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自开元时期始出现了大量由唐人自行编选的当代诗歌总集，内容丰富，体例各异，后人将其统称之为“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是中国文学和文献史上一种独特现象，也是唐诗高度繁荣的重要标志。与大量唐诗在流传过程中散佚的命运相仿，“唐人选唐诗”在1000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也已散佚大半。在今存10余种“唐人选唐诗”中，只有晚唐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7首。这种情况与后世对杜甫诗圣地位的推尊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也是杜诗最初的接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对于这个问题，前辈学人已有关注却罕有探讨。1999年，胡明先生在《关于唐诗——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一文中，谈及唐诗学研究中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的原则方法，其中特别强调了“唐人眼中的唐诗”和“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并以现存“唐人选唐诗”忽略杜诗为例证，指出“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眼中的唐诗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受此启发，笔者试图在对“唐人选唐诗”收录情况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揭示杜诗在唐代不受选者重视的原因。
一、现存“唐人选唐诗”整体风貌分析
唐人编选的唐诗，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唐音癸签》等相关著述，“唐人选唐诗”总集应有130余种，惜后世已多亡佚。将“唐人所选唐诗”选本结集刊行，较早的是明代嘉靖时佚名所辑《“唐人选唐诗”六种》，收《箧中集》、《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搜玉小集》、《极玄集》。后毛晋又于明代崇祯时刊行《“唐人选唐诗”八种》，增《御览诗》、《才调集》两种。1958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增《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又玄集》两种，共10种结集成书，现存“唐人选唐诗”选本大体收罗完备。1993年傅璇琮先生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又增补了《翰林学士集》、《丹阳集》、《玉台后集》、《珠英集》4种，删去了似为抄录而非编选的敦煌写本唐诗，共计收录13种“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新编》在底本上改选了较好的版本：如《河岳英灵集》用接近殷瑶原编的宋刻二卷本，而不用后起的明刻三卷本；《中兴间气集》、《极玄集》亦改用时间较早的影宋抄本。在根据有关版本及材料考订基础上所作的校记中，改正了不少原书或过去刻本中的讹误。在各集之前皆写有“前记”，扼要说明编撰者生平、成书时代、诗歌价值、版本流传及此次整理情况，可谓收录详备，考订精审。
“唐人选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产物。它们的编选大都具有明确的目的。如元结《箧中集》，选录沈千运、王季友等7人诗，共24首。内容多为抒写作者“无禄位”、“久贫贱”的悲苦与愤懑，风格质朴，不事雕饰，且多为五言古诗，对当时流行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长于雅正”的诗风有针砭作用。殷璠《河岳英灵集》选录开元、天宝时自常建至阎防等24人诗，共234首，但今本实数为228首。其选取标准兼顾“声律”、“风骨”，倡导“文质半取，风骚丽挟”，较为客观地反映了盛唐诗歌的主流面貌，是现存选本中最受重视的一种。芮挺章《国秀集》序称书中选录90人诗220首，今本实选录开元前后自李峤至祖咏等85人诗218首。编选者慨叹“风雅之后”，“礼乐大坏”，标榜“雅正”，内容多为奉和应制之作；艺术上不满于“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强调“风流婉丽”的形式美与“可被管弦”的音乐性，多选清丽雅正之作，是一部特色鲜明的盛唐诗歌选本。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选录肃宗、代宗“中兴”时期钱起、郎士元等26人诗，共130多首，编者声称以“体状风雅，理致清新”为选取标准，大致反映出至德、大历问诗坛的面貌。《极玄集》选录王维等21人诗，共100首，今本实录99首。它也以钱起、郎士元等人为主。《又玄集》继《极玄集》之后，“更采其玄者”而编成。此书以“清词丽句”为旨，序称选录150人诗300首。今本实录杜甫等142人，297首诗。《才调集》选录温庭筠、韦庄、杜牧、李商隐等人诗1000首，以“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为选取标准，所收诗风格婉丽，偏重闺情，试图在唐末五代粗疏浅陋诗风之外别树一帜。上述几种选本，大多出于对当时某种诗风的不满，力图通过选本的美学趣尚影响诗坛，也有的是为了总结和反映某一时期的诗歌面貌与成就。这类选集都有自序，说明各自的诗歌艺术见解。其中《河岳英灵集》、《中兴问气集》对人选诗人作了简要评论，《极玄集》对诗人仕履作了简注，更可以看出编选者对本时代诗歌创作的评价，具有特定的诗史资料价值。
