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桃花扇》的关系研究---也谈《红楼梦》创作於康熙末年说

作者：纪永贵
【内容提要】

《红楼梦》与戏曲的关係十分密切，书中提到元明旧戏与清代新戏共有四十种(出)之多，但是却唯独没有徵引康熙末年即已产生轰动效应的名剧《桃花扇》。按「曹学」研究成果，《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活於雍乾年间(1715或1724-1763或1764)。而《红楼梦》在主题等多方面都与《桃花扇》有契合之处，所以按常理推测，《红楼梦》是必然要提及《桃花扇》的。有人提出「世交说」和「政治避祸说」来解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其实都不能成立。最后一种可能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桃花扇》并未问世或尚未产生广泛影响。因此，该书只能成书於康熙末年(1688-1708)，曹雪芹也未必属於曹寅家族，这样才能解释诸多的疑难之点。於是，那种唯恐《红楼梦》不像《桃花扇》的比较研究便显得很不恰当了。

【关键词】 红楼梦 桃花扇 曹雪芹 曹学 成书时间 比较研究

《红楼梦》虽然是一部敍事小说，但是因为作者对传统文学的偏执爱好与深刻理解，致使该书在小说的形式背后，又时时透露出别种艺术形式的本性来。书中涉及了古代雅俗文学中诸多艺术种类，如诗、词、曲、赋、誄、謁、古文、对联、酒令、谜语等，且各有锦篇佳什存在，但是总而言之，《红楼梦》的本质特徵，则是一为诗性的作品，一为戏曲人生的佳构。关於这两方面的论文均已极多，只是其间未解的问题仍旧不少，即如，关於清代传奇《桃花扇》与《红楼梦》的关係研究就停留地较浅的层次上。

一  《红楼梦》不提《桃花扇》的客观事实和《红楼梦》徵引《桃花扇》的逻辑必要性

《红楼梦》与戏曲的关係十分密切，一开头作者即已明示此书不过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场大戏。据统计，书中提到「戏」字情况大略为：「听戏」16次，「看戏」43次，「唱戏」40次，「作戏、扮演、妆演、演戏、演等」21次 。概括起来，书中之戏有多种表现。一是命运是戏，将书中主要人物金陵十二釵的命运以曲的形式来表达，即〈红楼梦曲〉，喻示人生如戏。二是生活是戏，贾府诸人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即是看戏，全书提及的戏名共有40种(出)之多 ，每一处戏的安排都对当时的气氛、人物命运以及情节发展具有某种暗示性。三是人物即戏子，除了贾府特意养了一班小戏子之外，三个主要人物都有此类表现。贾宝玉对戏子琪官的钟情即可看出他自己的「戏子」身份；第二十二回，因贾母怜爱一个小旦，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口直心快的史湘云捅破了这层纸：「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引起黛玉的极大不满：「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 ；王熙凤在第五十四回也曾有过一次「效戏彩斑衣」的表演呢。至於在创作方法上，《红楼梦》与戏曲艺术之间的关係，专家也多有论述 。所以《红楼梦》的「戏曲身份」十分明显，这也标明作者对戏曲艺术有著深湛的造诣。

书中提及的40种戏目，多数为元明旧戏，但也有明清之交或入清以后的新戏，如邱园(或作朱朝佐)的《虎囊弹》、范希哲的《满床笏》、陈二白的《双官誥》 等，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清代戏则是《长生殿》和《续琵琶记》。据研究，它们都与曹雪芹祖父曹寅有相当的关係，前者是曹寅十分喜爱的戏，他曾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末将《长生殿》作者洪昇邀请至江宁织造府，命家班大演此剧三昼夜，并与作者同观共研(金埴《巾箱说》)。《续琵琶记》据说为曹寅自己的作品。所以清代这两部戏的重要功能在研究者心目中只是为了给作者定位用的。

但是，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的是，既然此书已经提及《长生殿》，却为何一言不及当时号称「南洪北孔」的孔尚任之名剧《桃花扇》？

20世纪初，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已经将《红楼梦》与《桃花扇》进行美学比较了，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价值〉：

故吾国之文学者，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李、侯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歷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於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也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之乐天之精神者也。

不过，在王国维的心目中，他未必认为二者有什么创作上的关联。在该文第五章《餘论》中，为了帮索隐派「宝玉为纳兰性德」之说找证据，他在性德《饮水词》中发现「『红楼』之字凡三见，而云『梦红楼』者一」。其实《桃花扇》中也多处有「红楼」、「朱楼」之辞汇，却未能引起他的注意与联想，因为此前没有人认为《红楼梦》与《桃花扇》有关係，而他自己无疑也没有就此进行过思考。

