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确立与文体的分类——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片论之二

作者：郭英德
一、赋予“文学”含义的“文章”

大要言之，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探讨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在先秦与西汉前期，“文学”一词多有“文章博学”的含义；以之代指文献典籍，则往往兼容经传、子史、诗赋等文字写作，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相去甚远。反而是“文章”一词，因其原为色彩错杂、花纹斑斓的意思，便被人借以用来特指有文藻的文字写作[①]。

到了西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前期，当人们以“文章”与“儒学”、“儒雅”或“儒术”相对称时，“文章”一词就赋予了接近于现代所谓“文学”的含义，确立了独立的意义。如班彪（3-54）曾上言曰：

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②]

班固（32-92）也记载道：

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③]

按，中宗即汉宣帝刘询（前91-前49，前74-前49在位），其时是否已将文章与儒学别为二科，暂置不论。但是从上述两条资料可以看出，最晚在班彪、班固生活的年代，即东汉前期，人们已常常明确地将“文章”与“儒学”（或“儒雅”、“儒术”）相对称，这正是范晔（398-445）《后汉书》区分《文苑传》与《儒林传》的历史依据。东汉前期“文章”已经独立于“儒学”，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一个巨大的飞跃，表现出非常鲜明的文化分类与文类分辨意识[④]。

但是，东汉前期人们所说的“文章”，往往仍然涵括各种文采斐然的文字写作，其内涵与外延仍与今人所说的“文学”有所差异。如《汉书》本传称扬雄（前53-18）：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司马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⑤]

班固认为，扬雄希望“成名于后世”的“文章”，既包括《太玄》、《法言》、《训纂》等经、子、史学术著作，也包括《州箴》、《反离骚》、《广骚》、《甘泉赋》、《羽猎赋》等文学作品。

而仅指后一意义的“文章”，亦即狭义的“文章”，东汉人习称为“文辞”[⑥]。如《汉书·地理志下》记蜀地风俗，云：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⑦]

这里所谓“文辞”与“文章”上下互称，皆指经、史、子著述之外的诗赋等文学作品，含有更为纯粹的“文学”意义[⑧]。

上承东汉遗习，下染刘宋时风，范晔在《后汉书·文苑传》中，往往用狭义的“文章”一词，概指传主诗、赋、铭等文体的作品。如云：“（王隆）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⑨]“（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即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⑩]

绾结而言，汉人所谓“文章”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文章”略近于今人所说的“文学”。但即使是狭义的“文章”，其中所包含的文体也仍然相当庞杂。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在这样一种庞杂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

二、《诗赋略》与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各种文体进行分类，肇始于西汉末年刘歆（？-23）的目录学著作《七略》。在《七略》中，《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相并列，著录的是狭义的“文章”中最纯粹的文学作品——诗与赋。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所收著作分为五类，即：屈原赋类、陆贾赋类、荀卿赋类、杂赋类、歌诗类。在这里，既有赋与诗两种文体的区别[11]，又有赋体中四种类型作品的类分。这种两级分类的文体分类方法，不仅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范型，也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由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录《七略》时，在每类之后删除小序，我们已无法确知刘向父子将赋体分为四种类型的依据。但是依据赋体四种类型所著录的作品加以推测，赋分四体应有其内在的形态依据。例如姚振宗说：

按诗赋略，旧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赋，盖以体分，四曰杂赋，五曰歌诗。其中颇有类乎总集，亦有似乎别集。[12]

他认为，四赋的分类乃以文体的体制特征为标准，如屈原赋类“大抵皆楚骚之体”，陆贾赋类“大抵不尽为骚体”，荀卿赋类“大抵皆赋之纤小者”，杂赋类“大抵尤其纤小者”[13]。刘师培（1884-1919）则主要从文体的表现方式着眼，说：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馀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诡而调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别之大略也。[14]

与之相类，章炳麟（1869-1936）也从表现方式着眼，对杂赋以外的三类赋的特征做了更为简要的归纳，说：

《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15]

