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和评价脂本

脂本《石头记》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陆续出现以来，长期被奉为《红楼梦》的真本和善本顶礼膜拜，几乎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本是一些来路不明、破绽百出、残缺不全、文字低俗的书写相当草率的手抄件，为什么竟会享有如此盛誉、获得这般殊荣？人们感到困惑不解，开始产生怀疑，一场关系着红学的方向和前途的“真假《红楼梦》大论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场论争来势之猛，牵动面之广，涉及问题之多，都是红学史上少有的。论争的焦点逐步集中到怎样看待脂本的问题上。随着大讨论的不断深入，重新认识和评价脂本的问题已越来越尖锐地提到红学的议事日程。目前至少有几个关键之点应首先分排清楚。

一、脂本是不是曹雪芹的定本？

脂本备受红学家推崇，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被认定为“曹雪芹的定本”，代表称‘曹雪伟原著的本来面貌”。胡适购得甲戌本时，迅即提出“脂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1933年见到庚辰本又指出，“脂砚斋重评本正是悼红轩原本”;1961年则进一步总结道，甲戌本发现之前“我们还不知道《红楼梦》的‘原本’是什么样子；自从此本发现之后，我们方才有一个认识《红楼梦》‘原本’的标准”，而“现存的‘庚辰本’最可以代表雪芹死之前的前八十回稿本没有经过别人整理添补的状态”①。胡适给脂本定下的“曹雪芹原本”的基调、几十年来一直被研究家认定为确切无疑的结论和无须论证的前提；及至冯其庸先生的系列论著中，这一假说获得了最为系统而完整的表述，明确肯定甲戌本“是现存曹雪芹留下来的《石头记》的最早的稿本”②；已卯本“是过录得最早的一个本子．也是最接近原稿面貌的一个本子”③；而庚辰本则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一个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抄本”④，“是雪芹去世以后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忠实于原本的过录本”⑤于是脂本是“曹雪芹定本，之说终成定论，脂本也因此而身价百倍．成为“代表曹雪芹原著本来面貌”的样板。

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质疑：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断定脂本就是“曹雪芹的定本”、代表着“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貌”呢？所谓脂本，充其量也只能算“脂砚斋的定本”，又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将脂砚斋视为曹雪芹的当然“经纪人”，于是乎“脂砚斋的定本”也就一变而等于“曹雪芹的定本”了呢？

新红学论定脂本是“曹雪芹的定本”，井非是发现了什么孤本秘籍，或者挖出了曹雪芹的真迹手稿，将其与脂本作过反复比勘、从而证实了二者的完全一致性。而主要的奥秘是将脂砚斋内定为瞥雪带的“至亲好友”，甚至就是曹雪芹本人的代名司。胡适当年就说过“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既然“脂砚斋且即是曹雪芹”，脂砚斋的批本当然就是曹雪芹的“原本”。胡适关于“脂砚斋即是《红楼梦》的主人，也即是他的作者曹雪芹”的“推测”早已为红学大家所不取，但他关于脂砚斋是曹雪芹“很亲的族人”⑥的观点却被后来的红学研究者普遍接受，几无质疑。既然脂砚斋被派定为曹雪芹朝夕相处的亲属，是曹氏著书的“亲密合作者”甚至“创作指导”，那么他的批书就是同曹雪芹“商量”过的，篡改书名和添加批语等等都是经过曹雪芹“同意”并且“认可”的，于是他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曹雪芹的“法人代表”，他的定本也就等于“曹雪芹的定本”，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了。然而遗憾的是，新红学认定脂砚斋是曹雪芹的至亲，同样也没有什么史实根据，而仅仅只凭借了脂砚斋的几条莫名其妙的批语。

脂砚斋的批语，只是脂砚斋自报的一面之词。脂砚斋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自己就是曹家人。但他有时也很想与曹家攀点亲戚关系。无奈脂砚斋的攀亲术太不高明，他攀得过多了。他既想与曹雪芹称兄道弟，又想做曹雪芹的长辈，甚至还厚颜无耻地想充当其小老婆。正是由于脂砚斋什么亲戚都想攀的这种鬼蜮伎俩，人们才发现了他的伪善和狡骗。他什么亲属都想攀，结果必然暴露了什么亲属都不是的真面目。更何况脂砚斋想与曹家攀亲是一回事，曹家是否承认这门亲戚又是另一回事。至少在现存的有关史料中，我们还查不出曹家与脂砚斋有什么直接联系，也看不出曹雪芹与脂砚斋有何交往。尽管如此，论家依然坚信脂批必是作者“至亲”方能作，非外人所能道者。实际情况决非如此简单。

