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楼梦》的梦看封建贵族衰亡的主题

作者：盛书刚
如果说《红楼梦》是万紫千红、百花吐艳的艺苑，那么梦境描写则是其中一朵芳香四滋，娇态妩媚的奇葩．《红楼梦》写梦之多之好之活，在世界文学艺林山是罕见的。据统计，《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共写了三十二个梦、赵景瑜《传神文笔足千秋》，《名作欣赏》1981年第2期）．全书起于梦，结于梦、前后两大梦，中间灵活穿插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梦，如，“甄宝玉一梦而顿改前非，林黛玉一梦而情痴愈锢”、“柳湘莲梦醒出家，香菱梦里得诗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妙玉走魔恶梦，小红私情痴梦，尤二姐梦妹劝斩妒妇，王凤姐梦人强夺锦匹，宝玉梦至阴司，袭人梦见宝玉，秦氏、元妃托梦”（王希廉《红楼梦总评》，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等等。“说不尽的《红楼梦》”。同样，《红楼梦》的梦也是说不尽、道不完的．笔者曾对《红楼梦》的梦境描写在情节、性格描绘方面的作用分别作过粗浅的论述（见《学语文》1985年第5期《＜红楼梦）梦的伏应作用》、1989年第四期《（红楼梦）的梦与性格描绘》），这里拟对《红楼梦》中的三个梦境-“秦氏托梦”、“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王凤姐梦人强夺锦匹”作些分析，看看这些梦境的描写如何表现了封建贵族大家庭必然衰亡的深刻主题。

先看第十三回的“秦氏托梦”。“秦氏托梦”即秦可卿临逝托梦给王熙凤，嘱她“趁今日富贵，将祖全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便“将来败落之时”，作祖莹祭礼、家塾供给这两项费用的“出处”。此梦久为论者瞩目集思。最近，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提出《红楼梦》主题上的“女性人才颂歌与悼词”说，就以此梦为论据之一（《从《易经》到《红楼梦》，见《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尽管《红楼梦》主题问题言人人殊，迄无定论，然而周先生从“秦氏托梦”上探讨主题的思路，是有其道理的。笔者沿着这个思路发现：秦氏托梦，表面上是筹划家族败落后祖荃、家塾费用的出处，实际上是透露封建贵族大家庭衰亡败落的内因―贵族子孙挥霍无度、筹划无人，败家有余、守业不足，一代不如一代。

“一代不如一代”，这不是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口头禅吗？是的。不过，《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早就有言在先了：“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在鲁迅小说《风波》里，九斤老太看见其曾孙女六斤饭前吃豆，认为这是“败家相”,“吃穷了一家子”。的确，如果合家老少不知俭省只顾吃，注定要坐吃山空。一个家庭有无“败家相”，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冷子兴和秦可卿是贾府“败家相”的旁观者，虽然一个站在贾府围墙之外，一是位于贾府围墙之内，但是两个旁观者对贾府“败家相”的认识有非常相似之处。冷子兴对贾雨村介绍说：“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荣，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个。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里，“安富尊荣”不就是“坐吃”吗？“内囊尽上”不就是“山空”吗？“坐吃”的危害不仅在于“山空”—“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而且在于“人空”-“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人”。“秦氏托梦”之语，也饱含着“坐吃”、“山空”、“人空”的优虑之情。秦可卿对王熙凤托梦道：“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娘，别人未必中用”、“婶娘，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如今能于荣时筹划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以常远保全了”。这里讲的是贾府的“人空”。贾家虽然“妨满床”,“束带顶冠的男子”不在少数，但是“未必中用”，不能“常远保全”家业。“筹划衰时的世业”的人，竟是“脂份队里的”―一个秦姓的媳妇，而这种“筹划”又是临终遗言。由此可证冷子兴的话：“主仆上下”“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人”。秦可卿在托梦中还说道：“若自令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隽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币寸的欢牙；。”这里，讲的是贾府的“坐吃”、“山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烈火焦油，鲜花隽锦”，这不正应了冷子兴的话“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吗？“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不也应了冷子兴的话“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吗？由此可知，“秦氏托梦”和“子兴演说”一样，实质是寄语后来者：败家之因在于“坐吃”到“山空”再到“人空”．换言之，封建贵族大家庭之所以“忽喇　喇似大厦倾”、“家亡人散各奔腾”，主要在于内部原因：贵族子孙挥霍无度筹划无人．所以，孟子曰：“生于优患，而死于安乐”。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欲可以亡身。”《红楼梦》一书通过“秦氏托梦”所揭示的，正是这个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主题。可卿者，可钦也！

