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邑赋的历史贡献与生命力

作者：余恕诚
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是与诗文并列的主要文体之一，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自上世纪初，它不仅在创作上受到冷落，极少有人从事，而且在研究上也被忽视。然而自《光明日报》连续刊载“百城赋”以来，美文联翩而出，世人称赏，可见赋体经历一段伏流以后，又在华夏大地喷涌而出了。因而赋体，即使是曾与封建政治

有密切关系的都邑赋，它在历史上的是非，以及它的生命力，还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京都大赋起于汉代。先有扬雄的《蜀都赋》，夸赞其乡土，继有班固的《两都赋》为此一文类树立了典范。嗣后，张衡模拟班固写了《二京赋》。到晋代左思历时三十余年，写成万言以上的《三都赋》，成为赋中巨制。《三都赋》虽然是京都大赋带殿后性的辉煌，但其后都邑赋仍然以较短的篇幅，相对省净的形式，绵延不绝（明代大赋仍多）。直到清末，还有程先甲以《金陵赋》著名。

京邑赋，尤其是历代京都大赋，有很强的政治性，它一般都在国家统一稳定时出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藉对宫殿壮丽、财阜民康、仪礼完备的描写，宣扬朝廷的功业与威德，起到使四方向慕，人心归顺，加强国家统一安定的作用。班固写《两都赋》，背景是东汉王朝建立后，“京师（东都洛阳）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