例一：脂批关于曹家“家事”的披露，是论者确定脂砚斋为曹家人的主要依据。其中最为人们称首的，是脂砚斋“经过见过”南巡接驾之类神话。甲戌本第十六回批云：“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批语写得含糊其辞，空泛笼统，并未揭示出南巡接驾的具体事件和特殊内容。康熙南巡驻跸曹家，在乾嘉时代或许还是多少有点“轰动效应”，虽不敢说家喻户晓，至少在知识阶层亦曾传为美谈，一般人都知道。本世纪的胡适、顾颉刚、吴世昌等先生对南巡接驾的考证远比脂批具体得多，能说他们也是曹家人么？事实上此等事也只有局外人才会津津乐道，真正的曹家人反不致这般自吹自擂。即以作品追述其事来说，就是赵嬷嬷之类奴才在主子面前吹牛拍马，讨好卖乖，曹家人自不会那样炫耀吹嘘。脂砚斋何尝“经过见过”南巡接驾？他的“真有是事，经过见过”之批是批在“罪过可惜”句侧，说明他可能“经过见过”乱花银子之类场面，难道只有南巡接驾才乱花银子么？诸如此类琐事还有一些，例如关于“西园”的批语。曹家固然有“西园”，但京华何处无“西园”？敦诚家不是也有“西园”么？“西园”并非曹家专利，脂斋也就未必定是曹家人。．

例二：脂批关于曹家“人事”的议论，又是论者将脂砚斋确定为曹家人的重要原因。脂砚斋写有几条“树倒猢狲散”的批语，据说这是曹寅口头禅，仿佛他真的“亲闻”过曹寅教海似的。然而“树倒猢狲散”亦不过一句极为普通的成语，似乎并非只有曹寅才会说。脂批不是又说过“少年色嫩不坚劳（牢）以及非夭即贫之语余犹在心”吗？只可惜考证不出是否也是曹寅口头禅，否则脂砚斋真的倒是堂堂正正的曹家人了。又如脂批说曹雪芹死于“壬午除夕”，但“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批中“壬午除夕”四字，究竟是上属还是下属都无法明断，又怎能成为立论的科学根据呢？即使一口咬死是下属也难成立，因为壬午的第二年癸未敦敏还写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之诗，第三年甲申敦诚才有《挽曹雪芹》之作，与脂批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敦氏兄弟是雪芹至交，他们的记述又不是多年后的追忆，那是绝对准确可靠的。可见脂砚斋根本不知道雪芹死于何时，所谓“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纯属伪造或谣传。脂砚斋真正称得上是一个伪造孤证的专家，凡涉及具体事实的批语他都只写一条，而且几乎都不可考；即如“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乃其弟棠村序也”之类，谁也无法证实雪芹有无《风月宝鉴》旧稿”和“棠村其弟”。多年来人们受骗上当，皆因脂批制造的混乱，教训已够深刻。
例三：脂批对于某些谜底的破解，也是论家认定脂砚斋为曹雪芹“亲密合作者”的基本理由。庚辰本第十四回朱眉批说；“牛，丑么。清属水，子也。柳拆卯字，彪拆虎字，寅字寓焉。陈即辰，翼火为蛇，巳字寓焉。马，午也。魁拆鬼字，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晓鸣，鸡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曰守业，即镇守也，犬字寓焉。所谓十二支寓焉。”此处作品写送葬六公，或许作者有寓十二干支之意，却留下一个谜底给读者。论家或谓此批非“合作者”莫属，其实星相之学在乾嘉时代也颇为普及，并非高深莫测。刘献廷《广阳杂记》曾引李长卿《松霞馆赘言》云：牛金牛，丑宫也；虚日鼠，子宫也；尾火虎，寅宫也；房日兔，卯宫也；亢金龙，辰宫也；翼火蛇，巳宫也；星日马，午宫也；鬼金羊，未宫也；觜火猴，申宫也；卯日鸡，酉宫也；室火猪，亥宫也；娄金狗，戌宫也；“戌时方夜，而犬则司夜之物也，故戌属犬”。脂批亦是依据此类解释而来．并不需要“转很大的弯”，也不是“非常人所懂的”，不过一般常识。如果说脂批有所“发明”的话，便是胡乱编造了一个“守夜狗”就算编得对．也不能说明必是跟曹雪芹“商量”过的。脂砚斋特喜拆字猜谜，对那些易猜的谜，他猜的津津有味；而难猜的迷．就不敢妄着一字了。如薛宝钗十首怀古诗，是作者特意留下的大谜，如若脂砚斋真是作者至亲，二人“明确分工”一个写书一个作批，为何不敢在诗后落下一字？他与雪芹如此“亲密”，难道雪芹竟不愿将谜底告诉他？他看不懂也不当面问问？按照脂砚斋的德性，如果真和雪芹“商量”过的，早就大吹特吹起来了。可见脂砚斋猜谜是有限度的，能猜的就猜，不能猜的也不敢猜，不可考的便大猜特猜，足见其为人之狡狯。

