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本来无所谓新旧之分，自胡适起，人们便把“五四”以前的红学研究以及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红学研究称之为为“旧红学”，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红学研究称之为“新红学”。旧红学也称“索隐派”，新红学又称“考证派”。
作为学术界公认的学术派别，新红学自有其独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令人遗憾的是，对其具体内涵进行深入探讨的极少，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设有专门的条目，但缺乏系统而严谨的界定。现据可考的文献材料，最早使用“新红学”一词的是顾颉刚，他是在1923年3月5日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所作的《序》中使用了“新红学”这个词：“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建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作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我们正应当善保这一点便宜，赶紧把旧方法丢了，用新方法去驾御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作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1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他是把新红学作为旧红学的对立面并列提出的。旧红学显然是指先前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红学，新红学则是指胡适、俞平伯等人发起的红学研究，自此以后“新红学”一词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但是二十世纪红学界和学术界对该术语的使用和认知情况来看，“新红学”一词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新红学主要指时间上的新，具体来说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展开的《红楼梦》研究，即《红楼梦大辞典》所说的“胡适以前的红学为旧红学”，“胡适、俞平伯和顾颉刚以后的红学为新红学”2，除胡适、俞平伯等人和索隐派的研究外，它还包括其它学者的研究，而此意义上的旧红学不仅指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索隐派红学，也包括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人的评点派红学，以及其它专书专文评论等；狭义的新红学则主要是指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的新，具体说来，是指以胡适、俞平伯等人为代表的关注作者、版本问题、注重文献资料、以考证为特色的《红楼梦》研究。学术界主要是红学界经常使用的是后一种，本文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新红学”一词的。
一、“新红学”的迷误------从胡适说起
本来小说在古代属于“小家珍说”，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经过近代梁启超等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小说的地位到“五四”前后得到空前提高，《红楼梦》研究，也在这个时候也被提到了科学考证和科学探讨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胡适用近代科学考证方法，开创了“新红学”，并为之进行了近四十年的红学研究，先后写了近三十万字的著述。
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是靠《红楼梦考证》一书奠定起来的，新红学也是由是书而奠定，胡适红学研究的中心是作者的身世、成书年代以及版本的辨伪，他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对于胡适的功绩，海外的余英时先生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中得到充分的肯定：“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典范’的建立者。这个新‘典范’，简单地说，便是以《红楼梦》为曹雪芹的自叙传。”3在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来以后，俞平伯与顾颉刚一起用通信的方式讨论《红楼梦》，在此基础上，写成《红楼梦辨》一书，从观点到方法，都和胡适一脉相承，而且更为丰富和完备，成为新红学的奠基性著作，《红楼梦辨》的出现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互相呼应，至此，新红学真正成为气候。
新红学的成就，红学界已有很多的探讨，这里仅引用权威的《红楼梦大辞典》中所作的评价为例来进行分析：
“在红学史上，新红学派不可磨灭的功绩有：一、破除了人们对旧红学的迷信，使红学进入了一个实质性阶段；二、有意识地对作者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作者和小说本身打下了基础；三、肯定前80回为曹雪芹原著，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四、根据脂评和其它材料，校勘出前80回的残缺情形，探索出80回以后的情节线索，使研究者的眼光更加开阔；等等。新红学派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他们把小说与‘自传’等同，把贾家与曹家，把贾宝玉与曹雪芹机械地类比，把具有广阔生活领域的红学，搞成曹家一家的家世，降低了《红楼梦》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4
