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齐鲁诸子散文的美学价值与审美观
齐鲁诸子散文的美学价值与审美观，主要体现在《论语》、《孟子》、《墨子》、《荀子》、《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元典之中。其文学总体特征为：儒、墨显学，关注人生的创作态度；重个性、重情感的审美倾向；以形见理的表述方式；寓言文学形式的广泛运用；具有独特的形象系列；说理散文逐渐成型；崇散贵真的抒情性散文开始酝酿发展。
《论语》、《墨子》反映先秦时期齐鲁诸子散文论述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孟子》是文学走向解放的第一步，文学色彩显著加重了；《荀子》、荀赋和佹诗，具有形成文学形式的划时代意义。
齐鲁诸子散文审美特征及发展概言之，《论语》、《墨子》为关注审美的开创起步阶段，《孟子》（《庄子》）进一步发展为审美具有了浪漫化的倾向，《荀子》（《韩非子》）则为精美化的审美发展趋势。
《论语》以言近旨深的语言、亲切可感的人物个性、情趣盎然的场景描写，为语录体散文的首创。从说理散文的发展审视，《论语》开创了说理的逻辑性和语言艺术。其语序变化灵活的语法、雕塑美的修辞运用、形神兼备的成语和格言，都充分体现了高超娴熟的语言艺术和审美价值。
孔子的主要美学观是“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兴、观、群、怨”的审美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审美教育。
孔子很注意美育陶冶，提出君子要追求“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1）。“善”指内容，就艺术实质而言；“美”指声音，就艺术形式而言。他还提出君子应“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意谓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朴实和文采，内容和形式，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之审美修养。
孔子特别注意语言的审美修养，关于此类言论，在《论语》中，比比皆是。
《墨子》使语录体散文逐渐过渡到专论体散文，在说理散文中有意识地运用形式逻辑推理，为论辩散文之发端。论证问题，有所谓“三表”或“三法”。凡所立论，极重依据。其叙述由简单的对话，发展到比较完整的故事。例如：“楚王好细腰”的故事。（3）
《墨子》散文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方法，诸如排比、对偶等句式，既整齐美观，又增强了语言气势。如排比、对偶例：
“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
“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
“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4）
《墨子·亲士》：“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
《墨子·兼爱上》：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墨子·兼爱中》：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
《孟子》开驳论体散文之先河，注重论辩技巧，诸如，知言而识破绽、明确概念以辨是非、设前提而引人就范、转话题而另辟蹊径和善用引喻推理等。《孟子》非常注重语言艺术，因其口语化、通俗化而平朴自然，以物象喻理而形象可感，以论辩步步进逼而犀利明快，以排比尽列而气势磅礴雄健，以逻辑严密而析义周详，其用语精炼而辞约义丰。
《荀子》荀子散文，立论严正而情意醇厚，思想丰赡而斟酌百家，行文谨严而不过激，辞采宏富而自有纲纪。其语言优美，主张“言必当理”而注重语言技巧，坚持“与人善言”而将求善的内容与美的形式达到统一，讲究“说话之术”而注重谈话对象和方法。
