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言谁解诉秋心———试论林黛玉诗歌的追问意识

作者：李庆霞
读《红楼梦》时,可以感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林黛玉的诗歌中有一种强烈的“追问意识”。在形式上,她的诗歌颇多问句,如: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葬花吟》

天尽头,何处有芳丘?———《葬花吟》

满纸自怜题素愿,片言谁解诉秋心?———《咏菊》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问菊》

叹今生,谁舍难收?———《柳絮词》
据统计,林黛玉的诗作中除了无疑而问的反问句和设疑而问的设问句之外,像上面所列举的有疑而问的询问句共达23句之多,也算是一串奇特的“天问”了,这自然成了林黛玉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如何解读这一“追问”意向?一一位作家的用语习惯,往往透露出作家创作个性的重要信息。分析诗歌抒情话语的运用特色,往往是探讨诗歌和作者思想灵魂的切入点。

有学者曾经分析《葬花吟》中“飘落”的意象,并以此为入口,探讨林黛玉与封建社会里中国文人精神气质上的深微联系,认为《葬花吟》全诗有一个最为核心的意象———“飘落”,“飘泊”、“飘飞”都是它的变奏。明显的句子有“花谢花飞花满天”、“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花落人亡两不如”等等,故而“飘无所依”,正是林黛玉生存处境与存在状态的写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写照,《葬花吟》因此唱出了中国封建文人感时伤世的痛彻。[1]这种发现无疑是深刻的。但是,这种结论是仅就一首《葬花吟》而得出。如果把黛玉所有的诗歌———包括两首歌行体诗作《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三首七绝《题帕三绝》和五首咏物诗《咏白海棠》、《咏菊》、《梦菊》、《问菊》及《唐多令·柳絮词》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诗中出现频率最高、最惹人注目的,却是那些疑问词如“谁”、“何”之类;最让人难忘的,也是那些哀怨悲苦、包含询问之意的诗句:

天尽头,何处有芳丘?———《葬花吟》

片言谁解诉秋心?———《咏菊》

娇羞默默同谁诉?———《咏白海棠》

一句句,一声声,幽幽地牵动读者的愁肠。

王国维曾经把诗人分成“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他说:“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情性愈真。”[2]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主观诗人”。她写诗,总是带上浓重的主观色彩,倾注强烈的情感。以《葬花吟》为例:

花谢花飞花满天,魂消香断有谁怜?
这位少女诗人敏锐地感受到春光将逝,桃花飘落。于是以己观花,“谁”既是问他人能否感受到落花飘零的悲哀;“谁”又指自己,感慨大千世界只有自己深感飞花逝落的痛彻;同时,“谁”的空问还包含落花不得世人同情,诗人不得世人理解的双重悲哀。这一句哀婉之问,使诗人与花融为一体,为全诗奠定了强烈的自我抒情的基调,使全诗一开篇就笼罩着悲戚哀怨的气氛,诗人的情感气质在轻轻一问中显露出来。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直接以己比花,感叹漂泊不定的命运。明媚的桃花能够灿烂几时?美好曼妙的青春与花相似,也容易飘逝;而桃花经冬至春还能再发,人的青春一逝便再难寻回!花易落,人命短,人的生命甚至还不如能够再发的桃花。

天尽头,何处有芳丘?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以己问花,落花完全成了倾诉的对象,一连四个“侬”字,两个“尔”字,在反复的询问中,诗人展开了对未来命运的惶恐的推测,她由落花调谢想到自己的身世飘零,想到自己生命消逝时无人怜惜的悲哀,悲叹人不如花:落花尚得归于净土,人却有可能落入命运的污淖之中;谁又是收葬自己、使自己归于净土的人?思虑至此,她悲哀到极点,不禁为“花落人亡两不知”的生命悲剧而悲恸!全诗在一片恸哭中结束。纵观全诗,可以发现,是几句痛心不已的询问,使《葬花吟》成为林黛玉自我抒情中最感人的篇章。

