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和尼采

作者：西梅
唐代著名诗人李白(701-762)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本文将讨论李白诗中所反应出的诗人对自然，人生，仕途，以及酒的态度，并着重分析两首诗中所渗透出来的自我意识，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并将其和尼采的“上帝已死”，“酒神精神”进行比较对比研究。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隋末，其先人因罪流徙于西域碎叶城，李白的诞生地。约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青年时期在蜀中就学漫游，成年后，先后漫游了长江，黄河流域的名山胜地。唐玄宗天宝初，应召入京，为供奉翰林。两年后被排挤出长安，又重新漫游。安史之乱中，因参加永王幕府，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归。晚年漂泊东南一带，后病死于安徽当涂。

李白的诗雄奇奔放，想象丰富，夸张大胆，清新明快，一向被人们尊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要分析李白，我们首先要了解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在唐朝，诗歌的地位和它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有所不同。大家可能更清楚的是诗歌在现代文坛上的边缘化处境。在中国市场上，更容易占据市场、赢得经济效益的都市小说等快餐式文学形式发展的如火如荼，而象诗歌散文等纯文学普遍受到了冷落。美国前不久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公民中读书的人数正在逐年下降，取代书本的是电影，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文本。在全球化，或是全球西化的大气候下，资本主义经济的铺天盖地，似乎已经将整个文学挤到了犄角旮旯，更不必说诗歌这个文学下的一个细小的分支了。在这种大气候下，诗人是和政客、国家领导人决然分开的，不容混杂的身份。但在李白生活的唐代，诗人或文人却是在朝廷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权力，和地位。

李白《将进酒》中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至今被人们广为传颂，在当时更是不知鼓舞了多少文人墨客去追求仕途。隋朝废除了曹魏时延用下来的“九品中正制”，建立了科举制。隋炀帝时加设进士科，使得当时兴起的庶族地主阶层也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年)，进士科考除贴经外，又开始加试“杂文”，即诗赋，使得庶族知识分子人人都有机会进入统治政施展才华。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日常喜欢的诗赋不再是“小道”、“玩意儿”，而成了求仕途的本钱。由此，诗赋在社会上受到了重视，士族和庶族的界线在制度上被打破，中下层的文人有可能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才华。制度上的变革给文人以至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带来了很大改观，“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遍布士林。唐代“文人政治”的势力渐大。

这也正是李白这个过着食客般生活的“无业游民”如此自信的历史原因，他“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逻辑正是出於他对自己诗赋魅力的自信。李白是热衷于从政的。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他四十二岁那年被应召入京的时候，曾洋洋得意的写道：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李白的这种自信似乎的确不是完全盲目的，在他到达长安后，皇帝玄宗见他时曾亲自迎他，宴席中还亲自为他调羹，道：“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并从此以后，以翰林供奉。表面看来，李白的这段境遇是世间难得的诗人和政治家相调和的产物，但象李白这样有独特个性的诗人，又如何能成为政治的口舌和帮腔呢。李白在长安不过两三年就出走了，表面的原因似乎是因他得罪了高力士，高挑拨李白和杨贵妃的关系，使李白在朝中终不得重用。但如细察李白的诗风，就会看到根本原因是其诗人本质无法于其从政的愿望相融。

李白的诗一向以其飘逸豪放著称，不受传统的约束，率性而为。正如他在《庐山谣寄庐侍御虚舟》一诗中写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一个“狂”字，将他狂妄不羁的性格表露无遗。他的这种狂妄使得他这个渺小人类之中的一员，在言语构筑的想象世界中，一下子扩充到了世界宇宙的范畴。他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简简单单的一句“欲上青天揽日月”，就唯妙唯肖的描绘出了他“笑孔丘”的“狂”态，而这句话中所传递出来的他作为一位心比天高的宇宙间的自由人的身份，也正是他“笑孔丘”的原因所在。孔丘之道正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注重的是忠孝仁义，其人格观也是以“爱君忧民之心，经国匡世之略”为标准的。这种人格观的本质是一种社会集体的人格观。在当时封建制度的统治下，这种社会集体的人格观其实也是封建制度的人格观，而非是个人的人格观。李白能够“笑孔丘”，就足以看出他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反叛。李白是个极其个性化的诗人，他敢爱、敢恨，敢喜、敢忧，他的一切似乎都是和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背道而驰。在他的诗里，常会出现诸如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等夸张的用字，如：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绿水曲》