这里之所以这样引证，主要是这个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红学史对新红学的权威定位，应该说这个评价基本上是客观而公正的，但是这个评价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所谓的“旧红学”被一棍子打倒，包括评点以及专门性的评红文章，这是一种极端化的做法，抹杀了“旧红学”应有的成就，这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新红学”的缺陷远不止辞书上所列的几条，最难令人接受的是胡适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评判，他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和《石头记》版本起家，却得出结论说曹雪芹是一个“破落户旧王孙”，“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5对自己曾经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这样一句评价并不高的话，他甚至都后悔地说：“说老实话，我这句话已经过分赞美《红楼梦》了。”6胡适说这些话的时候好象还有点儿得意似的，本人作为研究《红楼梦》的人，面对着这样一个祖师爷，心里确实憋气得慌。由此可以发现胡适是一个艺术气质较差、文学感悟能力有限的人，这样也就影响了他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评价，
胡适自己在晚年曾有很实在的夫子自道：“我是曾经在四十年前，研究《红楼梦》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作者的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版本的问题。”7但恰恰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胡适都犯下了不可弥补的严重错误。
一、《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对于雪芹的著作权，现在仍时有异议，这当然不是胡适的错，关于曹雪芹的资料太少，他能考定曹雪芹的大略生平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当然，我是坚信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这里仅探讨胡适论证材料上的失误。
最早记载曹雪芹着《红楼梦》的证据是袁枚《随园诗话·卷二》第23条；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制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坊间刻本无此十字）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8
此处所引的为改定稿，有小注“坊间刻本无此十字”，实际上是十四个字，而且放错了位置，应该放在“明我斋读而羡之”之前，《随园诗话》最早版本为干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英志校点的《随园诗话》9是以嘉庆随园藏版本为底本校订的，也没有“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这十四个字。胡适后来的所有考据就来自袁枚这幺一句无从证实的话，他当时还没有看到《四松堂集》中的明义《题红楼梦三绝句》及自注，这里有个问题：袁枚所记是否为传言？如果是听人误传呢？袁枚说的“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红楼梦》是不是同一本书呢？后来不就发现过所谓的“雪芹小像”吗？可见号雪芹的并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一个人。这里有两个疑点胡适并没有解决:一是胡适写的这段话是节选，中间还有一句说“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明我斋还写诗赞美这个校书的美，校书在古时是妓女的雅称，《红楼梦》中除了写到有个叫云儿的是妓女以外是没有什么妓女的，那是贾宝玉和薛潘他们喝花酒的时候叫的。在袁枚心里《红楼梦》好象是写妓女的书，那么《随园诗话》中的这个《红楼梦》是否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红楼梦》就很难说了。二是胡适引用的这段话有假，因为《随园诗话》有好几个版本。最早的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出版时袁枚还在世，这里面就没有“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这句话，王英志校点的《随园诗话》就没有这句，这句话应该是在袁枚死后再版时书商加上去的。胡适引用的是道光四年的刊本，事实上，袁枚生活的时代离曹雪芹并不是很远，他还做过江宁的知府（曹寅长期担任江宁织造），按理说，他应该更加有条件去了解《红楼梦》，可是从他的《随园诗话》来看，他根本没有看过《红楼梦》。至于对曹雪芹的了解，从“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这一句满是错误的话来看，几乎是一无所知。用这种材料来对曹雪芹进行考证，其可信度是可想而知的。
二、高鹗续书的问题
胡适《红楼梦考证》中最受非议的一点是所谓的“高鹗续书”说：即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胡适的所列举的四条证据是：
第一，张问陶的诗及注，此为最明白的证据。
第二，俞樾举的“乡会试增五言八韵诗始干隆朝，而书中叙科场事已有诗”一项，这一项不十分可靠，因为乡会试用律诗，起于干隆二十一二年，也许那时《红楼梦》前八十回还没有做成呢。
第三，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
第四，高鹗自己的序，说的很含糊，字里行间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愿完全埋没他补作的苦心，故引言第六条说：“是书开卷略志数语，非云弁首，实因残缺有年，一旦颠末毕具，大快人心，欣然题名，聊以记成书之幸。”因为高鹗不讳他补作的事，故张船山赠诗直说他补作后四十回的事。10
