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辨析

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江郎即指江淹。此说首见于钟嵘《诗品》，《诗品》云：“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之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从江淹现存文集来看，自齐武帝时起到淹暮年，江淹的确少有佳作，这也印证了其“才尽”之说。那么江淹何以才尽呢？笔者认为“江郎才尽”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文学思潮的影响

从当时的诗歌思潮来看，江淹对永明时期形成的、被沈约等人推崇的“永明体”是有看法的。他不满过分讲究形式的时髦诗风，即永明体诗风，故而不愿意创作不合潮流的旧体诗，也更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创作“永明体”诗，于是就较少创作，因而造成了他“才尽”之窘境。

江淹的“才尽”出现在齐武帝永明年间[1]。《诗品》云：“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而永明年间正是“永明体”形成时期。《南史·陆慧晓附陆厥传》：“齐永明九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世呼为‘永明体’。”江淹的诗歌主张与“永明体”的诗歌理论是不相同的。他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说：“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运兼爱者哉？……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以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他的这段话与《诗品序》中所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极其相似。江淹创作拟古的杂体诗三十首，表现了作者对当时评论界存在的偏颇的不满[2]。从他的话里已透露出其对形式主义诗风的非议，“永明体”那种“争价一字之奇”的形式主义倾向，江淹自然是不会认同的。在江淹看来，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要以表现“情物”为主。这种观点与钟嵘“诗品”倡导的诗歌观大体相同，与陆厥同沈约讨论四声中表现的观点也相近。钟嵘、陆厥是反对永明体的，江淹对“永明体”也不会持积极态度。事实上，江淹于永明四年左右任国子监博士[3]，时钟嵘、陆厥皆就学国子监，江淹对他们不无影响，他们持有大体相近的文学观是可信的。

既然当时文坛盛行“永明体”，某些轻薄之徒甚至笑“词采华茂”的曹植诗为“古拙”，对“永明体”持不同意见的江淹，就不会创作古体诗，以免被人讥笑，也更不会去创作“永明体”诗。江淹诗与鲍照相近，王通《中说》云：“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急以怨”是指诗的不平之气和刚健峻拔的风格，这种风格与“永明体”不入。江淹借梦说“才尽”，恐怕是江淹身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的自我解嘲。

二、 社会地位的变化

江淹入齐以来，地位日渐显赫，没有了早年那种忧谗畏讥之情，也就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江淹出身不是很高贵，早年投附刘景素幕下，刘景素并不重用江淹，甚至把他投入监狱。后来刘景素密谋造反，江淹常讽谏景素，景素不纳，淹也曾作诗以讽。江淹因此触怒刘景素，被黜到遥远的福建任吴兴令。这一时期是江淹心情最痛苦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牢骚、忧惧之情。但生活和仕途上的坎坷，却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的许多优秀的作品，包括广为流传的《恨》《别》二赋，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江淹创作的繁荣期。江淹入齐以后，他成了萧道成最得力的谋士。“军书表记，皆为草具[4]”，深得萧道成重用，他的官位亦愈来愈高，即便是曾除宣城太守，远离京城，那二千石的待遇与早年的生活也是天壤之别。入梁以后，他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并被封为醴陵侯。其心境更是得意至极，自言：“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5]”失去了创作激情的江淹，再让他写出象《恨》《别》二赋那样的优秀作品，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再者，江淹做高官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御用文人，为萧道成、萧衍等起草了大量的表、书、诏，他的文集当中就保留了大量的这类作品。这样，他创作自己作品的闲暇机会恐怕就很少了。清人姚鼐在《惜抱轩笔记》卷八中说：“江诗之佳，实在宋齐之间，仕官未盛之时。及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岂才尽之过哉，后世词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尘务”是指政治上的事务，这些政治上的事务，恐怕就是指经常不断地为人代写官样文章之事。

三、 生活情趣的变化

他的才尽，不但与文学思潮，社会地位的变化有关，而且也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关。他在《自序传》中说：“仕所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爱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否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露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这段话说出了江淹仙风道骨的本质。爱道求仙，在江淹的诗里边也有很多表现，如《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云：“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清思诗五首》其五云：“我学杳冥道，谁能测穷已？须待九转成，终会长沙市。”这些诗都道出了他的道家思想。江淹出身贫寒，十三岁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6]。生活的困顿使他不得不走入仕途，仕途中的坎坷又使得他不得不拿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一旦生活境遇优越之后，他便又回到了他追求的生活道路上去了，创作自然也就会少了。

总之，正是以上诸种因素，造成了所谓的“江郎才尽”。

参考文献：

[1] 曹道衡．中古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43

[2] 俞绍初．《江淹集校注》前言。

[3] 俞绍初．《江淹年谱》

[4] 江淹．《自序》
[5] 《梁书·江淹传》

[6] 《南史·江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