上述几点可知，脂砚斋和曹雪芹并不一定具备特殊关系，我们没有任何根据判定其为曹家人或是代表曹雪芹立言。所谓脂本为“曹雪芹定本”、“代表曹雪芹原著本来面貌”之说，纯属后人无凭无据的捕风捉影。

二、脂本是不是乾隆时的抄本？

新红学将脂本作为理论基石耕耘数十年，至今连其定义的界说都模糊不清。胡适没给“脂本”这一概念作过专门的明确界定．他购得甲戌本时只说“这部脂砚斋重评本（以下称‘脂本’）只剩十六回了”，这应是关于脂本的第一个定义。“脂本”既是“脂砚斋重评本”的简称，而现存明题“脂砚斋重评”的抄本只有甲戌、己卯、庚辰三种，其余的便不能称为脂本。这个界定比较严格，但失之偏狭，不能涵盖脂本的全部内容。蔡义江先生则认为，脂本乃是“作为在底本文字上早于程高刊本、未经程高改动过（当然，被以前的整理者、抄手也作过一些有意无意的改动，但远不及程高的改动之大）的前期各种抄本的总称。”⑦这样，脂本便是一个庞然大物，不仅包容了脂砚斋重评本，还囊括了程本出版之前的乾隆年间所有传抄本。这一界说实在有点不着边际，不但过于宽泛笼统，没有抓住脂本的实质，而且有意无意混淆了脂砚斋批本与乾隆传抄本的严格界限，将问题弄得更加难以捉摸了。

界定脂本的性质，主要不应以它的题名、回数、文字、抄印等等表象为依据，而要着眼于它的实质。所谓脂本，其本质属性是有脂批，那么脂本显然应是指脂砚斋批点的《石头记》抄本。因而有无脂批，就成为辨别各种版本是否脂本的基本前提和依据。从现存脂本的实际出发，脂本又可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脂本，是指明标“脂砚斋重评”的本子，亦即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脂本，也是正宗脂本。所谓广义的脂本，即是虽不明题“脂砚斋重评”的字样，却有脂砚斋之流的批语，且批中有一部分是与脂砚斋豆重评本一致的，如戚序本、王府本，南图本、甲辰本、列藏本、梦稿本等，便是广义的脂本．它们和正宗脂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似乎表现出正宗脂本的“抄配本”的某些特点。如舒序本、郑藏本之类，都是白文本，无脂砚斋的一字批文，当然不能列人“脂本系统”。程甲本自然也不是脂本，它不具备脂本的本质特征；那么与其说程甲本的前八十回“也是一个脂本”，倒不如说脂本是据程本改篡加批而成更为恰切。