胡适这四条证据，合起来只有一点，也就是张问陶的诗注，用了一个“补”字，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个字竟然成为红学疑案。古代人尤其是诗人用字，历来简洁，何以见得“补”就是续作？“补”字，也完全可以理解为程伟元、高鹗序中说的：“同友人细加厘扬，截长补短”、“准情酌理，补遗订讹”，不过是补订之意，无论是张问陶还是高鹗都没有自述过“补作”之事，说高鹗作伪是因为他自己不敢道明是自己作了这部小说，更缺乏证据。第二条证据实在不能算证据，因为胡适自己就否定了它，真不知他为何还要列出来，也许是自知证据不足难以服人吧。第三条更无说服力，现在不少人觉得程伟元也许说的是实话。第四条看高鹗的原序说得很清楚，不知胡适说高鹗含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张问陶有关高鹗的资料主要在《船山诗草·卷十六》里的两条很不起眼的小注：一是《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标题下注“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二是《赠高兰墅同年》，下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11这条小注又被震均附会为“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墅，以抑郁而卒”12这两条信息之所以被人重视，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张问陶一定很清楚高鹗续书的事情。如果高鹗真的是张问陶的妹夫，我们倒可以相信高鹗续书，但事实绝非如此，据胡传淮在《张问陶的妹夫不是高鹗》一文中说：
“遂宁张氏系清代蜀中望族，从清初宰相张鹏翮到性灵派大师张问陶，‘一家男女尽能诗。’嘉庆二年（1797）冬，张问陶在为其父撰写的《朝议公行述》中云：‘府君讳顾鉴，字镜千……女二人：长适湖州太学生潘本侃；次适汉军高扬曾。’次女即张问陶四妹张筠。民国13年刊本《遂宁张氏族谱》卷一载：‘张顾鉴，字镜千……子三人：问安、问陶、问莱。女二人：长适浙江归安监生潘本侃，次适镶黄旗汉军袭骑都尉高扬曾。’由此可知：张问陶四妹张筠的丈夫不是高鹗，而是汉军高扬曾。”13由此可知：张问陶四妹张筠的丈夫不是高鹗，而是汉军高扬曾。另外台湾成文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清代朱卷集成》第四册第37－40页有高鹗完整的履历，原影印件发在《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封二和封三上，这份履历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妻，卢氏”，14由这些错误可以断定，胡适所考证的高鹗续书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总的来说，胡适创造的新红学基本上是一门历史甚至是家史考证的学问，具有强烈的非文学倾向，胡适是一个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他早期在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学的是苹果学专业，他接受的首先是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重考据的风气，所以在五四以后，胡适开创的以考据为特点的新红学，是与当时学术界一些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提倡考据之学的风气完全一致的。所以，当我们欣赏胡适考据“成就”的同时，对他考据中的失误与错误也不能视而不见的。
二新红学的叛逆者－－俞平伯文本方向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那样，新红学“自传说”出来以后，主要受到“三种不同的挑战”15一是索隐派的复活；二是1954年的《红楼梦》大批判中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论的挑战；三是“新典范”的挑战。“新典范”与索隐派、自传说、阶级斗争说不同的是，它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它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因此特别重视其中所包含的理想性与虚构性。……在新典范之下，《红楼梦》将要从严肃的红学研究者的笔下争回它原有的小说的身份。第二，新典范假定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隐藏在小说内在结构之中，而尤其强调二者之间的有机性。所谓有机性者，是说作者的意思必须贯串全书而求之。”16余英时认为：“从各方面条件来看，俞平伯应该是最有资格发展红学史上新典范的人”17本来胡适是一个典范的创立者，俞平伯是属于胡适体系的，余英时这样判断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无疑是在说，俞平伯和胡适走的不是一条路子。如果对二十世纪红学进行清理的话，余英时的论断确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俞平伯是红学史上一个最具自觉意识的学者，他对别人的批评总能深入的思考并进行调整。事实上，早在1923年《红楼梦辨》出版之后的1925年，俞平伯就在不断地不断修正和调整自己地红学观点，他在《修正〈红楼梦辨〉的一个楔子》一文中宣布“我对于《红楼梦辨》有点修正的意见，在另一周刊上发布其一部分，希望过失不致因愈改削而愈多，其他更何所求呢。”18稍后，俞平伯专门撰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对以前观点作了较大的修正，“究竟最先要修正的是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这实是近来研究此书的中心观念”，由于他担心别人会误会他是“索隐之学要复活了”，所以就特别对自己的所谓“修正”作以说明，“所谓修正，只是给它一个新解释，一个新看法，并不是全盘推翻它”，因为“《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其生平，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他首先从小说兼具叙实和虚构成分的创作实际出发，反思自己在《红楼梦辨》一书中“眼光不自觉地陷于拘泥”，“不曾确定自叙传与自叙传的文学的区别，换句话说，无异不分析历史与历史的小说的界线”，自责“我们说人家猜笨谜，但我们自己做的即非谜，亦类乎谜，不过换个底面罢了”，随后根据文学创作的原理进行分析，指出自己和胡适等人的研究方法与旧红学索隐派“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而要想跳出旧红学的“樊笼”，“彻底地打破它，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在文章的结尾，俞平伯希望胡适也“以此眼光看《红楼梦》，觉得发抒活的趣味比依赖呆的方法和证据大为重要，而净扫以影射人事为中心观点的索隐派的‘红学’”19。