《管子》从文学的角度看，包括代表管仲政治主张的政论散文，如《牧民》、《形势》、《权修》等篇；阐述稷下先生哲学思想的哲理散文，如《心术上》、《心术下》、《内业》等篇；记述有关管仲生平的史传散文，如《大匡》、《中匡》、《小匡》等篇。具有寓言、历史故事、散韵结合的议论文三大文学特色。诸如重语连篇、连锁层出、数词屡见、排语迭起等语言技巧。
《管子》中的政论散文和哲理散文，具有多种形式：或直论式，即直接论述；或注解式，即通过对正文、经文的解释展开论述；或问答式，即通过问与答进行论述。
《管子》中的史传散文多以记言叙事为主。叙事详赡，不排斥异说。所记言论最多的是管、桓之间以及管仲、公子纠、鲍叔三人之间的问答。
《管子》散文，善于说理，极富文采。有的从正反立论，比较对照，先反后正，详赡周到；有的善用比喻，形象生动，富有说服力；有的运用大量排比、对偶、顶真句式，增强语势，句式整齐，形成对比；有的运用大量的韵语，琅琅上口，增强了散文的节奏感和音乐美；还有的运用精炼概括的语句，寓意深远，具有警句、格言的特点。
《管子》的思想内容丰富，辞采斐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前人评价说：“管子论高文奇”（5）；周氏《涉笔》说，《管子》之文，“粹羽错采，纯玉间声，时有可味者焉。”所言极是。
《晏子春秋》记录了晏子一生的言行。描述了晏子尚俭、力行、爱民、睦邻、尊贤、重礼的光辉形象。它长于记言，也长于叙事，故事性相当强。书中对晏婴形象塑造体现其多重性格特征：用政治事件和生活细节，写其忧国忧民；以同君王交谈，写其恪守原则而富有智慧；以外交活动，写其机敏的卓越才干，体现齐人善辩的风范。晏婴为体恤民情疾苦的仁者，在他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的超人力量；他又是一位具有机敏的辩才、料事如神的智者；晏婴在内政、外交活动中，又表现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贞气节和高尚人格的魅力。
《孙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兵书，其行文具有总起分述、条分缕析的共同特点，并善于运用严密的归纳、类比、比喻、活泼的对话等方式。《孙子》很讲究语言技巧，具有韵文的节奏美、韵律美，运用比喻的修辞法增加了形象色彩，以排比分层依次而论，讲究布局谋篇的结构艺术性。
二、齐鲁历史散文的美学价值与审美观
齐鲁历史散文的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国语·齐语》、《国语·鲁语》，《战国策·齐策》等历史散文著作中。
《国语·齐语》共一卷，八篇，主要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问答之辞，其内容也见于《管子·小匡》，但叙说不如《小匡》详尽。《管子·小匡》的内容与齐国史料的原貌更接近一些，《国语·齐语》似将齐国史料整理概括而成的。
《齐语》记言始于齐桓公自莒返齐，索管仲于鲁，宥其罪而任之以政。随后，记齐桓公问政，管仲以“成民之事”、“定民之君”、“作内政而寄军令”、“参其国而伍其鄙”等回答了他。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尊王攘夷，征伐四方叛乱，功业卓著，受到天子褒奖。最后，记齐桓公成就霸业， 诸侯宾服。
《齐语》在结尾处，全面总结了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原因：“轻其币而重其礼”、“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通齐国之渔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是故大国惭愧，小国附协。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不滥用武力强占别国领土；不操纵干预别国内政；互惠互利，使别国得到实惠；对别国厚往而薄来。齐桓公成就霸业， 广招人才，尊贤用能，具有强大的国力。既依靠武力，又伴之以“重其礼”，行其“仁”，施其“忠”，通其“利”等。
以上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全面概括了齐桓公霸业之成因。充分体现了《齐语》浑厚质朴的文风和平实无华的语言风格。
《国语·鲁语》共二卷，三十七篇，主要记载了孔子及鲁国君臣的言论，含有儒家重民、尚礼、崇德的思想。例如在讲天、神、君、民的关系时，强调先民后神、以民为主的思想倾向等。行文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如《鲁语上》“长勺之战”，这一段史实亦见于《左传·庄公十年》，其文字微异，二者的思想倾向却是一致的。先民而后神，是其主旨。
