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集》中的苏轼诗

在《全唐诗》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补遗》中，收录有一首《上清宝鼎诗》：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ｙīｎｇ＠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著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ｙīｎｇ＠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ｙīｎｇ＠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著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自然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考察苏集版本的流传可以知道，现存《苏轼集》各种版本中最早著录《李白谪仙诗》一诗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刊行的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该本于《东坡集》、《东坡后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外，首次编辑了《东坡续集》，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录于《续集》之卷一中。那么，程宗将此诗编辑于《续集》之中，他所依据的版本又是什么呢？据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依据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一是“宋时曹训刻旧本”，二是明仁宗时翻刻内阁所藏宋本而未完之新本。程氏在此基础上，“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今按，仅从程氏刻本目录即可知道，所谓“宋时曹训刻旧本”，无疑是属于《七集》本系统。而从李绍序中又可知，程宗所编《续集》，依据的是明仁宗翻刻宋本而未完之新本。那么，其所谓“新本”又是属于什么版本系统呢？对此，我们虽然已经无从直接考索，但是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东坡六集》“当坡公无恙时”已有“杭本”行于世（卷十七），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作者手定，《七集》本中的《应诏集》也早已定型。明仁宗时之“新本”只是据内阁藏本“命工翻刻”，并未改变原卷帙，程氏重刊时也只是“依旧本卷帙”，设若“新本”属于《七集》本系统，自然不可能会多出许多“曹训刻旧本”所无的诗文。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新本”并不属于“曹训刻旧本”所属的《七集》本系统，而应当是宋代诸如《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注：参考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中华书局，1999。）这就是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中的《续集》部分所依据的版本。程氏此本在后代影响极大，成化以后各本苏集，即多由其而出，并将这首《李白谪仙诗》著录于其中。像明代万历一百十二卷本《东坡全集》（按，此即《四库全书》著录的蔡世英刊本所祖）、万历年间茅维刻本《东坡先生诗集注》（按，此即所谓“新王本”，四库全书所著录之朱从延文蔚堂刻本所祖）、清代宋荦等补注《施注苏诗》所刻之“新施本”（注：《施注苏诗》至清康熙年间，仅有残本传世，其卷一、二、五、六、八、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均已佚。宋氏嘱门下邵长衡补其阙卷，又掇拾遗诗四百余首，嘱冯景注之。此一由宋氏重新补注者，称为“新施本”。）、查慎行的《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以及朱翠亭的《苏东坡诗集注》等，皆著录了此诗。

由上述对著录《李白谪仙诗》的苏集版本所进行的考察，可以看出，自明代起，这首诗即被各本苏集所辑录。据此，应当说此诗是很有可能为苏轼所作的。而且依据这一结论，先前我们关于此诗的一些疑问，即可豁然冰释，得到圆通、合理的解释。首先，从内容上说，这首诗是苏轼表达对李白的赞赏之情与追随之意的诗。诗中之“君”、“我”也者，按照此诗为苏轼所作的结论，则所谓“我”者，指的是苏轼；所谓“君”者，指的则是李白。另外，在这首《李白谪仙诗》中，整首诗意脉完整，读来畅达无滞。再从用韵上看，此诗前四句一韵，中间六句一韵，后六句又一韵，也毫无问题。凡此种种，皆可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还有几个疑点需要讨论：其一，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将此诗录于《续集》是否可靠？其二，如何看待将此诗视为苏轼所作而产生的与《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三，对于这首诗有无可能如王琦所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误入苏轼集中，也需要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著录此诗的程氏《续集》本是否可靠。前已指出，这首《李白谪仙诗》，不是出自于《东坡六集》中之《东坡集》或《东坡后集》，我们从现存元代所修的宋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也未看到对此诗的著录。这首诗所从出的程氏《续集》本所依据的宋代《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不像《东坡六集》那样在苏轼晚年行世前，曾经由他亲手校订过，而是因为出于坊刻，故而存在不少舛谬讹误之处。南宋时胡仔甚至感叹地说：“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4]（后集，卷28,P211）这样，依据《大全》、《备成》诸集而辑成的《续集》自然可能有不少的问题，有一些重出之作与伪篇羼入了其中。清代学者查慎行在其《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中，遂从程氏《续集》中查出了90首在本集中他处已出现过的重出之诗，列于编末，单独地编为四十九、五十两卷，而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列于90首之中。查慎行还在这首诗后加了按语，他说：