作为《红楼梦》第一个刊本的程甲本，它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程伟元高鹗采集乾隆年间各种传抄本校勘整理而成。乾隆传抄本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专指程本出版前约三十年间社会上流传的那些《红楼梦》手抄本。我们称其为乾隆抄本或传抄本。传抄本与脂批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容混淆。脂批本是带有脂批的脂砚斋等人的评点本；而传抄本固然可以带有脂批，但也可能不带脂批。传抄本没有附带脂批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从逻辑上判断，传抄本不一定就是脂本。再从事实上考察，脂批本并未在乾隆年间的文献资上亮过相，现存脂本几乎都无法坐实其为乾隆年间写成；而传抄本恰恰又正是不带脂批的白文本，舒元炜序本《红楼梦》即是最好的证据。刘世德先生曾经指出，舒氏《红楼梦序》系其真笔．并钤有他的印章两方；抄本写成于乾隆五十四年，“是原抄本而非过录本”，“是确凿可信的乾隆年间的抄本”⑧。《红楼梦大辞典》“舒本”条注释也说“在现存的《红楼梦》抄本中，这是唯一可以确定过录年代的本子”⑨。可见舒本是现存唯一的乾隆传抄本，它的原始面貌便是没有脂批，不是脂本。舒本证实了乾隆传抄本的本色是不带脂批的白文本。

人们认定脂本为乾隆抄本，并不是发现了确凿不疑的史料依据，而是主要根据程高关于《红楼梦》搜集整理情况的如实叙说，而脂本又刚好与之相符，便以为程本是据脂本改篡而来的。冯其庸先生就十分肯定地说，程本之前流传的“八十回抄本当然是指脂本系统的抄本”，而且“程甲本前八十回本身就是脂本”：还质问道“如果说只有程甲本才是最早问世的《红楼梦》，否定抄本流传时期的《红楼梦》，那末程伟元、高鹗据以用木活字排印的底本，不明明是一个传抄本吗？而且他还明确说明‘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三十年矣’’这三十年《红楼梦》传抄的历史，连程伟元、高鹗都不否认，怎么能硬说脂本系统的抄本反倒是程本问世后由刘铨福伪造的呢？”⑩在这里，冯先生质问的前提并不错，但他紧接着在推理中却悄悄地用“脂本”偷换了“传抄本”。可知也是将传抄本与脂批本划上等号来立论的。可是程高说摆印本根据传抄本整理，并未说是根据脂批本整理；程高从未说让乾隆年间广为流传的是脂本，也没有任何乾隆年间的人说过这种话，那么所谓“传抄本当然是指脂本”即属臆断。况且程本的前八十回也肯定不是脂本，因为它没有脂批。论家或谓程本就有“混入正文批”五六条，说明程本出版时将脂批“全部删除”又“未删尽”，从而证实程本前八十回“也是一个脂本”。但事实并非如此。欧阳健已指出“程甲本并没有把脂批抄入正文”[11]；我们也曾分析过所谓“混入程本正文”的五六条脂批“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⑿。程高本作为一种白文本出版，正反映了乾隆时期《红楼梦》传抄本的真貌；而现今唯一幸存的乾隆抄本舒序本无一字脂批，进一步证实了并非是程本“删除脂批”，而是程本之前压根儿就不存在脂批，因而也就不存在脂本。
脂本究竟是不是乾隆传抄本，是一个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鉴定的问题。冯其庸先生说：“研究《红楼梦》的本子，要对它作出判断，首要的条件是要仔细看过、研究过原本。”又说：“鉴别版本，首先应该查看原件，不看原件，总是说不过去的。甚至可以说连起码的一步也没有跨，这怎么可以放胆肆论呢？”⒀冯先生反复强调“不看原件”就没有发言权，这固然不无道理。我们也没有调查过所有确认脂本为乾隆抄本的论者是否都认真查看过原件。但见过原件的专家学者理应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证实（而不是假设和推测）脂本确系乾隆年间写成。当我们认真拜读了专家们的鉴定之后，不免深感失望，似乎并没有谁提出过不容置疑的硬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怀疑脂本可能不是乾隆抄本，“放胆肆论”一下又有何不可原谅的呢？例如冯先生就说：“如果直接看过甲戌、己卯、庚辰等各个本子的原本（即现存本），那就会产生一种直接的共同的感觉，即乾隆时代的抄本，其所用的纸张都是竹纸，其黄脆的程度也是差不多的，特别是甲戌、己卯、庚辰三个本子。”⒁显然，科学的鉴定不能仅凭“直观的感觉”为依据，而“乾隆竹纸”和“黄脆程度”等表象更难以构成脂本必定抄成于乾隆年间的确证。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冯先生在列举脂本为乾隆抄本的“铁证”时说：“脂本不仅自身内在的脂批可以证明，而且还得到乾隆时期的文献记录为证。”⒂关于程本之前有无脂批的问题，上文已略有申述；说到“乾隆时期的文献记录”，冯先生引了两条：一是裕瑞的《枣窗闲笔》，二是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后者虽成稿于程本之后，也确系“乾隆时期的文献记录”：但周春所说雁隅购得的八十回《石头记》抄本虽系乾隆传抄本，却并未说那就是脂本。而《枣窗闲笔》则不知可否认定其为“乾隆时期的文献记录”？蔡义江先生似乎也说边．裕瑞“在程、高未刻板前就见过”有“脂砚斋之批语”的抄本⒃。此论亦不知又是从何而来？按裕瑞原话是：“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板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这里并未提到脂批，也没说是脂本；而他说“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的抄本，则是在不同场合说的，两句话互不沾边，似难以将它们强拉在一处来论证问题。至于《枣窗闲笔》将《镜花缘书后》列入“旧作”，而《镜花缘》初版于嘉庆二十三年，其成稿时间至少应在嘉庆二十四五年乃至道光初年；若将其界定为“乾隆时期的文献记录”，也难令人信服。