《题帕三绝句》以“泪”贯穿始终,暗寓黛玉的一生将为宝玉泪尽而逝。“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问得直切。一个“谁”字,直接把她的深情指向宝玉,感情表露得极其大胆,同时“谁”字还包含了不尽的疑问,询问心上人此时此刻能否领会到她的一番情谊;“谁”字还是在询问整个世界:她的一腔心事是否会终成虚话?这一问句,写尽了黛玉此时幸福、伤悲、忧虑交织的心境,给她的爱情抹上了一缕凄美的色彩。《秋窗风雨夕》中,“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在敏感的诗人看来,秋天本已让她魂销肠断,淫靡的秋雨更加重了她心中的凄凉,因为自幼失怙,在这凄风苦雨之夜,没有任何亲人来与她作伴,许多年来,诗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独自咀嚼着深重的孤独。“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这两句,诗人把思绪拉到她的生活世界之外,寻找着没有风雨只有温暖的秋窗小院,为疲惫的心灵寻得一块暂时歇息的净土;然而,她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在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是风雨,家家秋院都是风雨肆虐,秋意煞人,哪里有什么温暖可寻呢?这两句诗写尽了黛玉在风雨之夜的凄凉孤独,使全诗著上了鲜明的个人色彩。作为主观诗人,林黛玉的那些限题限韵的咏物诗,也鲜明地表现出她强烈的个人色彩。无论是咏菊还是咏白海棠,其他人的诗虽然也多少表现出各自的性情,但都有些平淡纤巧,缺乏个性力度,如宝钗的诗含蓄浑厚却失之于造作。只有林黛玉的诗以强烈的自我表现独树一帜。在她的这些诗作中,花即是人,人与花融为一体,读时,分不清她究竟是在咏花,还是在书写自我。

正因如此,这些诗作才力透纸背,深深叩动着读者的情怀。其中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几句询问:

娇羞默默同谁诉?———《咏白海棠》

片言谁解素秋心?———《咏菊》

孤标傲视偕谁隐?———《问菊》

叹今生,谁舍难收?———《柳絮词》

不仅仅是以人拟花,写尽花的情态,更重要的是,赋花以生命和灵性,以花喻人,在娓娓叙写中表达自我的性情与格调,寄托悠悠情思和人格精神;神与物游,花人合一,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黛玉就是借这些追问,在冰冷的世界中描绘着自己如花一样貌似柔弱的生命,倔强地表现着她的个性,表现出他人难以企及的大胆和勇敢。可以看出,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托物言志,林黛玉诗歌里强烈的追问意识不只是艺术风格的问题,实际上是她对自身生命价值强烈关注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诗人歌咏自然山水是自然的事情,但若纵情表现自己却常常被视为大逆不道。黛玉诗里的一句句询问,在抒写自然的同时也大胆地表现着自己,向世界宣布她这样一个哀怨悲惋的生命的存在。

二

林黛玉诗歌的生命意识集中表现在她的追问之中。考察这些追问本身,可以发现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探询。有学者指出:“林黛玉比大观园中任何一个女儿都要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3]愈加珍惜就愈加担心生命的幻灭。《葬花吟》里,黛玉由花的谢落联想到自己生命的消亡,不禁问起:

红消香断有谁怜?　　

明年闺中知有谁?　　

未卜侬身何日丧?

一句句自怜自叹,包含对未来命运的深切忧思,它来自多年来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身世处境,也来自于对爱情命运的担忧。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黛玉的关注所指不能不是死亡。在林黛玉葬花的时候,大观园里正是一派欢乐景象:满园是绣带飘飘,花枝招展,众女儿们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成群结对地玩耍嬉笑,尽情享受青春生命的欢乐;宝钗在扑蝶,探春在看鹤舞,人人都沉醉于生的欢乐之中,独有她预感到了死的悲哀。无论生命怎样绚烂美丽,都必然归宿于死亡。聪慧灵秀的黛玉敏感到了生的悲哀,时常与无常觌面,咀嚼生命本体的悲凉与无奈。她的忧患直接指向生命本体,达到了哲学思虑的高度。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也曾为生死问题而困惑,发出一个千古名问:“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与哈姆雷特相比,黛玉的问更加痛彻,在她看来,生死已经是一个不可能被选择的问题,死亡是生命的必然结局,它的力量比生存还要强大。因此,她的悲痛比哈姆雷特深刻得多。人作为个体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生命存在的权力会遭到剥夺,个性的发展与需求也会受到限制,因而人总是感到青春易逝,生命短暂,需求得不到满足,命运不能把握。这种自然与人类、社会与个体双重矛盾引起的痛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悠久的痛苦,“它上通人类的初始时代,下接人类的未来”,因而具有一种幽深的历史感。[4]黛玉的痛苦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悲痛。其次,是对知音难寻的困惑。林黛玉的诗歌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意向,她反复地追寻着可以倾诉的对象。虽然有贾宝玉作为她感情的寄托,但是这个人世的知音似乎仍不能满足她的倾吐需求。由于自身性格和外部环境的原因,她无法向贾宝玉倾诉衷肠,只能在诗歌里苦苦寻觅,把一腔幽思托付给诗歌。