再如《鲁语上》“晋人杀厉公”：
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桀奔男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每于戏，皆是术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泽也。行而从之，美恶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这一段是说，君王被杀，咎由自取，责任在君，而不在民。
《国语》的行文艺术，以记言为主，侧重教诲，行文委婉，旨在说教。偏重记言，其记事较简略。例如《鲁语上》“长勺之战，曹刿问所以战”这一事件，主要记交战前曹刿与鲁庄公二人的对话，两军交战过程却写得很简略。有时将记事与记言交叉而又能融为一体，言为事发，事为言证。
《战国策·齐策》是取材于田齐史籍而写成的。《齐策》在《战国策》中列为第四，共五十九篇。所记史实，从齐威王至于王建，多记录纵横家之言。记载了齐威王、齐宣王、淳于髡、鲁仲连等人物的言行，均具有代表性。
《战国策·齐策》具有很高的人文价值与艺术性。
描写人物个性鲜明。例如：《战国策·齐策一》写靖郭君与齐貌辨之事。靖郭君力排众议，坚持自己对齐貌辨这个人的判断，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齐貌辨终于找到机会，先说自己无能，并且把太子丑化了一番，从而衬托出了靖郭君对国君的忠心和伟大来。齐貌辨在游说中，通过污损自己，取得对方信任，从而达到目的。
《战国策·齐策四》冯谖和孟尝君的故事，显示了孟尝君睿智大度、善御人才的领袖风度，展示了冯谖高瞻远瞩、谋略深远的战略家的魅力。
冯谖具有非凡的才智，他抱着期待心理，表现了他的自信。一开始以不断的索要，考验着辅佐者是否是胸怀宽广、礼贤下士的真正领袖。当他试探后发现孟尝君不势利、非常大度，值得为他出谋划策时，便毅然为孟尝君做了许多好事。
“焚券市义”，在常人看来是愚蠢之极的。冯谖放弃了眼前的千金利益，而正是这一点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眼光短浅之人只能看到眼前的小利，冯谖却以损失眼前的利益换来了长远的更大利益。常人只能看出实物的价值，冯谖却评估出了“仁义”二字巨大的无形价值，实际上他才是最精明、最会算计的人中之杰。
“狡兔三窟”，冯谖使孟尝君“高枕为乐”。表现了冯谖非凡的谋略。他善于左右造势、提升价值，冯谖使魏王珍重、竞争孟尝君，从而引起了齐王的高度重视，他失去的才觉得珍贵了，冯谖之大计遂得以成功。
此外，诸如亲冒矢石率众攻克狄城，并关心涉葘老人寒冷而解裘衣之的田单；射书聊城，使燕将感动而退兵，并劝田单与士卒同甘苦，最后攻下狄城的鲁仲连；还有劝谏齐宣王贵士的颜斶和王斗等，也都写得很有个性。
《战国策·齐策》所记人物的言论，善于分析形势，阐发事理。例如《战国策·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由自己容貌的美丑，联想到朝政之得失；由自己所受到的“赞美”之辞，联想到国君所受的蒙蔽、欺骗。从而进一步启发君王，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作者因小见大，阐发事理，精辟透彻，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
《战国策·齐策六》载鲁仲连劝燕将的说辞，令人顿生豪气、让人为之动容、折服。他既善于分析形势，以时局胁迫燕将就范，又善于激发人们心灵深处的英雄豪情和凌云壮志，非常善于调动人的情感，以高尚的人情事理打动燕将。
开始，鲁仲连单刀直入，抓住燕将死守聊城不敢回国的根本原因不放，紧接着用事实指出，齐国一定能攻下聊城，以此打消燕将的侥幸心理，用武力威胁燕将必须放弃守城。威胁之后，又赞誉燕将如同墨翟、孙膑、吴起，让他心生欣慰、踌躇满志，并且指出了燕将班师回国后的美好前景。最后，用管仲、曹沫的非凡事迹和英雄壮举，再一次地说明了忍小辱、建大功的必要性，进一步激荡起燕将心中成大业、立大功的雄心壮志。整个游说过程不仅极具说服力，而且形式上非常壮美，情感上让人激情荡漾、极富感染力。