但这篇文章中，俞平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趣味的研究”：“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即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鉴赏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种研究，不当成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20俞平伯先生的这种学术转向与他认为“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21有关，所以，从1949年后，他就一直进行着他所说的“趣味的研究”。可以说，1949年以后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从这1949年到1954年10月，俞平伯出版了一部专着《红楼梦研究》，在《文汇报》、《人民文学》、《光明日报》、《新民报晚刊》、《北京日报》、《大公报》、《东北文学》、《新建设》、《人民中国》等知名报刊发表红学文章15篇，其中刊于香港《大公报》和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读红楼梦随笔》则是一组近40篇红学文章。1953年，他还受邀到中国人民大学办了一场名为《红楼梦的现实性》的讲座，他后来出版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红楼梦研究》、《读红楼梦随笔》是他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成果，《红楼梦研究》是在《红楼梦辨》一书基础上增删修改而成，其中有些观点没有大的改变，比如对《红楼梦》创作心态和全书风格的体认、对后四十回续书依据的梳理、对后四十回的整体评价、对戚本程本高下的比较等，基本上延续了其原先的立场，同时又对原书作了不少修改和调整，改动的部分超过原书的三分之一。其中改动最大的还是对“自传说”的修正。相对来说，《读红楼梦随笔》是他建国后的标志性成果，在这部著作里，他坚持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看《红楼梦》，表现出俞平伯对文学本体论批评观念自觉，当然这也同他在诗词研究中坚持文学本体论是一致的。
对俞平伯这种学术转向（即余英时所说的“新典范”），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国内红学界正面对其评价的并不是很多，余英时倒是这样评价的：“从学术史发展的观点看，新典范是从自传派红学内部孕育出来的一个最合理的革命性出路。一方面，新典范认为我们对《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背景、撰述情况所知愈多，则愈能把握作品的全部意义；因此，他十分尊重自传派的考证成绩。另一方面，新典范复力求突破自传说的牢笼而进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因此它又超越了历史考证的红学传统。”“新典范与其他几派红学最大的分歧之一便在于它把《红楼梦》看作是小说，而不是一种历史文件。所以在新典范的指引下的《红楼梦》研究是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围，而不复为史学的界限所囿。其中纵有考证式的工作，但这类工作仍是文学的考证，而非历史的考证。”22确切地说，这种分析是很到位的，海外红学也确实体现了这种新典范的繁荣和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俞平伯的这种修正仅仅局限在他个人的自觉上，既没有影响到其它研究者，更没有改变这一学派的基本研究格局，自然也谈不上改变整个红学研究的格局了。尽管俞平伯发出了把《红楼梦》当小说看的呼吁，然而当局者迷，胡适一生都没能意识到或修正这一缺陷。尤为可贵的是，俞平伯对新红学的修正不仅表现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同时还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他对自传说的反省就已经包含了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很显然他已经认识到考证派在方法上的缺憾，就在于“我们历史眼光太浓厚了”，书中固然有“作者之平生寓焉”，但“不当处处以此求之，处处以此求之必不同，不同而勉强求其通，则凿矣”，并体察到考证派与索隐派在方法上的相似之处，认为“谓考证之红学亦索隐之一派可也”，“索隐而求之过深，惑矣，考证而求之过深亦未始不惑”23“以之笑索隐，则五十步与百步耳”。在20世纪的众多红学研究者中，很少见到像俞平伯这样不断对自己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行修正者，其可贵的反思精神和学术创新勇气堪称典范。
俞平伯学术思想的新变化已经与胡适、周汝昌大为不同了，尽管人们依旧把他看成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
三新红学的完成：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迷误
周汝昌先生一生著述甚丰，但最有影响的是《红楼梦新证》，这部辉煌巨著，既是周汝昌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新红学的代表作。这部书草创于1947年至1948年间，计三十九万字，由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九月初版，1998年8月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已经有七十三万七千字。可以说，《红楼梦新证》是继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之后所出现的一部卷帙浩繁内容博瞻新红学巨著。这部书出版以后，影响很大，海外的周策纵评价是“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24。刘梦溪评价说：“考证派红学的中坚、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25。《红楼梦新证》之所以受到红学界的极大重视，是因为周汝昌先生在这部书里，一手发掘了曹家上代的三轴诰命、四轴《楝亭图》、敦敏的《懋斋诗钞》、裕瑞的《枣窗闲笔》、萧奭的《永宪录》等孤本文献，其中《史料编年》一章，引用典籍在一百二十种以上，引用书目多达七百余种。1976年增订时，扩充为三十六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另外周汝昌先生还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曹雪芹小传》等，可以说有关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所有的历史资料，周汝昌基本上是一网打尽，周汝昌的红学体系，就是凭这些考证材料建立起来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汝昌同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一样，走上红学研究之路与胡适的热情鼓励和耐心引导是分不开的。