要之，《诗赋略》无论诗赋分体，还是赋分四类，都是以文体自身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标准的。虽然上述诸说皆为推测之论，但是无论《诗赋略》文体分类的义例如何，它毕竟是第一次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对不同文体进行直接的分类。在这一意义上，《诗赋略》堪称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的发端，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中具有首创意义。

三、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狭义的文章体系内类分与辨析文体，已经逐渐蔚为时代风气，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论著。如曹丕（187-226）《典论·论文》、陆机（261-303）《文赋》、虞挚《文章流别论》、李充（生卒年不详，约307-337在世）《翰林论》、任昉（460-508）《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刘勰（466？-539？）《文心雕龙》、萧统《文选》、颜之推（531-590后）《颜氏家训·文章》等，便是其中的荦荦大者。根据这些论著，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生成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从分类对象来看，“泛文学观”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

如前所述，汉人所谓“文章”或“文”盖有广、狭二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如此，这就形成一种“泛文学观”（或称“杂文学观”）。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并非单纯的抒情、辞藻、音韵、修辞之学，而是一种源自宇宙之初，体现自然之道，旁及天地万物，使天人相互沟通，使人伦达臻至善的精神文化现象：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16]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17]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人）惟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18]

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19]

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正是由无所不包的“人文”、“文籍”切入，具体化为赋、骚、诗等文体的分类。

正因为“文”或“文章”广之足以容纳所有的文字写作的文本，狭之也可包含所有文学写作的文本，因此，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就必然要求构建一个弹性的框架，可广可狭，可伸可缩，以容纳历代不断滋生繁衍的文体。于是，同一时代的人们对文体的分类往往迥然不同，如同在南朝萧梁时期，萧统《文选》分文体为39类，刘勰《文心雕龙》分文体为34类，而任昉《文章始》（一名《文章缘起》）论及的文体竟至81类。同一部著作的文体分类也可以采取弹性的框架，如《文心雕龙》在大体上分文体为34类之外，在《杂文》、《书记》两篇中还附列了若干种纷呈杂出的“准文体”。以至于不同时代的文体分类更可以差异甚大，以历代总集的文体分类为例，如《文选》分文体为39类[20]，《文苑英华》分为39类[21]，《唐文粹》分为26类[22]，《宋文鉴》分为60类，《元文类》分为43类，《文章辨体》分为59类[23]，《明文衡》分为41类，《文体明辨》分为127类[24]，《明文在》分为46类，如此等等。

第二，从分类实践来看，“因文立体”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生成确立的基本路数。

与基于行为方式或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不同，文章体系内文体分类的生成更多地求助于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易言之，在文章体系内，文章自身的形态及其功能成为文体分类的基本依据和标准。所谓“因文立体”，指的就是在文章体系内进行文体分类的具体操作实践中，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似性而得以合并归类，并为之确立“类名”。

在中国古代，“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大致有两种略有差异的生成方式。一种是古已有之的文体，后人仿其意而变其辞，乃至辞意皆变，从而生成某种文体类型。例如挚虞论颂体的生成，云：

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25]

自有《鲁颂》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颂作，“与《鲁颂》体意相类”，唯因“古今之变”而有“文辞之异”，这是颂的正体。至于扬雄《赵充国颂》、傅毅《显宗颂》则“颂而似雅”，马融《广成颂》等又变而为赋，这是颂的变体。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颂体无疑是延续《诗经》之“颂”，在文章体系内生成的文体类型。

“因文立体”地辨别区分文体类型还有另一种生成方式，这就是当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学作品问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断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形态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型便破土而出了。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中就曾指出：“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发》在形态上具有“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为前所未有的“独拔而伟丽”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等等，纷至沓来，形成一个绵延不绝的篇章序列。“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饰，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体，艳词动魂识。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26]于是便七体这种文体类型便蔚为大观了。
第三，从归类方法来看，“异中求同”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得以归纳类从的重要途径。

