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子昂的《感遇》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首《登幽州台歌》慷慨深沉如云海，绝唱千古，传诵神州。它出自唐初诗坛杰出的革新者、诗人陈子昂之手。陈子昂的38首《感遇》诗，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遇》诗，乃陈子昂感奋之作，虽各首风格相近，类似组诗，但从其思想内容看，绝非一时之作，也非为一事而作。这38首诗的内容主要抒写诗人平生遭际及因之触发的感想，“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①。这里，试论陈子昂《感遇》诗之产生因由、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其成败得失。

一

陈子昂《感遇》诗，乃时代之产物。

陈子昂处于武则天当权在位的时代。武则天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女皇，执政期间固然有选贤用才、巩固贞观时期之成就——统一与强盛国势等功绩，但也有使用酷吏、施行暴虐政治、搜括民脂民膏、沉湎纸醉金迷生活、不修边陲战备致使突厥屡次侵扰、庶民遭殃的过失。据卢藏用《陈氏别传》与宋祁《新唐书·陈子昂传》等史料记载，陈子昂生活在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里，起初他的才能为武后所赏识，参与朝政，对此，他是怀着感激心情的；后来因政见与武后相悖，不愿明哲保身，多次上书直言劝谏而被疏远，免去官职，身陷冤狱。政治上的挫折，宦途的灾祸，使陈子昂对武氏政权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改变了他对人生的态度，即对时势由希望变为失望，对武后由有好感变为不满。身心受摧残凌辱，这使他终于发誓归隐山田，永不出仕。他痛苦而坚决地唱出：“誓息兰台策，将从桂树游。因书谢亲爱，千岁觅蓬丘”（《入峭峡安居……》）这样的心曲！他的一生终极，竟惨死于武氏爪牙之手。

我们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的反映。陈子昂所处的时代，酿成了他一腔壮志无法酬、满腹经纶无处施（最终负屈含冤而死）的悲剧，为诗人的诗创作提供了素材，促使他的《感遇》诗应运而生。

二

陈子昂《感遇》诗，体现了其文学观。

初唐前期，诗坛盛行齐梁绮丽柔靡的诗风；后期，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不遗余力地摆脱齐梁形式主义诗风的影响，虽有成效，却未能完全冲破那牢固的藩篱。陈子昂扛起了革新的大旗，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书》里明确地提出了他的文学观：提倡“汉魏风骨”，强调“兴寄”，反对一味追求形式与技巧、不重视反映现实生活的齐梁诗风。他写《感遇》诗，便是用来体现自己这种文学主张的。

这些《感遇》诗风格质朴雄健，与阮籍采用曲笔揭露时弊、厌恶现实、流露忧谗畏讥与遁世思想情绪的《咏怀》诗相类似，但只要细加比较研究，则正如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二所言：“《感遇》数　诗，其韵度虽与阮籍《咏怀》稍相近，身分铢两，实远过之。”这些《感遇》诗确远胜过《咏怀》，尤其是在其笔锋敢于揭露朝政与社会弊病的程度上，在体恤民生疾苦敢于为民代言方面，即在反映现实生活真实性与人民性方面大大超过了阮籍诗的内容。下面，我们试论《感遇》诗是怎样正视反映社会现实、大胆讽喻朝政的。
“赤精既迷汉，子年何救秦”（第九首），用夏贺良的谶文不能挽救西汉的倾覆，王嘉的谶记不能挽救前秦灭亡两个典故，揭露了武则天等人提倡的谶讳之学的欺骗性。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第十九首）主要采用夸饰、反诘法，斥责了武氏劳民伤财，不惜大规模地雕制佛像，建造佛寺，借此愚弄黎民百姓的所作所为。
“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第二十六首）借寻欢作乐、荒淫无度的周穆王，大胆揭露了武氏统治集团的放荡生活。

“岂兹越乡感，忆昔楚襄王。朝云无处所，荆国亦沦亡”（第二十七首）与“昔日章华宴，荆王乐荒淫……雄图今何在？黄雀空哀吟”（第二十八首），均借楚襄王骄奢淫逸，不图国事，致使权丧国亡的史实，讽喻当时的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莫迷于声色而误国。

“瑶台有青鸟，远食玉山禾。昆仑见玄凤，岂复虞云罗？”（第二十五首）诗人于向往瑶台青鸟、昆仑玄凤之中影射动荡飘摇、令人生畏的时局。这与用萧条肃杀的秋景象征乱世的第二十二首《微霜知岁晏》殊途同归。