事实上认定现存脂本乃乾隆抄本之说，并无确凿的版本史实根据．也未获得乾隆时期的文献记录证实，这几乎已是人们的共识了。人们不难发现，在程高本出版之前，还从未见有过关于脂砚斋、脂批之类活动记载以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类文献题录。那么脂本是否乾隆抄本，便不能不打一个大问号。新红学为了排除人们的种种疑虑，给脂本选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称呼“过录本”。胡适说庚辰本“是乾隆庚辰秋写定本的过录本”，“甲戌本也是过录之本”⒄。胡适发明并被普遍采用的“过录本”这个概念，实在是再绝妙不过的了。你说脂本不是曹雪芹的定本，它可以回答那是曹雪芹稿本的“过录本”，也就等于曹氏的定本；你说脂本为乾隆抄本说并无版本史实根据，它也可以回答那是乾隆抄本的“过录本”，也应视为乾隆抄本。总之，“过录本”可以解释一切疑问而又无须加以证实。然而不幸的是，“过录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含混模糊的。首先从根据上看，“过录本”之说必须有“底本”作依据方能成立；不拿出“底本”来，所谓“过录本”便是虚空幻设而无实证。其次从性质上看，“过录本”必须绝对真实，具备“忠实记录”的特点．而不应有抄写上的丝毫主观随意性。冯其庸先生说庚辰本即是一个“忠实于原本的过录本”，足见“忠实”乃是“过录本”的根本特征。而现存脂本又是如何呢？拙劣草率的抄写．随心所欲的涂改，半通不通的句子，连篇累牍的别字，无论从哪一点看都绝非“忠实过录”的。有的研究者却偏偏将其作为“曹雪芹稿本”的“忠实过录本”使用，在那些明显属于错抄漏抄补抄的文字上大作文章，津津乐道地称颂“曹雪芹的增删”如何如何高妙，这才真正不知是“从何说起”呢！可以肯定地说，现存脂本绝对不是根据曹雪芹的稿本“忠实过录”的。脂本只能是抄手的产品。蔡义江先生反问道："‘抄手的产品’不就是‘过录本，吗？”⒅其实“抄手的产品”还是称“抄本”好，“抄本”固然可以是“过录本”，也可能不是“忠实过录”的。在曹雪芹真笔稿本未被发现、不能对勘之前，“忠实过录”之说只是一厢情愿。现存脂本都是抄本，而且未必就是乾隆抄本；所谓“过录本”之说名不副实，应于取缔。