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的“文本同而末异”[27]，精确地表达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文体观念：所有文体的本源和内质是相同的、一元的，由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内质，派生出功能各异、形态有别的各种文体。易言之，在终极的意义上，所有文体都来源于一个本体，即刘勰所谓“天地之心”；而文体之所以千姿百态，乃由于不同文体的展现形态及其功能千变万化。因此，在对文体进行区分辨析、分体归类时，中国古人不仅既关注其异，也关注其同，既在同中求异，也在异中求同。于是，“异中求同”便成为使纷繁复杂的众多文体得以归纳类从的必由之途。

中国古人对众多文体的归纳类从，主要从文体的本源与文体的特征两方面着眼。
就文体的本源而言，古人认为所有文体均可溯源于五经，或者说正是五经生成了众多的文体。因此以五经为纲，众多文体便可以同类相聚，形成不同的文类序列。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28]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也说：

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刘勰与颜之推在文体的命名与归类方面虽然多有差异，但以四类文体为一组，分别系之于《易》、《书》、《诗》、《礼》、《春秋》五经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类序列，这一本于“宗经”观念的文体分类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经（1223-1275）整理后汉文章，将58种文体分别纳入“易部”、“书部”、“诗部”、“春秋部”四大类别中，认为：“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波流余裔也。”[29]明人黄佐（1490-1566）编辑《六艺流别》，“采摭汉魏以下诗文，悉以六经统之”[30]，以为：“圣人删述以垂世者，谓之经；后学传习以修辞者，谓之艺。”[31]凡此，都表现出由“宗经”观念所派生的文体分类思想。

就文体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图以不同的风格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将诸多文体归纳成若干种风格类别[32]。如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33]

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八种文体，每两种风格相近，可以合为一“科”，于是便形成四“科”八体的二级文体类目，而“雅”、“理”、“实”、“丽”等风格特征则成为分辨这四“科”的基本分类标准。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刘勰也从文体风格着眼，将诸多文体归纳为六大部类，说：

是以囊括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34]

刘勰认为，相似的文体风格是各部类文体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铨别不同部类的文体，使之“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用描述性的语词指称时代风格、文体风格、作家风格、作品风格、语言风格，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艺术风格学的精义要旨。而曹丕、刘勰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着力对不同的文体类型“异中求同”，使具有风格相似性的文体得以归纳类从，构成若干种不同的文类。

总之，“因文立体”是从文章到文体的归纳，“异中求同”进而是从文体到文类的归纳。经过这种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生成过程，中国古代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便形成了一个既开放又有序的整体。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对文体分类的体式与原则、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等，也进行了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总结，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思想。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另文加以论述。

2004年10月22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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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史记·儒林传序》引公孙弘言：“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121，页3119。以下有关“文章”一词的论述，参见兴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学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论を中心に》，见其《中国の文学理論》（东京：筑摩书房，1988），页9-17。

[②]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40上《班彪传》，页1328。
[③]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58《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页2634。又见褚少孙补《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引班固语，页2964-2965。《后汉书》卷61《左雄传·论》，亦以“儒学”与“文章”对称，云：“至乃英能承风，俊乂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页2042）。

[④]参见郭英德：《〈后汉书〉列传著录文体考述》，载《文史》2002年第3辑，页81-97。逯钦立认为，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著述，始见于王充（27-约97）《论衡·超奇篇》，此后如魏闻人牟《魏敬侯碑阴文》（严可均辑《三国文》作《魏敬侯卫觊碑阴文》），《晋书》卷83《袁乔传》等，皆将注解故训与“文笔”分述。可知区别“文笔”与经、史、子等专门著述的文类分辨意识当起于东汉前期，成于东晋初年。《后汉书》所著录的传主著述情况，似即本于东汉史传。见逯钦立：《说文笔》，逯钦立遗著、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页322-327。

[⑤]《汉书》，卷87《扬雄传》，页3583。

[⑥]按《史记》卷61《伯夷传》：“余以所闻（许）由、（务）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按：“盖以由、光义至高，而《诗》、《书》之文辞遂不少梗概载见，何以如此哉？”（页2122）然则在西汉时，“文辞”用以指广义的文章，包括经典及注解训诂之类。《史记》卷121《申公传》：“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页3121）亦可为证。

