非第三方出版社愿意与他们签订一款大笔让利的合同，否则就是侵权。
就此事件，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张洪波认为，“从法律条文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棘手的，因为版权协议实打实地签了8年。但是，在我们没有看到协议细则的情况下，很难帮周先生想办法。毕竟出版社两年多来，疏于宣传、发行不勤，并没有切实保障著作权人的利益所在。何况，法律条文虽然是死的，但法律精神却是活的。我国的《著作权法》开宗明义，其宗旨是为了保护文化资源不致流失，而不是为了保护某些出版机构霸占和浪费我国的文化资源。”
本报记者曾联系到海燕出版社总编王刚，他也承认如果换个大的出版社，周汝昌的著作有可能会卖得好一些，但他同时表示，出版社会就此事在稍后发一份声明，目前不便过多评论。记者转而致电周汝昌家，保姆说周家的人都不在家。

皆大欢喜

但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8月21日，刘心武告诉本报记者，海燕出版社已经给周家发了一份快件，表示同意向第三方出版社转让版权。

一位不愿具名的作家就此向本报记者表示：“相信海燕出版社也是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毕竟刘心武的名气比较大。万一事情闹大了，海燕出版社是合法不合理。现在有这样能赚钱又有名声的好事，他们也没必要抓着版权不放了。”这位作家还认为，周汝昌耗费心血写的书没卖好，也不能全怪海燕出版社，“他们是专门出青少年书籍的，不对路，做宣传发行工作时会有许多不便之处。何况现在图书市场上并不是什么书都能卖得好，就是刘心武的书也不是每本都好卖。”

“实际上，遭遇这类版权问题的名家在中国远远不止周老先生一人。我听过多位老作家由于缺乏法律意识，而导致自己的作品销声匿迹的事情。所以我现在一般和出版社最多签5年，而且还加上一些每年加印数目之类的附带条件。”刘心武说，“这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我的心情很好，明天就将开始着手新书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