另一类像《御览诗》，选录刘方平、皇甫冉等30人诗，共289首。此书亦名《唐新诗》、《选进集》、《元和御览》，是奉宪宗之命编选供其阅读的，所选以“醇正”为旨，惟取近体，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上层统治集团的文学好尚，也有一定史料价值。此外如《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大约为唐中叶人写本，存开元、天宝问李昂、王昌龄等6人诗，共71首，残2首。其中有《全唐诗》中未收作品24首，且所收作品与今本字句颇有异同，所署作者姓名亦有不同。如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此书题为王昌龄作，且仅存前半首，文字亦与通行本有异。虽系残卷，却存留了珍贵的资料，颇有补遗、校勘、考订的价值。
傅璇琮先生增选计4种。《翰林学士集》收唐太宗与许敬宗、上官仪等19人诗，共60首，其中46首未见于《全唐诗》。卷中作者前各题官衔，有裨考证。从卷中唐太宗署“太宗文皇帝”，知其编定在太宗死后。诗均为应令或应制之作，同题唱和一题下多者9首，少者仅1首，但每题均有许敬宗诗，以太宗及群臣附见，目录均以许诗立目。李康成的《玉台后集》，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209人，诗670首，汇为10卷，自载其诗 8篇。殷瑶的另一个唐诗选本《丹阳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进行整理和研究，相关的成果主要有卞孝萱的《殷璠（丹阳集）辑校》、陈尚君的《殷璠（丹阳集》辑考》。陈尚君先生认为，《丹阳集》的结集时间在开元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735-741）之问；今知确收入《丹阳集》之诗，共20首又26句，其中古体多于近体，五言超过七言；《丹阳集》所收为润州所属五县作者诗作，收诗下限，当在开元末年结集时；其收录诗作仍强调气骨，选诗以五言古体为主，但也重视了“情理绵密”与词采的“婉丽清新”，并未囿于质朴古雅。珠英学士是初唐武后时期的一个诗人群体，在唐诗的发展过程中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崔融的《珠英集》是选编珠英学士的诗作结集而成，这部诗集在宋代就已散佚。上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写本《珠英集》残卷，对了解当时的诗歌创作状况有重要意义。
二、现存“唐人选唐诗”选杜情况
在传世的唐诗选本中，只有晚唐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韦庄选诗之旨为“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亦均为杜诗名篇。在唐代已经散佚的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仅有顾陶《唐诗类选》。该书序言保存在《文苑英华》卷714中，其序日：“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顾陶不仅将杜甫之名列于李白之前，而且所选杜诗达30首之多。此外，在“唐人选唐诗”中，韦觳《才诟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问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这章句，不可备录。将杜甫与另三位著名诗人相提并论，可见他的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然而，这部大型唐诗总集的不选杜诗，还是给后人留下了遍憾。”
三、忽略杜诗原因的分析
评价一位古代作家，除了就其作品进行分析和评鉴外，还需将其置身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样才能较全面地认识其地位与影响。若把杜甫还原到唐代的文坛环境里，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被后世誉为诗史、诗圣的杜甫，在其身处的时代虽已获得一定声誉，但并未得到普遍的认知与赞誉。其根据之一，便是诸多“唐人选唐诗”的不选杜诗。本文拟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对其原因进行探讨。
（一）客观因素
有唐一代，杜甫于先诗名不彰，于后评价不一。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品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这些称谓所包含的深广的思想内涵，经历了一个从“初识”到“正名”的历史过程。杜诗精神首先泽被于他身后的唐人。虽然他对大历以前诗人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但在中晚唐时期对其诗的接受和影响已随处可见。陈尚君先生指出：“杜诗在唐五代的流传极其广泛，受到唐代有成就诗人的普遍推重，并对中晚唐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清华先生认为，杜甫的政治倾向和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影响了韩诗的创作，“韩愈是杜甫之后学杜最早成就最大的第一人”。杜甫偶而为之的奇险之作对韩诗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白居易继承杜诗现实主义传统，表现出平易坦荡风格，二人共同完成了元和诗歌的变革与创新。