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题帕三绝句》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日以昏。———《咏白海棠》

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问菊》

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菊梦》

她在不懈地追问着。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林黛玉满腹心事必须要映射到一个“对象”身上,这个对象就是她诗里的“谁”。在尘世间这个“谁”可能指哪个人?是宝玉吗?是,似乎又不是,宝玉能把握他的爱情却不能把握他的命运;是宝钗吗?不大可能,虽然她们表面上由情敌变为挚友,但林黛玉的直觉告诉她,她们不是一种人;是探春吗,也不可能;是封建家长吗,更不可能。林黛玉因此感到旷世的寂寞和孤独。菊花、柳絮、海棠都成了她的化身,娇羞默默地向世界诉说她的哀怨,尽管无人倾听,还是在苦苦地追寻着梦中的知音。同样是感慨,贾宝玉还可以同燕子说话,对美人图表达,林黛玉对谁都不能倾诉。她的孤独更甚于宝玉。
人在历史发展中总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思想意念对象化。图腾崇拜、艺术创作、歌舞游戏、穿着衣饰等都曾是这些对象的形式,正是借助这些方式,人类的思想情感才得以奔放,升华,发展,一代一代向前进步。然而人也曾经有过情郁于中而无从释怀的痛苦,比如屈原,他一心为国,汲汲效力于国家,中途竟遭党人陷害,又无端遭到君王疏远,他“忧心烦乱,不知所朔心,乃作《离骚》经”[5]。在《离骚》里,他仰天长问:“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衷情?”“世幽昧以晦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他希望有人能理解他的耿耿忠心,然而谁也没有理睬他,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由此持着一份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旷世孤独。林黛玉诗歌的价值在于写出了个体无助的孤苦,写出了在这一境遇中心灵的颤动。第三,是对外部世界的疑惑。有学者指出的,悲哀和不确定性是黛玉诗歌的主导情绪。[6]尽管林黛玉生活的世界非常狭小,仅限于贾府与大观园,但是她对这个小小的世界也常常把握不定,充满疑惑。试举几例:

昨霜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葬花呤》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也无?———《题帕三绝句》

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问菊》

她对周围一切表现出的是无把握和不定感,她把自己在人世中的漂泊感和幻灭感移射到花月松竹、圃露庭霜之上。因而,她笔下的万物景象也像她的身世一样飘忽不定,始终找不到确定的缘由和归宿。她的疑惑又是与哀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笔下的景物都是“雁断”、“衰草”、“寒烟”、“冷月”、“飞絮”之类,总是传达着一种冷落孤独的情绪。这种哀伤孤独和不确定感成为黛玉诗歌的主导情绪。只要比较一下在诗才上与她不分轩轾的薛宝钗的诗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林诗的这个特点。薛宝钗写诗也用问句,但她用的问句中极大多数是比肯定语气还肯定的反问句。试看:

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柳絮词》

镂檀锲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灯谜诗》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咏白海棠》

这位封建淑女,对世间万事万物总是有十分的把握,因而其“问”也透出一股反诘的意味。而且,她的诗多用一些典雅华丽的词语,如“珍重芳姿”、“蜂围蝶阵”、“花更艳”等等。这些都披示了她锦衣玉食、承欢毋前的贵族气韵。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黛玉的疑惑来自于她刻骨铭心的身世孤凄之悲、命运漂泊之愁,她的诗句仿佛是蘸着生命的血泪挥就的肺腑之词。