说服了他人，就是征服了他人之心，足以解累卵之危，足以救民于水火之难。鲁仲连面对难以攻克的顽敌，对燕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赞扬、或威逼，以千古伟业、英雄威名激发敌将的豪情，以容忍一时之辱，建万世功业的策略诱导敌将的行动，鲁仲连的这段说辞，可谓千古名篇。
《战国策·齐策》阐发事理，善用寓言和比喻。例如：《齐策二》陈轸用“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挽救了一个国家。他的口才很出色，谋略更出色。口才是为谋略服务的。陈轸先分析了楚国大将昭阳自身的私利，挑明了昭阳若为自己打算的话，就不应该攻打齐国。陈轸自己的目标与昭阳为私利所采取的行动相吻合，那么齐国就得救了。
实施这个谋略的根本在于向昭阳讲明过犹不及、不要“画蛇添足”而要适可而止的道理。这个道理被陈轸用“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说得一清二楚、淋漓尽致。在论说中运用妙趣横生、意味隽永、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既能使受众易于理解，又增强了说话的生动趣味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齐策二》秦攻赵于长平，赵军粮告急，派人向齐国借粮，可是齐王不理睬。谋臣周子劝齐王说：“赵之于燕、齐，隐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则明日及齐、楚矣。”这就是“唇亡齿寒”所谓地缘政治学上的著名经典。地缘上的互相依存、联盟抗暴，这是历来各国政治家的共识。所以当今世界地域性联盟特别之多，除了互利互助外，也是为了共同对付敌国。如果忽视地缘上邻邦相互之间的利害关系，国家之间、朋友之间，没有了相互帮助，那么邻国、亲朋今日受损的境况，就是自己明日窘困的境况。
《齐策三》：孟尝君将入秦，苏秦以“土偶与桃梗”的对话劝阻他。桃梗说土偶：“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说桃梗：“吾西岸之土也，土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何如耳？”苏秦以“土偶与桃梗”的寓言故事，劝孟尝君不要象桃梗那样漂泊异地。
《齐策三》：“韩子卢与东郭逡”，也是一则著名的寓言故事。淳于髡曾用它谏止齐王伐魏：“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淳于髡借此寓言故事，希望齐魏两国不要征战不止，让秦楚两国坐收“田父”之利。
《战国策·齐策》中还运用了大量的比喻，也很妥贴精当。例如：《齐策一》靖郭君田婴将城薛而退居，其门客把他比喻为脱离大海的“大鱼”；《齐策三》淳于髡把求士之易，比作“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齐策四》冯谖把为孟尝君营造的三个政治安身之地，比作“狡兔三窟”，等。这些形象生动的寓言故事和妥贴精当的比喻，极大的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三、齐鲁诸子寓言的美学价值与审美观
齐鲁诸子散文中存有大量的寓言故事，尽管还算不上是独立的文学体式，但这些“文辞片断”却富含着文学意蕴，充满着文学素质与艺术魅力。
据不完全统计，在齐鲁诸子散文中，《论语》载寓言“割鸡焉用牛刀”（6）、“闻斯行诸”（7）等；《管子》载寓言“傅马栈”等；《晏子春秋》中载寓言：“挂羊头买狗肉”、“狗猛酒酸”、“社鼠”等；《孙子兵法·九地》载寓言“常山之蛇”、“同舟共济”，均有了叙事的因素。
《墨子》载寓言：“骥足以责”、“奉水与掺火”、“游耕柱于楚”、“以卵投石”、“沽酒葬父”、“击邻家之子”、“啖人之国”、“让子墨子”、“祝一豚求百福”、“公输为鹊”、“染丝”、“盗无自出”及佚文“虾蟆蛙蝇与鹤鸡”等。
《孟子》中的寓言诸如“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衅钟以羊易牛”、“揠苗助长”、 “王良与嬖奚”、“一傅众咻”、“请损攘鸡”、“逢蒙杀羿”、“不忍反射夫子”、“乞食墦间”（齐人有一妻一妾）、“欺之以方”、“再为冯妇”、“牛山之木”等，“一暴十寒”、“二人学弈”，二则寓言连用，开联体寓言之先例。此外《荀子》中的寓言也不少。