再说说第五十六回“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俗话说：“家要败，出妖怪”。大凡败家之怪无非两种：一是前面所说的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者，他们是腐败者，败己、败家，难逃其责；另一是叛逆者，他们“行为偏僻性乖张”，不为世俗所容。这二怪，前者是败家之因，后者是败家之果．前者是旧家的败家子，后者是新家的奠基人。五十六回“宝玉梦与甄宝玉相合”，讲的就是两个叛逆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怪事”。这个梦从形式上看，非常奇特：梦中梦。梦前，贾宝玉在贾母处见到江南甄家来的四女人，得知甄家有个与自己年龄相仿、模样相像、行为相同的宝玉。他油然生起了一种欲见不能、欲罢不忍的愁闷。昏昏睡去，不知不觉到梦里　寻　起　这个宝玉。在梦乡漫游时，他诧异地发现：大观园之外有大观园，怡红院之外有怡红院。他就在那里找到了宝玉。最令他（也令读者）惊喜的是，这个宝玉也像他那样急切地梦寻对方。两个宝玉一见如故，唯恐是梦。一个说：“这可不是梦里了？”另一个道：“这如何是梦？真而又真的！”两个宝玉相互寻觅的梦，梦里套梦，梦里说梦，梦与梦相叠印，梦与梦相映衬，妙趣横生，意味隽永。它曲曲折折地表现了贾宝玉在艰难的叛逆道路上呼唤同声、寻求同人的迫切心愿。梦里浮现的大观园外的大观园，怡红院外的怡红院，宝玉之外的宝玉，并不纯粹是梦。它和甄家四女人对甄宝玉的介绍相印证，向读者补充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像宝玉这类封建主义生活道路叛逆人物，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决不是个别和偶然。贾宝玉（假宝玉）不过是当时社会生活中那些并不少见的甄宝玉（真宝玉）的艺术概括而已。这就使得《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为廓大，使得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艺术形象及其意义更富有典型性。
清代有个名叫二知道人的红学家深知贾宝玉形象的现实代表性。他在揣测《红楼梦》作者设计甄宝玉形象的创作意图时说：“雪芹写出一甄宝玉者，恐阅者误以为贾宝玉为绝特也。笔下之假宝玉只此一人，世上之真宝玉正复不少，所以甄宝玉之模样与贾宝玉同，甄宝玉之举止议论皆与贾宝玉同。”（《红楼梦说梦》，见《红楼梦卷》第一册）家败出逆子。“正复不少”的宝玉们从封建主义生活道路上分裂出来，从封建贵族大家庭的桎梏中挣扎出来，不正是这个贵族之家众叛亲离，如鸟兽散，“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前兆吗？

最后我们来看看《红楼梦》第七十二回“王凤姐梦人强夺锦匹”，一个处于末世的败落之家好比一艘渗漏的画舫。如果船上的人不思修补．只顾饮酒作乐，沉没是注定的，但毕竟不至于立刻倾复。如果船上诸君尔争我夺，互相厮打，那末灭顶之灾就会随时降临。《红楼梦》里上演的正是饮酒作牙加你争我夺的一场闹剧，一场悲剧。打开卷柣，哪一页不记录着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统治者内部―父子、夫妻、兄弟、嫡庶、婆媳、妯娌之间围绕着权力和金钱而展开的“乌眼鸡”般的争斗？“终朝只恨聚无多”的凤姐，在揽权和敛财两方面“机关算尽太聪明”，不仅技压群芳，而且力挫群雄。然而，她还是“意悬悬半世心”。为什么？因为在权力与金钱的竟技场上，谁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夺与被夺，是不能分解的联体胎。于是，凤姐“荡悠悠三更梦”，与人在梦中夺起锦匹。

这个梦，是凤姐在贾府面临经济上入不敷出，政治上山雨欲来的情况下做的。她向自己的心腹低声道出这个“说来可笑”的梦，实际上反映出贾府形势的严重性。“可笑”是故作姿态，实质是可畏．贾琏不是说“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将来得罪人的地方多着呢。这会子再发个三五万的财就好了”吗？梦是可笑的．太监被娘娘打发来同凤姐要锦、夺锦，当然荒诞。但是梦前梦后的现实是可怕的。梦前的“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梦后的“一语未了”，夏太监打发一个小太监“借银”来了．“借”者，“搬”也．凭借着特殊的身份地位，敲敲竹杠是也，连贾琏都直言不讳道：“一年他们也搬够了！”话说回来，周太监、夏太监“搬够了”贾家的银子，他们贾家就没有“搬够”别人的银子吗？“搬”别人与被别人“搬”，这是封建统治制度所决定了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米虾，米虾吃泥巴。”只不过到了末世，这种“搬”与被“搬”的速度加快、程序加重而已．所以，“可笑”的“夺锦”梦反映着“可怕”的“借银”事。现实中有名有姓太监的“借”，就是梦境中没名没姓太监的“夺”。不同之处仅在：巧取与豪夺。“王凤姐梦人强夺锦匹”这个梦很有寓意．它把贾府内的争夺战扩大化，把贾府的危机之状、衰落之因揭示得更加全面、深刻．读者不难看到，在贾府那条你争我夺、左右摇晃的漏船上，又跳上大盗；这个败亡之家内江与外祟联袂而来，陷入内外交困、矛盾重重之中不能自拔。进而可以想到，作为封建统治支柱之一的贾府，作为许许多多贾府共同靠山的宫廷，在越演越烈的相互争夺中将会(上接第53页)一根根地扯断纲常关系的纽带。“四维不张，图乃灭亡”。(《管子.牧民第一》)当一个又一个贾府在相互倾轧声中“大厦将倾”之时，整个封建社会的丧钟也就随之敲响了。

欧阳修曾曰:“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五代史伶官传序》)任何事物都是一个过程，都有“盛衰”，这就是“天命”.然而由“盛”至“衰”过程的长短，却是“人事”所为。《红楼梦》三个梦所告诉我们的，正是家败于人事的道理。贾府的急速败落，不就是由于大肆挥霍家产、巧取豪夺财物这种种腐败的人事所致吗?
《松辽学刊》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