三

从洪荒走向文明,是人类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这一点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在《诗经》时代,先民“对待自然山川怀着诚惶诚恐的敬畏心理”[7],但是到了《楚辞》时代,以《天问》为代表的屈原诗歌对自然历史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表现了人的“理性的觉醒”[8]: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冯翼为象,何以识之?”“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正是在这种“觉醒的时刻”,个体的情操和人格才得以完美体现。汉末魏初,动荡的时代、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士人学子们人人自危,深感人生无常,所以就有了《古诗十九首》中对于生存死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和喟叹。“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在哀伤的基调下面,掩盖着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重视,是“人的觉醒”的开始。唐宋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他们的注意力多在政治民生、时代更替上,似乎对个体生命的关注相对减少。但是,“人的觉醒”的声音并没有绝响。《春江花月夜》里就有淡淡的几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表现的是“走向成熟的青少年对人生宇宙的初步觉醒的‘自我意识’”[8]流露的是“宇宙无垠,人生有限”[8]的觉醒式的哀伤。宋代苏轼在前后《赤壁赋》中又唱出了“人生空漠,无所寄托”[8]的感叹。明清之际,知识分子又陷入了被压制被禁锢的境地,极端专制的环境难以明言个性与自我,知识分子对于个体生存价值的探求变成了“人生空幻的时代感伤”[8],《桃花扇》、《聊斋志异》和《纳兰词》等等明清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这样的哀音。《桃花扇》的结尾唱道:“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国破家亡,个人的前景何在,“人生的意义和目标又是什么,一切都是没有答案的渺茫,也不可能找到答案”[8],一切都只能归于人生空幻的感伤,《红楼梦》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除了承受同时代人共同的心灵痛楚之外,曹雪芹还承受着家道巨变而带来的巨大惨痛和尝尽世态炎凉的辛酸。当作为社会的人的价值失落后,他就格外关注个体生命本身,探讨个体生存的价值。《红楼梦》比同时代作品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慨叹“繁华不在,人生空幻”,还在于它深刻地提出了“人的存在”的问题,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最能体现曹雪芹思想的艺术形象是贾宝玉。从对社会悲剧认识的方面来说,贾宝玉无疑是深刻的,只有他怀着博爱之心,哀悼着一个个美丽女儿生命的毁灭。因此鲁迅先生指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9]确是一语中的,指出了这个形象的价值。然而,就对生命个体关注的表达深度来说,作者在林黛玉身上寄托的情感远胜于宝玉。宝玉关注更多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黛玉关注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惟其是自身,体验才愈加深刻。在小说第一回中,作者自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与林黛玉的“片言谁解诉秋心”式的沉痛与酸楚何其相似。这仿佛在暗示,林黛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者的代言人。黛玉的创作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创作,黛玉的体验就是作者的体验,作者实际上是在借助林黛玉的形象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气质作自我人生的描述与表白。读林黛玉的词,总让人想到纳兰性德的词和王士祯的《秋柳诗》里抒发的人世苍桑感。“纳兰性德与王士祯却生活在康乾盛世,享受荣华,不应该有什么家国哀人生恨,然而其作品同样是极其哀怨沉痛的。”[8]无独有偶,纳兰性德的词也是哀婉凄清的,也有很多表达迷茫与疑惑的问句,如:

昏鸦尽,小立因谁恨?———《忆江南》

古今幽恨几时平?———《浣溪沙》

愁无限,消磨尽,有谁知?———《相见欢》

他的痛苦,不来自于政治,也不来自于家庭,他的处境看上去比曹雪芹等经历巨大不幸的落拓之士顺利得多,但是被禁锢的心灵境遇却是相同的,故而发出这一阵阵哀音。在清代,就有人穿凿附会地说纳兰性德是《红楼梦》中宝玉的原型,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但却反映了纳兰氏与曹雪芹之间隐含着某种联系。有学者研究表明:纳兰性德与曹寅有过交往,互有诗歌唱和。[10]作为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的时候,当然有可能吸取纳兰性德的思想与精神,融铸在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他当然也有可能读过纳兰性德的诗词,故而能够创作出那么多风格相似的诗歌。诗人是时代风雨最敏感的体验者,纳兰性德、曹雪芹们率先感受到了社会的病态与腐朽,感受到了社会对个体的压抑;他们渴望着个性得到解放、生命能够自由舒展。这种渴望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已经发展为一股时代思潮,这就是自我意识觉醒、主体意识张扬的历史趋势。虽然这种趋势不断地被阻塞被扼杀,化作文学的伤感,但它不会消歇,而渐渐汇成一股潜流,缓慢地推动历史前进。探究林黛玉诗歌的价值,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吧。

[参考文献][1]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Ｍ].上海:三联书店,1994.77.28

[2]王振铎.人间词话与人间词[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24.
[3]吕启祥.花的精魂,诗的化身[Ｊ].红楼梦学刊,1988,(3):41-46.

[4]刘宏彬.对《红楼梦》诗歌文本的三级接受[Ｊ].红楼梦学刊,1991,(4):237-251.

[5]洪兴祖.楚辞补注[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2.
[6]周思源.黛钗诗词差异论[Ｊ].红楼梦学刊,1992,(4):181-195.

[7]韦凤娟.诗经和楚辞所反映的人与自然[Ｊ].文学遗产,1987,(1):19-27.

[8]李泽厚.美的历程[Ｍ].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Ｍ].济南:齐鲁书社,1997.
[10]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诗词[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7.

《海南大学学报》2002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