齐鲁诸子寓言的思想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或分为：嘲讽、揭露、恫吓、史鉴、讴歌、晓喻、哲理七大类；或按治国、修身、学习分为三类；或分为：由民间传说加工改造的寓言、由历史故事改造转化的寓言、由诸子创作的寓言；或按物象、事象分类，诸如鸟兽、鱼虫、草木、山水、器具、人事等。
齐鲁诸子寓言历来为史传散文所援引，成为各体文学资取的无穷源泉，为后世历代的寓言、散文小品、志人、志怪、传奇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与艺术借鉴，成为满足人们文学需求的各种读物，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例如《孟子·离娄下》中“乞食墦间”（齐人有一妻一妾）的寓言故事，在明代万历年间，孙钟龄将其演绎而创作了四十四出的明代传奇作品《东郭记》（8）。清代由此敷衍出的戏曲作品就更多了，例如杂剧有傅山的《齐人乞食》（亦名《骄其妻妾》）、许潮的《公孙丑东郭息纷争》、熊超的《齐人记》、顾彬的《齐人记》，以及鼓词《东郭外传》等，均由孟子“乞食墦间”的寓言故事敷衍而成，足见其影响之大。
四、汉代齐鲁文学的美学价值与审美观
汉代齐地诗歌流传很少，但散文作家则较多，其中著名而富有文采的是东方朔。东方朔（公元前154—公元前93年），平原厌次人，西汉著名辞赋家、政治家。他上书汉武帝说：“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征鼓之数，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9）可见其年少时，刻苦好学，具有广博的知识。武帝时，做过太中大夫。他为人滑稽幽默，善于嘲讽，其性格类似淳于髡。
东方朔善用多种文体，《文心雕龙》曾论及东方朔各种文体近十种。现存作品十八篇，以《七谏》、《答客难》、《非有先生》最著名。
《七谏》包括《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作品借屈原的身世写自己的不遇，表白对国君的诚贞。《答客难》用滑稽口吻说明了专制君主愚弄臣下的把戏，反映了当时政治上的混乱。抒发了文人被帝王任意摆布、怀才莫展的苦衷：“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对秦汉专制集权的弊端予以揭露抨击。这两篇虽不以赋标题，实际上却是赋体。
《非有先生》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故事，规劝汉武帝虚心纳谏，励精图治：“褒有德，禄贤能，诛恶乱，总远方，一统类，美风俗”，“上不变天性，下不夺人伦，则天地和洽，远方怀之，故号圣王”。“传国子孙，名显后世”。同时，他还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蓝图：“正明堂之朝，齐君臣之位，举贤才，布德惠，施仁义，赏有功；躬节俭”，“放郑声，远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宫馆，怀苑囿，……开内藏，振贫穷，存耆老，卹孤独；薄赋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阴阳和调，万物咸得其宜；国无灾害之变，民无饥寒之色，家给人足，畜积有余，囹圄空虚……”（10）
先秦典籍经过秦火，或失或残。到了汉代，齐鲁的传经者颇多，对经典的传承，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与文学有关的：例如传《书》的伏胜，齐（今邹平）人；传《诗》的辕固生，齐（今桓台）人，鲁人申培公；任城（今济宁）人何休，为《公羊传》作解诂；齐人（高密）郑玄，为《毛诗》作笺注等。他们对古代文学典籍的诠释和流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注释：
（1）《论语·八佾》；
（2）《论语·雍也》；
（3）《墨子·兼爱》；
（4）《墨子·辞过》；
（5）宋·杨忱《管子·序》；
（6）《论语·阳货》；
（7）《论语·先进》；
（8）饶龙隼《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8；
（9）《汉书·东方朔传》卷六五；
（1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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