笑杀陶泉明，不饮杯中酒。---《嘲王历阳不肯饮酒》

春风狂杀人，一日剧三年。---《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

千杯绿酒何辞醉，一面红妆恼杀人。---《赠段七娘》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个愿意或者善於将感情推向极端的人。贺之章看完李白的诗后赞他为“谪仙人”，而李白也就已“谪仙人”自居，在《上李邑》中写道：“大鹏一日同飞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使风歇始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李白这种带有狂放色彩的自信，在多首诗中都留有痕迹，比如，他又有诗道：“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仙人归，神明太守再雕饰，新图粉壁还芬菲，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讥。”
李白的这种洋洋自得的“狂”态，让人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尼采，那个号称“上帝已死，超人将至”的德国“疯子”。尼采发出“上帝死了”得呼喊是因为他看到了“上帝”这个基督教的核心概念的存在是对生命的最大非难：神对人类的怜悯使人类衰弱，神对人类痛苦无所不在的注视使人类丧失了战胜痛苦的勇气。而尼采所说的“超人”并不是在于体格上的强健，而是在于生命意志的强大：这个超人不依赖于他人，而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不需要靠别人的理想生活，而是自己为自己创造理想和价值标准，并把自己的理想贯彻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李白对儒家的蔑视和尼采对上帝的否定如出一辙。对於儒家思想，李白处处持反抗、讥讽的态度。即便是对儒家所维系的传统，李白也是想有所突破的。除去前面提到的“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外，他也常拿孔子自比，如在《古风》中道：“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道：“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同时，他也看不上用儒家思想来进行统治、治国。他在《登广武古战场怀古》中道：“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又在《嘲鲁儒》中道，“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头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甚至更加直白的在《淮阴书怀寄王宗成》中道：“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

儒家求名望轻富贵，安贫乐道，而李白却恰恰相反，他是不求名望，但求眼前的富贵：他“王侯皆为平交人”，“十千五千旋沽酒”，“浑身装束皆绮罗”，“兰蕙相随喧妓女”，“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李白这种结交权贵、享受生活的现实主义生活态度，是和当时儒家思想中的隐忍主题格格不入的。李白那时的生活甚至可以用现在流行的“小资情调”来进行描述，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超人”。

要想证明李白的“超人”特质，就要先看到他人性的自由。他对於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本身就表明了他思维方式的自由；他虽能充分享受金钱物质给生活带来的各种好处，却同时是轻财好施的。他自称在他二十几岁在维扬的一年里，“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他虽结交权贵，却一向认为名是身外之物。李白是宁要酒也不要名的。他在《笑歌行》中道：

“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笑矣乎，笑矣乎，赵有豫让楚屈平，卖身卖得千年名。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

李白这种人性的自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不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由”。如此看来，李白这个自由的“超人”所创造出的“价值标准”，可能就是他多次提到的“舒卷”：他在《商山四皓》中道，“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又在《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中道，“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尼采的超人并不是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快乐没有痛苦。他的超人之强在能够承受最大的失败和最深的痛苦，能够面对失败和痛苦欢笑和舞蹈。他的超人总是孤独的。这些又是和痛苦孤独，求政路不通，求道心不静，“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李白多么的相似。

当然，有人会说李白的这种不拘一格的“自由”和孤独感是他求仙寻道的结果。不可否认，李白的确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求仙访道，炼丹服药，云游四海，曾试图过与世无争的退隐生活。道教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思想，和儒家思想相比，算是处於边缘的地位。与儒家的“入世”说教不同，道家讲究“游世”，一种脱离社会体制的自然生活。脱离社会体制的个体人，通过修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李白“欲上青天揽日月”的诗句就是将个体人的自我意识扩充到了无限的宇宙，很有庄子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意境。但道家所倡导的这种宇宙的人化，以及人的宇宙化，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个性的张扬，自我意识的膨胀，一种对自然人的超越，和对人的意志的特别强调。炼丹服药只是道家想超越自然人身体所有的限制的一种努力罢了，并不能代替道家思想的本质。道家思想中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确和西方尊重“个性”的思潮有诸多的相似之处，而其“仙人”的概念又和尼采的“超人”极为相似(当然要除去道家思想中的消极避世的一面)。在儒家集体主义意识占主流的当时中国社会，我们还是应该肯定道家思想的反叛性和创新精神的。