慎按：《东观馀论》云：“‘我居清空里，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云云。黄伯长（按，长应作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载全篇。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

既然程氏《续集》出于未经作者校订的坊刻本，其中大量存在与他集互见之诗，甚至这首《李白谪仙诗》也赫然列于其中，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如何证明此诗可信，而不在《续集》中不可相信的那一部分中呢？应当说，《续集》中大量的与他集互见之诗，确实使我们在此诗最后归属的问题上面临一定的困惑。但是，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并不能因为《李白谪仙诗》出于《续集》，即不加分析地断言其不可靠。事实上，就算《续集》也“真伪相半”，毕竟它还有另一半的诗不是伪作，这些佚诗，皆在《东坡前集》、《后集》所录之外，而赖《续集》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不少他集互见之诗而将保存大量佚诗的《续集》整体地加以否定。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即曾对查氏将程氏《续集》中与他集互见之诗编为第四十九、五十两卷表示过不满。他说：“此二卷诗，查氏附于全集之末，为卷四十九、卷五十。其辨别自皆有据。但其中亦有难定为必非先生诗者。……至《新城道中》第二首、《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一首，皆确系先生诗。”（卷四十七，下）这里，冯氏虽未列出《李白谪仙诗》，但这已足可说明查氏《续集》所列之诗也并不皆非苏轼所作。同时，尤为重要的是，查氏虽将《李白谪仙诗》列于“他集互见”之中，但所根据的也只是《东观馀论》，而并非是《李白集》或其他文献中也著录了此诗，从而印证了《东观馀论》所记是正确的。因此，在未事先证明《东观馀论》所据可靠、确凿的情况下，即引以为据而将其列于“他集互见”之中，这还远不足以说明此诗即为李白所作；甚至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相对于证据确凿的其他诗，查氏将《李白摘仙诗》列于“他集互见”中，还是不妥当的。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查氏虽将此诗列于“他集互见”中，但并未见得他即是说此诗为李白所作。细读查氏所加按语：“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这里只是说据《东观馀论》而将此诗由程氏《续集》卷一改编于此卷，并未即断言此诗为李白作。这一点结合查氏对其他“他集互见”诗所下的按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查氏对于“他集互见”之诗，在判断的语气上是有差别的。举凡可以确认非东坡诗者，他的语气都非常肯定，故常常有“据以驳正”，或“断为某某作”的字样。但对这首《李白谪仙诗》，他却未轻下断语，否认此诗为苏轼所作。这种审慎的态度，也提示我们，查氏并非是将此诗视为一定是李白所作的，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东观馀论》也著录了此诗，并归为李白所作，他才不能视而不见地不把它列于“他集互见”之中。因此，并不能以《李白谪仙诗》出于程氏《续集》，而查氏又将它列于“他集互见”一卷为据，来否定此诗为苏轼所作。