在第十六首《圣人去已久》里，诗人慨叹以天下为公的圣人早已逝去，识用贤士的燕昭王和功成隐退的鲁仲连也无影无踪，不复再见了，曲折而深刻地批判了武则天暴戾恣睢、奸佞得势、酷吏逞凶、世人争权夺利的社会丑恶现实。

第三首《苍苍丁零塞》、二十九首《丁亥岁云暮》、三十四首《朔风吹海树》、三十五首《本为贵公子》、三十七首《朝入云中郡》这些诗，开边塞诗之先河。其内容，或描绘边塞之荒凉，或极言征途之艰险，或慨叹“塞垣无名将”，均有力地控诉了武氏政权一方面穷兵黩武，另一方面不去建设边防，致使突厥敢于猖狂入侵，人民百姓惨遭杀戮的罪行。

从以上剖析可以证实，《感遇》诗是从政治、思想、军事诸方面，采用直接反映与间接反映相结合的方法剖露社会现实、讽喻朝政的。

三

陈子昂《感遇》诗，是诗人心灵的声响。

“诗言志”，“言为心声”，诗是以抒发诗人的感情为主要特征，用诗人的真诚的心声打动读者心灵的。陈子昂的《感遇》就是这样的诗。诗里，抒写诗人爱国情愫，体恤民生疾苦，表现诗人的德行，也流露出其求仙、好道的消极思想。

抒写爱国情愫的：“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第三十四首），借古讽今，以“幽燕客”报国赤心的自叙，表达了诗人抗御外敌、以身报国的决心；“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第三十五首），诗人有感于时事，借诗毫直抒胸臆，在纸上鲜明画出其慷慨报国的情态。戴复古写的“飘零忧国杜陵老，感寓伤时陈子昂”②，可谓深知陈子昂《感遇》诗的奥妙。

体恤民生疾苦，这突出反映在几首边塞诗中。“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第三首），“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第二十九首），“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第三十七首），均描绘了边塞惨不忍睹的景象——战士惨死于沙场，孤儿寡老无人过问，百姓流离失所，死伤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野草……这些一字一泪的诗行，渗透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感情沉郁顿挫，凄恻动人。这些诗与那些揭露统治者尽情享受、不修边备，塞上将领无能、玩忽戎机的诗行相映衬，增强了《感遇》诗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表现诗人自我德行的：“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第二首），诗人自比幽香的兰草，表明他那高洁的美德；“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第十一首），以鄙视浮华、养晦待时的才高品正的鬼谷子自况，表现诗人的情操；“灌园何其鄙，皎皎于陵中”（第十八首），诗人于讴歌春秋时不趋炎附势的齐人陈仲子中，表明自己光明磊落、洁身自好的心迹；“深居观群动，徘然争朵颐。谗说相啖食，利害纷”（第十首），表面上，诗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勾画出了为牟取名利尔虞我诈、极尽诬陷之能事的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实际上，它起了反衬作用，衬出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洁白秉性。

表露诗人求仙、好道思想的：“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第五首），于用典中反映好道出世思想；“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第六首），直言求仙好道之心。

四

陈子昂的《感遇》诗，在艺术上也有其特点。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二指出：“子昂《感遇》诸诗，有似丹书者，有似《易》注者，有似《咏史》者，有似读《山海经》者，奇奥变化，莫可端倪，真又是一天地矣。”此评论未必完全切合《感遇》诗，但用来说明陈子昂诗内容博大丰富、思想矛盾复杂还是颇为贴切的，用来说明其艺术上善用比兴之法、多用典故的特点也未尝不可。在诗里，诗人以幽香的兰草、杜若，比喻品性高洁的自身；以湘水清源，比喻纯真的情操；以昆仑瑶树，神话中的青鸟、玄凤，比喻美好的所在；以秋风怒号，比拟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宁；以大海震荡，比拟天下动乱；以明月圆满的短暂，比拟达官贵人显赫声势之不可久长。这些贴切自然的比喻，增强了诗的形象性、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在诗里，诗人运用了大量的典故，借古讽今。那具有爱国精神的“幽燕客”，以天下为公的“圣人”，尊贤礼士的明君——燕昭王、汉高祖，骄奢淫逸、亡国误民的昏君——周穆王、楚襄王，功成身退的贤臣——范蠡、鲁仲连，隐居山林不出的高士——鬼谷子、陈仲子、许由，儒家的鼻祖仲尼，道家创始人老聃，诗人将这些人都一一请到诗中，“为我所用”，恰到好处地揭露、抨击了当时朝政的种种弊端，突出地刻画了慷慨报国、耿直敢谏、嫉恶如仇的诗人的自我形象。