另一个让我将李白和尼采挂钩的因素是他们对酒的认识。尼采认为，梦和醉并不是人生的反常状态，而是人生的真实需求。梦幻的美丽完满和现实生活的不完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正是因为存在着梦幻，生命才成为可能并值得怀念。同样，当个人的生活梦想在现实中破碎时，人们又需要醉的情态。在醉中，人们达到了忘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复存在，生活成为艺术，人感到自己成为了神。在醉中，痛苦不再是难以忍受的折磨，而成了人们蔑视和嘲笑的素材。人们在狂歌醉舞中超越了个人的痛苦。尼采的这种“酒神精神”认为，艺术是治疗的专家，当意志面临极端的危难时，它将人的厌恶化为想象，将恐惧化为乌有，使人们产生崇高感。同时，它使精神愉快，使人们从沉闷的荒谬中得到解放。正是由於艺术的这种功能，生命才得以可能。

李白虽没有象尼采那般总结出什么“酒神精神”，但他的诗句却处处体现出这种精神的实质。酒常被李白用来逃脱对仕途和人生失意。他的诗句从表面上来看，都是乘兴而饮，满载着豪饮的痛快淋漓之感，对名，对金钱都表现的不屑一顾。在长安时，李白是酒中八仙之一，作过许多关于酒的诗。其中有一篇道：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
三月咸阳时，千花尽如锦，谁能春独愁，对此经须饮，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

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辞粟卧首阳，屡空饥颜回，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李白这里说的“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酒倾愁不来”，和“酒酣心自开”将酒的功效和醉酒后的状态生动的描述了出来。这里说的“当代不乐饮，虚名安用哉！”和前面就提到过的“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饮酒眼前乐，虚名何处有？”都道出了李白享受酒醉远远胜过求名求仕途的心态。难道李白是个贪杯的酒鬼？当然不是。当他有意或是无意的将酒和名并列在一起谈论时，他报国无门，有志难展的苦闷就在不经意之间跃然纸上。李白可以是超人，可以是宇宙，可以是大自然，可以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抽刀断水”、“揽日月”，但是他却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他所在的社会体制对他心志的束缚，由此我们也就知道他“举杯浇愁愁更愁”的真正原因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了，也就明了了他在《将进酒》中“锺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感慨了。

在尼采的酒神精神下，痛苦是生命的兴奋剂，失败更能鼓起生活的勇气，它使人们经历痛苦和失败之时仍然能欢笑和舞蹈。狄奥尼索精神告诉人们的并不是没有失败，而是决不能做一个失败主义者。它是对生命的肯定，甚至包括对生命中最奇妙最困难问题的肯定。它是在致力于追求最高形态的过程中对其生命力的无穷无尽感到欢欣的生命意志。

套用尼采的这套酒神精神逻辑，李白以酒浇愁、销愁、开心就变成了一种生命意志的展现。这是否解释的通呢？我看是讲得通的。李白虽有“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无奈和烦愁，但他却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得意或是不得志而失意。他的对策和尼采的酒神精神不谋而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而且这种酒解法似乎很有效，所以李白的下句就是那句千百年来一直用来鼓舞人心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中的李白还将他的这种价值观向岑夫子和丹丘生推销道，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锺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为何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开头我们分析过，李白如此自信的原因和他“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逻辑正是出於他对自己诗赋魅力的自信。如果我们将诗看作是艺术的一种形式，那么就可以解释为艺术使得李白有如此宠辱不惊，不为贫富所左右的个性了。这就又和尼采认为艺术是治愈专家，使生命成为可能的观点相一致了。

李白和尼采观点的诸多相似之处，让人们不由的怀疑，先于尼采一千多年出生的李白，是否早就在唐代的中国演绎了尼采想象中的超人。当然，由於唐代的文艺理论还没有太大的发展，李白没能象尼采那样提出一套理论体系，充其量也就算是为后来出现的尼采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文本。但李白作为一个诗人却是被永久的载人了史册，被人们传颂。

参考书目：

《欧美哲学通史-现代哲学卷》，常健，李国山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2003。

《中国诗性文化与诗观念》，王南著，四川出版社，成都，2002。

《唐诗》，韩兆琦选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1999。

《李白传》，李长之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4。

《悲剧的诞生》，弗里德里希&＃8226；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弗里德里希&＃8226；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