再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黄伯思《东观馀论》以此诗为李白作，其中应有讹误，未足以信从。首先从《东观馀论》的编辑、流传过程来看，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八《〈东观馀论〉提要》，《东观馀论》是黄伯思死后由其子黄＠②编辑的。该著初编时共十卷，而今本所存仅有二卷。由此可见，《东观馀论》在编辑时或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曾发生过讹乱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在四库馆臣看来，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其一，《东观馀论》曾经经历过“传写合并”。其二，黄＠②在编辑乃父遗著时“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应该说，这种推测是颇合于情理的。果如是，则《东观馀论》自然难免会有他人之误说羼入其中。同时，既然黄伯思之子黄＠②“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这也告诉我们，黄氏之学虽有淹通渊博之称，但也不免有驳杂的一面。这样，黄氏之所得于道听途说者盖有以入之，而其子黄＠②或因受学识所限，所去未必皆中肯綮，至于有些讹误未能发现而编入《东观馀论》中。（注：事实上，《东观馀论》所记此诗，之所以只是对《李白谪仙诗》原诗并不连贯的节录，显然是黄氏误记造成的，这似可说明《东观馀论》中有得之于道听途说者。）意者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即当是由于“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所致，将本不属于论书内容的此则资料误编入其中。倘如是，则所谓《论书六条》之题，即当是黄＠②编辑时所拟，而非黄伯思原著中所自有。既然这样，黄伯思虽著录了这首诗，但并不能证明此诗为李白所作。

其次，应该指出，黄伯思《东观馀论》将苏集《李白谪仙诗》作为李白的诗歌并题以《上清宝典诗》，没有任何版本依据的支持。现存最早经由宋敏求在乐史所编《李翰林集》基础上增订、曾巩考定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南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以及其他笔记、诗话等皆未著录此诗。设若其为李白所作，则宋敏求增订李白诗时自应将其辑录；如果说是宋敏求漏辑的话，南宋咸淳年间始刻印的咸淳本《李翰林集》也应会据《东观馀论》而补辑的（事实上，咸淳本《李翰林集》即辑录了原为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所无的《菩萨蛮》、《忆秦娥》二词）。这只能说明一点，即《东观馀论》所录之《上清宝典诗》，是在宋敏求熙宁元年(1068)增订完《李太白文集》之后才出现的。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黄伯思著录此诗的依据是什么，如果说这是黄氏的讹误，这种讹误又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从《论书六条》说起。其实，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应能启示我们，或许此诗原本也是属于论书的内容，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黄伯思应当是从当时流传于世的书家之墨迹中录入这首诗的（至于《论书六条》中何以其他五条文字内容皆相对较长，独此条为最短，或因为其中论书的内容在“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时阙佚所致）。我们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宋代一些诗话、笔记如《王直方诗话》、《侯鲭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等尝录有传为李白所作的诗二首。其一云：“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惟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蔼明霞，缥缈上（或作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其二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寻丝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素，灵文烂煌煌。咽服十二环，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喜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裙间ｄāｎｇ＠③。揖余以辞去，笑谈闻余香。”关于这两首诗之来历，传说颇多。如《王直方诗话》云：“元ｙòｕ＠④八年，东坡帅定武，李叔方、王仲弓别于惠济，出示《南岳典宝东华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诗，曰此李真人作也。近有人于江上遇之得此，云即李太白也。”赵令峙《侯鲭录》又记云：“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ｙòｕ中有见李白酒肆中诵其近诗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少游尝手录其全篇，少游叙云：‘观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尝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苏轼《东坡题跋》卷二《记太白诗》也云：“余在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干，纸亦新健。其首两句子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亦非太白不能道也。”可见异说颇多，莫衷一是。今人陈尚君先生曾对二诗之作者作过这样的推测，他说：“其作者约有以下几种可能：其一，北宋道士托名李白作；其二，李真人作，后传成李白作；其三，北宋道士录唐时遗诗而献于东坡；其四，东坡自作而伪称得之于他人，亦如解《八阵图》而称少陵托梦之类。”[5](P868)但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苏轼曾经手书过这两首诗。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在辑录这二首诗时，即是说“录自苏轼书李白诗墨迹”[6]（第4册，P1731）。据此，我们应可推知，苏轼写成《李白谪仙诗》之后，其手书之墨迹，在此后流传于世。黄伯思为北宋末期人，据史书记载，他于徽宗政和年间曾官秘书郎，年代较苏轼为晚。作为学问淹通，尤精于金石、书法之学的人，对于流传于世的苏轼手书墨亦，黄伯思自然能看到。因此，他或当是在看到苏轼手书《李白谪仙诗》之墨迹后，将其录入《东观馀论》之中的；而他所以误会此诗为李白所作，应是误将诗题“李白谪仙诗”理解成苏轼是说这首诗是李白所作的了，错误即应是由此而产生的。至于他以《上清宝典诗》为题，或应是他将此诗与前所引的两首《上清宝鼎诗》误为一首所致（按，《上清宝鼎诗》与《上清宝典诗》仅有一字之差，且“鼎”与“典”，读音相近，明人胡震亨《李诗通》据《东观馀论》辑录此诗时，即题作《上清宝鼎诗》，而作为“朝披梦泽云”一诗之异文）。这样来认识这一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更主要的在于，它能很好地解释《东观馀论》与《苏轼集》之间存有的矛盾。