三、脂本是不是《红楼梦》的真本？

红学中的真本与伪本之争，落实到具体的版本问题上，便是程本与脂平之争。首先应该明白，无论程本还是脂本，它们都是《红楼梦》，原本不应该是对立物。例如一般认为程本百廿回，脂本八十回，二者水火不相容；其实脂本也有百廿回的，王府本、梦稿本即是明证。至于它们之间存在的某些局部的文字上的差异．那更是属于抄本流传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似乎也与曹雪芹的亲笔修改无丝毫关系。究其总的方面来讲，程本与脂本的区别，只不过前者是排印，后者为手抄；前者是白文，后者有脂批，如此而已。但自新红学崛起以来，脂本却被无端认定为曹雪芹的“原本”，是真《红楼》；而程本则属于程高“伪篡”，是假《红楼》，事情就这样被搅得复杂化了，由此可见红学中的这场不可避免的真假《红楼梦》大论战，与其说是欧阳健等人故作“奇谈怪论”．还不如说是新红学自身挑起来的。是新红学自己人为地制造了脂本与程本的矛盾和对立，是新红学首先将来历不明的脂本论定为《红楼梦》的真本并将通行多年的程本贬斥为伪本；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正本清源，返朴归真，还《红楼梦》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判定《红楼梦》版本的真伪，从根本上说应当以曹雪芹的亲笔手稿为依据：根据曹雪芹的真迹稿本直接排印或抄录的版本并经作者亲自审阅，即是《红楼梦》的真本。新红学论定脂本是真《红楼》，程本是假《红楼》，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们断定程本不是《红楼梦》的真本，主要就是依据程本不是直接按照曹的稿本摆印的，且经过程高改篡并“伪续”了后四十回“假肢”；而脂本则是根据曹雪芹的真笔稿本“忠实过录”的，甚至还经作者“认可”，自然便是《红楼梦》的真本了。然而断定脂本是曹雪芹定本、代表曹氏原著本来面貌，这个前提本身就无实证，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觉。冯其庸先生曾经说过，现存脂本“无一是曹雪芹的真正的定稿本”[19]，这话应该是说得很实在的。既然现存脂本均非曹氏稿本，又凭什么说脂本必定是依据曹氏稿本“忠实过录”的呢？程本固然也不是依据曹氏稿本直接排印的，而是根据乾隆传抄本校勘整理；这乾隆传抄本不也可以说是依据曹氏稿本“忠实过录”的么？因而从版本性质上判断，脂本与程本实际上都处于同一个层面上，即它们都不是曹雪芹的真笔稿本。程本依据传抄本整理，脂本充其量也只能是依据传抄本加批，如果确认程本是假《红楼》，则脂本必然也是假《红楼》；要说脂本是真本，程本又何尝不是真本呢！你站在脂本的基点上看程本，程本自然处处都不顺眼；而我站在程本的角度上看脂本，脂本又何尝不是千疮百孔！在曹雪芹真迹手稿尚未发现以前或不可复得的情况下，要从版本性质上判定脂本与程本的真伪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从版本性质上判定脂本与程本之真伪目前已属不可能，我们就只好换一个角度进行审视，即从时间的概念上加以判断。时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⒇，也是历史的箭头，不可逆转。时间的先后是物质存在早迟的归依。新红学断定脂本是真《红楼梦》，实际上仍是从时间的观念上入手的。例如，新红学认为现存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其“底本”都是乾隆甲戌、乾隆己卯和乾隆庚辰年曹雪芹的亲定本；认为乾隆时期的《红楼梦》抄本正是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形式流传的，程本乃是依据脂批本整理改篡而来。冯其庸先生也说：“脂本系统在前，最早的脂本是曹雪芹写作修改和脂砚斋加评《石头记》的时候就多次抄传出来的本子”[21]。如果真是这样，程本便是绝对地晚于脂本了。可问题是这些论断均系想象而无事实根据。如说脂批本是雪芹生前的定本，就没有“底本”依据；说脂砚斋是雪芹朝夕相处的“至亲好友”，也没有史实可考；甚至连脂本是否乾隆抄本都无法落实，那么脂本又怎么可能一定早于程本呢？而程甲本出版于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则有明确的时间坐标可查。程本是名实相副的乾隆版本，绝对可靠，那么程本的出版便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一个关键，一个起点，也是一面镜子，为我们树立了划分《红楼梦》版本时间先后的一个界标。程本出版以后，一般读者倾向于取印本而舍抄本，传抄本便被淘汰，逐渐湮没，幸存下来的已不多见，舒序本是个唯一的例外。而现存所有脂本，其发现的时间均为时甚晚。我们固然不能说发现时间晚，抄本形成的时间必然也晚。但是程本之前却无脂本存在的版本根据，也无脂砚斋批书的活动踪影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文献题录，而现存脂本又“都没有留下它们的抄写时间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22]，那么脂本出现的时间再早也绝不会早过程甲本。梦痴学人《梦痴说梦》有云：“嘉庆初年，此书始盛行……于是续之，补之，评之，论之，遂撰遂刻，肆无忌惮”。这话已经说明，有关《红楼梦》的续书和评论，皆出自程高本之后，脂批亦不能例外。程甲本的出版，以其震撼人心的思想艺术力量和整体结构功能，推动了《红楼梦》的阅读热潮，促成了红学的诞生和发展，论者辈出，评家蜂起，脂批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我们从现存脂本的实际出发，脂本出现于程本之后[23]，不仅明显依据程本改篡并且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改得好的”[24]，而脂批则确系嘉庆中后期以后的产物[25]，均可谓铁案。因而从时间序列上判断，程本依据乾隆传抄本校勘整理，是《红楼梦》的第一个印本，也是真本．脂本采用程本改篡加批而成，是没有理由和根据视为《红楼梦》的真本、善本和祖本的。