韩愈的这种诗体变风始于杜甫，它突出表现在诗的赋笔的运用与散文化方面，正是在杜甫革新诗歌的基础上，古典诗歌走上了一条“以文为诗”的新路，韩诗遂成为唐诗到宋诗过渡的桥梁。杜甫在中晚唐的影响还波及元稹、李贺等人，特别是李商隐。李之七律在现实内容与艺术技巧上充分继承与发展了杜甫七律上的成就，达到了又一光辉的峰巅。程千帆、张宏生先生认为七律发展到杜甫，被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使之跳出宫廷和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这一传统直到晚唐的李商隐和韩渥，才得到真正的、全面的继承和发展。另外，杜甫的文学思想对晚唐“志臣尧舜”的韦庄诗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另一角度，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杜诗在唐代的被接受及其诗歌价值的被认同大约是从晚唐开始的。今存文献中首次记述杜诗为诗史者为晚唐人孟晵，他在《本事诗·高逸》中叙述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之后，盛赞杜甫咏李白之诗“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由此，又顺笔论及杜诗的史鉴价值，“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值得注意的是，孟晵虽称誉杜甫诗，却并未为其别立条目。综上所述，杜诗虽然在唐代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且被不少诗人接受并师法，但似乎并未得到理论上的认可，也还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潮流。
（二）主观因素
本文在论及现存“唐人选唐诗”整体风貌的前提下，对唐人唐诗选本的编选目的作了概括的介绍。选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条件限制，难免有所侧重、有所偏颇。现存“唐人选唐诗”多不选杜诗，除客观因素——杜甫于有唐一代诗名不够显赫以外，编选者的学术视野、诗学观念与选评标准等对此影响甚大。且各选集情况又互不相同，故进行综合分析难度很大。有的集子不选杜诗的原因一目了然，如《箧中集》、《丹阳集》，有的则不甚了了。然而，作为杜诗接受史最初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故本文在分析主观因素时，采用个例分析的方式，以期窥斑见豹。
1．编选者的艺术追求与艺术趣尚与杜甫不同。
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里曾专门讨论过“唐人选唐诗”所持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右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殷瑶酷以声病为拘，独取风骨。高渤海历诋《英华》、《玉台》、《珠英》三选，并訾璠《丹阳》之狭于收，似又专主韵调。姚监因之，颇与高合，大指并较殷为殊。详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矫前撰为之说者，然亦非其好为异若此。诗自萧氏《选》后，艳藻日富，律体因开，非专重风骨裁甄，将何净涤余疵，肇成一代雅体?逮乎肄习既一，多乃征贱，自复华硕谢旺，闲婉代兴，不得不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衡韵调为去取。此《间气》与《极玄》眡《英灵》所载，各一选法，虽体气（角力）两，大难相追，亦时运为之，非高、姚两氏过也。观当日诡异寝盛，晚调将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变之中，先型仍复不失，则犹斤斤禀殷氏律令，其相矫实用相救尔。”
这里，胡震亨认为殷璠并未完全按照“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的标准对入选诗人进行裁鉴，而是有其“酷以声病为拘”、“专重风骨”的倾向性。并且阐述了自《文选》以来，多以翰藻律吕为去取，殷璠若不如此，便不能扭转积习，体现盛唐诗歌的时代风格。殷瑶选诗，虽日“文质半取”，然实为鄙薄声律。谓“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意象，但贵轻艳”的诗歌，“虽满筐苟，将何用之”。可见殷瑶虽不轻视诗艺之美，而尤重视诗之功用。故《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以收录五古为主。杜甫虽也 主张古律并存，但他的伟大成就尤在律诗。可以说杜甫对七言律诗不仅在表现内容上作了前无古人的创作性开拓，在表现形式方面也作了大胆的创新，为这一诗体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唐著名诗人元稹就认为在“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方面，李白不及杜甫。杜甫自己也曾屡次谈到他对诗律的推究和重视：如“寻句新知律”、“遣辞心中律”、“晚节渐于诗律细”等。根据《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统计，杜诗现存1479首，其中古体475首，五古仅262首，近体诗则多达1014首。又据浦起龙《读杜心解》，将杜甫从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十三年（737-754）所存的116首诗进行统计，其中五古20首，七古24首，五律50首，七律5首，五排14首，七绝2首，五绝1首，共计古体44首，近体72首。这反映了杜甫的在《河岳英灵集》成集时的创作，是以近体诗为主的实际情况。而殷瑶《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后期，选录开元、天宝时自常建至阎防等24人诗，共234首，今本实数为229首，其中五古125首，占55％，这时杜甫的全部五古诗才不过20首。这一创作倾向，也许是殷瑶不选杜诗的一个重要原因。观《河岳英灵集叙》中对“曹刘诗多直语”的称美，以及在《河岳英灵集论》中对齐梁陈隋“四声、八病”的针砭，其品评之好恶可谓一目了然。