由以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这应有讹误，故不足以信从（这样，查慎行《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以《东观馀论》为据，列此诗于“他集互见”之中，便也同样不足以否定《李白谪仙诗》李苏轼所作的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即此诗有无可能确如王琦所推测的那样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在后来又误入《苏轼诗集》之中？这种情况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所谓“乩仙之笔”，诚如前引詹师所云是“荒诞不经”，不须讨论。其次，细读《李白谪仙诗》，可以体会到是两位精神境界与追求颇为一致的人所进行的心灵交流。“我”虽对“君”怀有赞赏之情及追随之意，但并非顶礼膜拜，诗中的“我”，同样有着如李白那样超卓的追求，这从诗的字里行间所渗透的精神意蕴和情感内涵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容显然远不是迷信神仙者之“乩仙”之词所能比拟，也同样不可能是好事者拙劣的模仿所能达到的。拙劣的模仿者常常是依葫芦画瓢，诗中没有主体精神生命的渗透，因此毫无生气，读来味同嚼蜡（前引宋代诗话、笔记所记《上清宝鼎诗》二首即是如此）。其三，我们从苏轼诗词那里常可看到在意境方面与《李白谪仙诗》相类似的情形。如苏轼《水调歌头》一词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便颇与《李白谪仙诗》中“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几句在意境上有神似之处。类似情形在苏轼其他诗中也常可见到。另外，细加体会，此诗内含有风趣幽默之致，与苏轼诗中常常表达的高逸萧散之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这也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王琦疑这首《李白谪仙诗》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考以观之，我们认为，作为一首有深切的情感底蕴的诗，在只有《东观馀论》和苏轼诗集著录此诗、且苏集所录更为完整而《东观馀论》所记又有讹误的情况下，把《李白谪仙诗》看成是苏轼所作，无疑是更具说服力、也更合乎情理的。作为生前颇为热心地为李白诗歌“打假”的人，苏轼针对一些假托伪劣之作被收录于《李白集》，曾不止一次地忿然指出：“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学齐己辈诗也。余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兴唐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也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耳。”[4]（前集，卷5,P28）但在他生后，自己的《李白谪仙诗》竟被俗人误传为李白所作，这对于热心为李白诗歌“打假”的苏轼来说，显然是始料未及的。当然，对于苏轼的这首《李白谪仙诗》来说，被误羼入《李白集》中，倒不会像所谓好事之徒所作那样为李白诗减色，反而说明了两位诗坛巨人之间内在精神世界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同时，写这篇文章，还使我生出一番感触，即对于《东观馀论》所记李白《上清宝典诗》原本出于苏集《李白谪仙诗》，虽然王琦《李太白全集》中早已将苏诗引录，而李白研究界竟然从未有人就此诗之归属进行考察，说来真是一件颇为令人诧异的事。在李白研究日趋细密、具体的今天，王琦所说之疏漏到现在竟还未受人注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参考文献】

[1]　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1990.

[3]　詹ｙīｎｇ＠①.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英

＠②原字讠加乃

＠③原字王加当

＠④原字衤加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