在同周汝昌的交往中，胡适再次显示了其宽容大度和提携后进的高贵品格，当时周汝昌还是燕京大学的年轻学生，胡适则是北京大学校长、名声显赫的学者。胡适是看到周汝昌发表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上的《曹雪芹生卒年》一文后主动给周汝昌写信的。在信中，他肯定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大贡献”，同意周汝昌对“《东皋集》的编年次序”的推定和其“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同时还表示“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并说明理由。胡适的来信让周汝昌感到“欣幸无已”，由此开始了《红楼梦》的研究。在《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出版以后，旧钞本、宫廷档案等红学新资料不断发现，周汝昌就开始将这些资料进行梳理汇总，并以此为依据对种种红学问题进行概括和总结。
《红楼梦新证》一书分引论、人物考、籍贯出身、地点问题、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史料编年、新索隐、脂砚斋和附录等部分，作者将该书性质界定为“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26。《红楼梦新证》一书对此前发现的红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辨析，发展并完善了新红学的主要观点，对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曹雪芹籍贯、家世、生卒年、红楼梦地点、脂砚斋何人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39万字，资料丰富翔实，表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力。不过，从红学史的角度看，该书的重要贡献不在具体观点的提出，而在其对有关文献的总结和归纳，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本书对于这类材料，搜罗得自然远不敢说‘无遗’，但是相当丰富则尚堪自信。”它为其后的《红楼梦》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文献基础。
作者自己在1998年华艺出版社再版的《红楼梦新证》的总序中是这样总结这本书的：“此书的首创行与价值所在，一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结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27周汝昌先生说这段话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反感别人“总超不出‘资料丰富’这种表面现象”，而他自己认为这本书的“真正精神意度”在于以上三点，确实，周汝昌先生和胡适是大不相同的，胡适否定《红楼梦》的文学成就、仅仅考证著者和本子，而周汝昌先生则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极为推崇，认为曹雪芹是世界上的一流作家、《红楼梦》是世界上的一流作品，对曹雪芹家世的探讨则远远超越了胡适，可以说这些都是超越了胡适的。如同余英时所说：“就考证曹雪芹家世而言，周君确实是后来居上，在‘自传说’的典范之下，《新证》足可以当集大成的称誉而无愧。”紧接着余英时就转而批评道：“但是从学术发展的观点看，《新证》则显然只是胡适考证的扩大与加深，没有任何基本理论上的突破可言。”28但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也招到了不少批评，而且，这些批评也是很中肯的、正确的批评，如郭豫适先生就这部书提出了三个疑问：“第一，周汝昌的彻底的‘自传说’、‘生活实录’说符合文艺创作的一般原理和规律吗？第二，周汝昌的‘写实自传’说、‘生活实录’说及其‘科学的考证’真是合乎科学吗？第三，周汝昌的‘写实自传’说、‘生活实录’说能够正确说明《红楼梦》的价值和意义吗？”29郭豫适先生只肯定了周汝昌对索隐派的批评和对曹雪芹的赞美，对《红楼梦新证》的基本观点，如写实自传说以及考证上合二为一的原则和方法，郭豫适用了三个字来评价：“谬误的”，“这个错误是跟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所散布的自然主义文艺观和实用主义的烦琐考证方法的影响是分不开的。”30郭豫适先生的批评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也比较公正。余英时也对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给予尖锐的批评，这个批评并不仅仅针对《红楼梦新证》这部书，他所针对的是周汝昌先生的整个红学研究：“这个新红学的传统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极。在《新证》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历史上的曹家和《红楼梦》小说中的贾家完全等同起来了。其中‘人物考’和‘曹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两章尤其具体地说明了新红学的最后归趋。换句话说，考证派红学实质上已蜕变为曹学了。《新证》以后虽然仍有大量的考证文字出版，并且在个别难题的解决上也多少有所推进，但从红学的全面发展来看，自传说的‘典范’已经陷入僵局。这个‘典范’所能解决的问题远比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为少。这就表示自传说的效用已发挥得极为尽限，可以说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31这是迄今为止对周汝昌先生的评价中最为客观公允的，曹学（作家的研究是不应该称为什么“学”的）、探佚学也确实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了。
四、结束语只有超越胡适才能发展二十一世纪红学