五

评论陈子昂的《感遇》诗，古代不乏其人。
朱熹在《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四中说：陈子昂《感遇》诗，“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及”。

方回《瀛奎律髓》卷一称陈子昂《感遇》诗为“古体之祖”。
叶燮《原诗》卷一《内篇》则言陈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之八《文学·诗文别集》也谓《感遇》诗“章法杂糅，词烦意复，尤多拙率之病”。

各家对陈子昂的《感遇》诗有褒有贬，莫衷一是，我们应怎样看待呢？

我们认为，《感遇》诗，内容博大丰富，思想矛盾复杂，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可一概否定，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看待它。如对《圣人秘元命》、《圣人不利己》、《荒哉穆天子》、《昔日章华宴》及边塞诗等篇章揭露时弊，讽喻朝政，甚至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武则天的那些内容，以及反映爱国忧民思想的诗行，均应予以肯定。在那等级制度森严，民族、阶级矛盾尖锐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庶族地主后裔的陈子昂，敢于在诗里“犯上”，能够体恤民生疾苦（尽管反映不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陈子昂写过《洛城观应制》、《奉和皇帝丘礼抚事述怀应制》等向武则天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但这类诗在《感遇》中找不到一首，这也是我们要基本肯定《感遇》诗的一个原因。当然，对在《市人矜巧智》、《吾观龙变化》等篇里反映出来的求仙、好道的消极思想，则应持批判态度。而值得注意的，《感遇》诗中也有怀疑天命、不信神仙、斥仙道为骗术——求仙好道思想矛盾的内容，如“临岐泣世道，天命良悠悠”（第十四首），“金鼎合神丹，世人将见欺，飞飞骑羊子，胡乃在峨眉”（第三十三首）等。其实，这种情形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并不罕见。不少诗人在仕途不得志时，除借酒浇愁外，往往喜欢借助于宗教（主要是佛与道）的“麻醉剂、鸦片烟”（马克思语）来麻醉自己的神经，以求消除烦闷，解脱痛苦，而一旦发现此法效果不大，则又持怀疑态度。这些矛盾思想常常在他们的诗中显露出来，早于陈子昂400多年的曹植便是如此。

陈子昂有政治抱负与不凡才能，希望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积极入世，但他的性格强毅鲠直，遇上刚愎自用的武则天，多次直谏，终于饱尝免职入狱之苦，在此境遇中写了求仙好道诗，想以此求得精神解脱，然而佛与道无法消除他在冷酷严峻现实生活中的愁苦，因此对天命、佛道表示怀疑。《感遇》诗中表现出来的求仙好道与斥责仙道这一矛盾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他坎坷不平生活之路的真实写照。

《感遇》诗在艺术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比兴的传统，具有“汉魏风骨”，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正如叶燮与李慈铭所批评的那样，《感遇》诗由于过分强调汉魏风骨、复古，在艺术形式上缺少创新精神，也因用几首诗表现同一思想内容，往往给人以诗意重复之感，这是不可取的。

尽管《感遇》诗在思想上与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它毕竟以丰富的内容，质朴雄健的诗风，一扫齐梁宫体诗的脂粉气，给初唐诗坛带来蓬勃生机。不仅如此，它还直接影响后世诗人的创作。张九龄的《感遇》诗、李白的《古风》，显然是受其影响而作的。古人谈及张九龄的《感遇》诗或李白的《古风》，常与陈子昂的《感遇》诗相提并论，朱熹就直言不讳：“太白五十篇《古风》是学陈子昂《感遇》诗，其间多有全用他句处”③。

张九龄的《兰叶春葳蕤》以春兰自况，表现自己的高尚情操，与陈子昂的《兰若生春夏》几乎同出一辙了。从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出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吗？

注释：
①明·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②《论诗十绝》之六，《石屏诗集》卷七。

③《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朱子诸子语类》本，第799—8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