时间之矢是判断程本与脂本之真伪的关键环节，但仅从时间的先后来立论仍然不够、还必须以历史的检验和读者的选择亦即实践的观点作为重要的参照系。程高全璧本《红楼梦》出版以后，迅即获得社会历史的绝对认可，受到历代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和热烈赞赏，依据程本排印的各种版本长盛不衰，风靡海内外达二百年之久，不仅推动了《红楼梦》自身的大普及和深入人心，促成了作为显学的红学的诞生、发展和繁荣，也促进了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将整个民族文化建设推上了一个新阶段。《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名著，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整个民族值得骄傲的宝贵财富，甚至跻于世界文化宝库之林亦无愧色，这种生动局面便是程甲本开创的。程高本获得《红楼梦》版本正宗的崇高地位，不是以个别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历史裁夺、社会认同和读者选择的结果。这是历史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脂本绝对不能与程本相提并论。脂本作为众多红学评点本中的一种，无疑有其存在的理由，有些文字增改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脂批作为旧红学评点派的组成部分之一，剔除其伪造的成分，也有某些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经验。但是，脂本自嘉庆年间初露头角以来，长期只在少数人之间暗中流布，并未对整个民族文化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即使在各种影印本公诸于世之后，也只有少数研究者视为奇珍异宝，没有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历史的考验和读者的选择，早已为程本与脂本之忧劣作出了昭彰于世的公正裁决。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不愿尊重历史事实，不顾广大读者的审美需求，任凭个别或少数人的一己私见看待问题，无端将脂本判为真本、程本贬为伪本，这无疑是对历史裁夺和读者选择的无情嘲讽，也是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意亵渎！不可否认，自从程高本问世以来，对其进行暗地或公开的否定乃至辱骂诅咒者，儿乎代不乏人；但他们又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最终免不了被历史的浪花所淹没的可悲下场。程高本历经时代的风风雨雨，终究站稳了脚跟，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摧毁的旺盛艺术生命力，如果程本不是真《红楼》，历代读者岂能作出如此选择？历史的经验教训颇值得记取。新红学盲目美化脂本和脂批，尽管对程本发动了空前强大的攻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越来越暴露出其非科学性的特征，似乎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程高本在历史的检验和读者的选择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那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重新认识和评价脂本，还程本《红楼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是红学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大是大非问题，应该讯速提到红学的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分辨清楚，逐步求得共识。

注释

①⑥⒄均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冯其庸《论＜脂砌斋或评石头记〉甲戌本“凡例”》，《梦边集》，陕西人民出版社l982年版。

③冯其庸《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序》，己卯本卷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④冯其庸《论庚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⑤冯其庸《重论庚辰本》，《漱石集》，岳麓书社1993年版。

⑦[16][18]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

⑧[22]刘世德《解破了＜红楼梦》的一个谜》，《红楼梦学刊》1900年第2辑。

⑨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10][13][14][15][21]冯其庸《论＜红楼梦＞的脂本、程本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
[11]欧阳健《真伪判然岂可混同》，《明清小说研究））l994年第3期。

[12]参拙文《再论脂批形成的年代》，《贵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13]冯其庸《论程甲本间世的历史意义》，《漱石集》。

[20]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3]参欧阳健《红楼新辨》，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24]曲沐《从文字差异中辨真伪见高低》，《明清小说研究））l994年第2期

[25]参拙文《论脂批形成的年代》，《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l期．以及《再论脂批形成的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