胡适创建的新红学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建立，也为近代红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可以说没有胡适，也就没有考证派新红学。但是胡适、周汝昌这些学术大师的贡献在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研究《红楼梦》新材料的同时，也整整误导一个世纪的红学研究。尽管胡适一生屡屡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8字真言金针度人，但实际上就连他本人也没能做到，其红学考证的错误与疏漏也是很突出的。学术界对新红学将曹家家世等同小说的倾向始终持批评态度，认为胡适将曹家家世比附小说内容的做法与他所批评的笨伯猜谜似的索隐法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后来的周汝昌先生更是将这种比附法发展到极限，将曹家家世与小说严格等同，混淆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界限，将红学研究引入了歧途。功夫虽然下得很大，但对小说本身研究的贡献很少，这种倾向至今也未能完全克服。
新红学三大家中，真正代表红学转向和未来研究方向的是俞平伯先生，它在1985年对《文史知识》谈话时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繁琐的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来了？”这一连串的苦恼，终于导致了俞平伯先生去世之前的忏悔：“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俞平伯和胡适不一样，他是一位有人类良知的真正的大学者，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他能反省自己，一生都在不停地探索、思考和修正，不像胡适那样一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更不想周汝昌那样一生只坚持一个并不是很正确的真理，而且一直顽固不化地走下去。胡适地“伟大”之处在于他喜欢推行一种主义、一个思想观念，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地人，所以他一生都在引领时代风潮，在这方面他还真的不如他的两个弟子俞平伯和周汝昌，一生都在研究红学，相比之下胡适总是把学术玩弄股掌之间，并为个人的政治目的服务。可是这点俞平伯就做不到。也许俞平伯最终领悟到了胡适当初着力《红楼梦》之考证、并做出其惊天动地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真正用心了，所以他才说出上面那些话，最后痛心疾首地：“千秋功过，难于辞达”。
所以，俞平伯的文学考证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代表今后红学研究方向的，而胡适的研究和周汝昌的研究在今天是该功成身退了，如果我们依然在胡适划定的思路，沿着曹学的误区一直走下去的话，红学研究就会成为成为红学黑洞，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红学研究如果不能pass胡适，就不能有真正的红学研究的发展。超越胡适，走出胡适的局限，是当代红学发展的首要前提。
注释：
1旧籍新刊《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1版，142页。
2《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北京第1版，第1071页。
3《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30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4同2，1071页。
5《与高阳书》，转引自《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89－290页。
6同上，第289页。
7《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同上，259页。
8同1，第78页。
9《随园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2页。
10同1，第100页。
11一粟《红楼梦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第20页。
12《天咫偶闻·卷三》光绪三十三年，转引自一粟《红楼梦卷》，第24页。
13《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1日。
14有关高鹗生平家世更详细的情况，请参阅胡文彬先生的《疑云疑雨度重墙—高鹗履历的发现及其意义》，载《冷眼看红楼》，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280页。
15《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同3，第303页
16同上，第307－308页。
17同上，第309页。
18原载《语丝》第十一期，1925年1月26日。也可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1月北京第1版，第2页。
19以上引文均引自《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1月北京第1版。第3－10页。
20同上，第8页。
21同上，第9页。
22同15，第317－318页。
23《《红楼梦讨论集》序》，写于1942年，《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6－18页。
24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4页，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25《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09页。
26《写在卷首》，载1953年棠棣本《红楼梦新证》，1998年华艺出版社《红楼梦新证》被删除。这里转引自韩进廉《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1982年9月第2次印刷，第348页。
27《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页。
28同15，第320页。
29《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第283页－286页。
30同上，第289页。
31同15，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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