[⑦]《汉书》，卷28《地理志下》，页1645。

[⑧]类似的用例，又见《汉书·刘向传》：“更生（按，指刘向）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卷36 ，页1928）《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之文辞，此二篇（按，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最善。”（卷65，页2873）《后汉书·崔瑗传》：“（崔）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卷52，页1724）。郭绍虞说：“至于不指学术而带有词章的意义者，则称为‘文章’或‘文辞’。”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上卷，页42。

[⑨]《后汉书》，卷80上《王隆传》，页2609。

[⑩]《后汉书》，卷80上《李尤传》，页2616。

[11]刘师培云：“观班志之分析诗赋，可以知诗歌之体与赋不同，而骚体则同于赋体。”刘师培：《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116。据《诗赋略·序》所云，赋之起始，是“贤人失志”而抒怀，而歌诗则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歌谣为起始。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云：“《七略》分诗赋者，本孔子删诗意，不歌而诵，故谓之赋，叶于箫管，故谓之诗。其他有韵诸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章炳麟：《章氏丛书》（江苏广陵刻印社影印本，1981）。

[12]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3，《二十五史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本。

[13]伏俊琏据此，进一步从文体的体性特征着眼，认为：《汉志》（按，应为《七略》）主要根据赋作所涵有的“讽谕”之旨的多少对其价值进行评判，并据此分为四类：屈原赋类体兼风雅，骨含讽谏，《诗》人风谏之旨最浓；陆贾赋类劝百讽一，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讽谏之旨陵迟式微矣；荀卿赋直陈政教之得失，虽有恻隐讽谏的古诗之义，但与屈原赋类譬喻象征方式不同；杂赋类来自下层，篇幅纤小，作者无征，多诙谐调侃之意，《诗》人讽谏之义微乎其微。伏俊琏：《〈汉书·艺文志〉“杂赋”考》，载《文献》2003年第2期，页25-35。文中言其另有《汉志诗赋略赋分四家说》一文，待刊。

[14]刘师培：《左盦集·汉书艺文志书后》，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北京宁武南氏1934年校印本，1997）。刘师培《论文杂记》又以屈原赋类为“写怀之赋”，陆贾赋类为“骋辞之赋”，荀卿赋类为“阐理之赋”。

[15]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顾实受姚氏、刘氏、章氏启发，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中进一步提出：屈原赋类主抒情，陆贾赋类主说辞，荀卿赋类主效物，杂赋类多杂诙谐。又参见程千帆：《俭腹钞》（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之标准”、“《汉志》杂赋义例说臆”等条。

[16]虞挚：《文章流别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全晋文》卷77。

[17]陆机：《文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卷17，页243。

[18]刘勰著、范文斓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卷1《原道》，页1-3。

[19]萧统：《文选序》，《文选》，卷首，页1。

[20]傅刚：《〈昭明文选〉研究》，页185-192。关于《文选》的分类，另有37类、38类的说法，兹不赘述。

[21]其中谥册文、哀册文原分二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合为“谥哀册文”一类，误。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附录《古代文体分类》，页492。

[22]其中表、书奏、疏、奏状各为一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合为“表奏书疏类”，误。见该书附录《古代文体分类》，页494。

[23]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于该书目录下，漏列“论谏”一类（页497-498），故称58类，误。

[24]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附录《古代文体分类》，于该书目录下，未将原文附录的敕榜、笏记、口字咏、藏头诗、上牌文、密词等单列，故称121类（页498-503），误。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即自称全书分文体为127类，见《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页77。

[25]挚虞：《文章流别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77。

[26]均见《文心雕龙注》，卷3，页254-256。

[27]《文选》，卷52，页720。
[28]《文心雕龙注》，卷1《宗经》，页22-23。

[29]郝经：《续后汉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66《文艺志·文章总叙》。

[3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卷192《六艺流别》提要，页1746。

[31]黄在素：《六艺流别序》引，黄佐：《六艺流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欧大任刻本），卷首。

[32]关于文体风格学历史发展的详细论述，参见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页82-98。

[33]《文选》，卷52，页720。

[34]《文心雕龙注》，卷6《定势》，页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