2．杜甫的诗歌主张、人生态度与编选者不同。
殷瑶在《河岳英灵集叙》、《河岳英灵集论》及对诗人的评论中，不遗余力地标榜建安风骨，而对六朝诗风极为不满，这与陈子昂的诗论主张可谓一脉相承，与杜甫肯定六朝，尤其是推崇庾信、何逊、阴铿、鲍照等人的主张相乖违。杜甫之推崇六朝作家，是与其重视诗艺律吕的创作实践相合，而殷瑶之标榜建安风骨，是与其主选古体相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河岳英灵集》选李诗而不选杜诗的端倪所在。
清编《四库全书总目》也曾探讨过殷瑶编选《河岳英灵集》的背景：“其序谓‘爰因退迹，得遂宿心’，盖不得志而著书者。故所录皆淹蹇之士，所论多感慨之言。而序称‘名不副实，才不合道，虽权压梁窦，终无取焉’，其宗旨可知也。”谓作者失意编书，将淹蹇人生的复杂感慨寄寓在选诗和评论之中。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言和评论言辞间，确实给人以深刻印象。除了十分明显的同情“高才无贵士”，痛惜才高而“沦落布衣”之外，选者还通过对入选诗人超然物外、傲然凌俗品格之赞美，来发泄其失意的郁闷不平。如评李白“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评刘昚虚“情幽兴文，思苦词奇，忽有所得……并方外之言也”；评张谓“《代悲白头翁》及《湖中对酒行》，并在物情之外，但众人未曾说耳”；评王季友诗“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评高适“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然适诗多胸臆语，有气骨”；评岑参诗“语奇体峻，意迹造奇”，诗境为“逸”为“幽”；评纂毋潜“善写方外之情”；评孟浩然诗“半遵雅调，全削凡体……竞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评储光羲“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评向防“为人好士博雅，其警策语多真素”。惟对晚节不矜细行的王昌龄，招致“谤议沸腾”和杀身之祸深表惋惜。可以看出，殷瑶论诗品很看重人品，尤其是遗世独立、超凡脱俗的行为品质，是他所特别赏识的。这当然与殷氏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不得已退隐家乡的悲愤心态密切相关。而殷氏编选《河岳英灵集》的几年问，杜甫却在京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恓恓凄凄惶惶地干谒权要，献赋求职。杜甫这一时期强烈的人仕求职欲望，在其诗中亦有不少流露。其行为、其诗歌，恐怕都为因仕途失意而心理极不平衡的殷瑶所难以欣赏。比照殷氏的上述评论，杜甫该时期的行为和诗歌境界，确实与之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杜诗的不被人选亦在情理之中。
3．杜诗的创作倾向——诗的时事化与时事的诗化，不符合编选者的要求。
法国历史学家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由昔日的浪漫乐观、自由开放、创造包容，因安史之乱而错位成国破家亡、饥寒交迫、天涯漂泊，而杜甫的诗正是他所处时代真实的写照。尤其是他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作品，平民化的仁者情怀，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精神焦虑，使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与人民疾苦，这些感时伤世的诗篇成为唐王朝由盛而衰、江河日下的诗化编年，被后世誉为诗史。
诗人的政治身份边缘化，使他更深入地潜入社会底层，以仁者情怀观照周围的现实，从而在时事诗化的过程中融入祖国人民的呻吟和忧患。杜甫这种诗歌创作的时事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与政治倾向，也是杜诗的个性化特征之一。然而，这一点也许难以得到大多数编选者的精神认同。如前所述，《国秀集》、《才调集》重婉丽清新，《中兴间气集》主理致雅正，《元和御览》取雍容谐雅，虽然《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亦皆词句清丽之作，并非其代表作品。由此可见，杜甫诗歌强烈的时事化创作倾向，也是其诗不被入选的重要原因。
现存“唐人选唐诗”选本仅见杜诗7首的现象，与其独领风骚的千载诗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杜甫虽为后世推尊为诗圣、诗史，影响无人可匹，而肇其源头，有唐一代，其誉初起，如洪流未澜，故唐人选者不以为度；又由于选者的编选目的、艺术趣尚、创作倾向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可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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