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史”一词由来考

作者：邸永君
汉语中“历史”一词，学术界多认为乃清末由日语引进而不见于中国古籍。其原因是古人著文力求洗炼简洁，能用单字表述者，则尽量不用双字，故而我中华古籍中名词以单字为多，古代汉语中亦鲜见“历史”一词之身影。大型权威工具书《辞源》中亦不见“历史”之辞条，其“舶来品”身份似成定论。其实不然，就笔者掌握的史料，“历史”一词于中国古籍出现不止于一处，且含义与当今该词汇十分接近甚至等同。

中国古籍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且种类繁多，名目丰富。尤其是先秦时期，史书之名多不用“史”字冠之。据传在先夏时期中国就有四部非常著名的史籍，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之语：“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由此可见，早在2500年前，楚国左史倚相即已能通上古名著而闻名于朝，所憾者乃是《左传》对上述四部上古名著之内容与形式未予说明。据称是由孔子所撰《尚书序》中有云：“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考虑到广义之“史”乃 人类一切活动之记录，由此而论，“坟”、“典”、“索”、“丘”可被看作中国最早史书之名。

其后，记事之史一般被称之为“志”，如《夏志》、《商志》、《周志》等等，即中国上古三代之史是也；春秋时，孔子作《春秋》，乃古来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影响深远，其后遂有《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吴越春秋》等效颦之作，“春秋”亦成史书之名；至汉代时，司马迁撰《史记》，班固撰《汉书》，则记、书皆可为史书冠名；后又有称史书为历者，如《吴历》、《晋历》等。在一段时间内，记、书、志等数名曾可并用，如前四史就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而正史中除《史记》外，以“史”为名者，则始于隋唐之际成书的《南史》、《北史》。

将历和史合为一词而曰“历史”，始见于《三国志》之《吴书》，中有“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之句；《南齐书》之《武十七王传》中，亦有“二主议加于盛世，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之语。但较之于“史”字之随处可见，“历史”一词则属凤毛麟角，难觅其踪迹于典籍之中。

至明代万历时，袁了凡作《历史纲鉴补》，将“历史”一词用于书名，影响较大。约在明代末年，日人得之后如获至宝，携至东瀛。后日本学界翻刻该书，流传遂广。至日本更新学制，教育机构选用“历史”一词作为科目名称，其名始大盛。清末民初，我国学界先驱于学术名类方面多受日人影响，如皮锡瑞、章炳麟、夏曾佑诸史学前辈著书立论、传布新知，凡涉及史学时多喜用“历史”一词，国人受其熏陶，“历史”一词遂耳熟能详。其实“历史”即“历代之史”，与“史”字之泛指于含义上完全可以等同并用；而“史学”与“历史学”相较，后者除多耗用一字之笔墨而显得臃肿罗嗦之外，实难区别其所指。

由此可见，历史一词绝非舶来，而是“出口转内销”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