最早系统地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比较研究的是1983年曲沐〈《红楼梦》与《桃花扇》〉 一文。文章说：「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究竟看没看过《桃花扇》的剧作和演出，现无资料可以查证。但从《桃花扇》在京师演出时持续四、五年的盛况，『岁无虚日』、『坐不容膝』，而且『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势』，以及在后来广为流传的情况，在曹雪芹的青少年时期，对剧作应该是知道的。」在这个假定的前提下，曲沐认为：

以前有不少论者曾经注意到《红楼梦》与《西厢记》、《牡丹亭》的关係，考察它们之间的继承和影响。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提及《桃花扇》。其实，从创作构思和作品的思想实质来考察，《红楼梦》和《桃花扇》的关係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可以说更为接近。从作者情况看，曹雪芹，和整理后四十回残稿(多数认为是续书的作者)的高鶚，与孔尚任，三人的阶级属性一致……，曹雪芹与孔尚任，要比曹雪芹和高鶚更为接近，儘管高鶚整理残稿上有过贡献。颇耐人寻味的是，曹雪芹为写这部书，竟然「泪尽而逝」，孔尚任也因《桃花扇》的问世而被「罢官」，断送了政治生命。……这些偶然巧合的因素，是否有某些必然的内在呢？这就提醒我们，有必要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或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理解和启示。

於是他从「爱情和政治」、「侯方域和贾宝玉」、「李香君和林黛玉」、「两大悲剧」四个角度将两部作品作了对比研究，结论是：第一，《红楼梦》虽然「对《桃花扇》则一处都未提到，但从比较中雄辩地说明，《红楼梦》恐怕更多的接受了《桃花扇》的影响。」第二，「它吸收和借鉴了以往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成功经验来丰富自己的创作，其中《桃花扇》应该是主要的。」第三，「这两部作品都给我们提供了『借情言政』的创作经验，提供了对悲剧艺术的美学价值的认识。」

此后长时间之内，几乎没有人再对《红楼梦》和《桃花扇》进行专题比较研究了，因为曲沐的研究已经成为定论，所以在没有新的可靠材料面世之前，这种比较研究很难超出曲沐的结论。后来仅有零星的论文偶及此题，其实也没有什么新见。如1994年陆联星的〈《红楼梦》与《桃花扇》〉 ，主要论述点是，(一)《红楼梦》广涉前代戏剧，唯独不及《桃花扇》，(二)《红楼梦》与《桃花扇》都是以爱情为线索写兴亡，(三)《红楼梦》与《桃花扇》都揭示故事发生在「末世」，(四) 《红楼梦》写贾宝玉出家与《桃花扇》写侯方域、李香君入道，(五) 《红楼梦》中的一僧一道与《桃花扇》中的一经一纬，(六)《红楼梦》中之通灵宝玉与《桃花扇》的桃花扇，(七)《红楼梦》写晴雯撕扇与《桃花扇》写张道士撕扇，(八)《红楼梦》中的叹世曲与《桃花扇》中的悲歌。通过如此细密的比较分析，看起来曹雪芹就像是才思贫乏或者与《桃花扇》作者约好了似的，只好写一部以《桃花扇》为艺术范本的小说来。既然两部作品的大纲与细部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能说二者没有一点联繫吗？文章结尾说：「对於《桃花扇》这部杰作，爱好戏剧的曹雪芹必然寓目潜心。《桃花扇》的某些艺术表现，也可能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所汲取。」既然如此，他却不提一字，难道说他剽窃了《桃花扇》的艺术匠心却又不敢公开承认吗？

又如1998年黄龙的同题论文〈《红楼梦》与《桃花扇》〉 ，与曲沐、陆联星之文所论基本相同。文章先是大量举证两作中的遣词用语、文情立意上的相似性，然后仍从曹寅角度多作推问之辞。

曹寅酷爱戏曲，撰有《太平乐事》《北红拂记》《续琵琶》(其中包括〈胡笳十八拍〉)等，由家蓄之优伶演唱，而在《红楼梦》中曾点过《续琵琶》之〈胡笳十八拍〉一戏。曹寅是否收藏或演出过《桃花扇》？

孔尚任与曹雪芹均喜读《牡丹亭》，此点分别反映于《桃花扇》与《红楼梦》之中，实属不容置疑。……须知孔尚任与洪昇有「南洪北孔」之称。曹寅岂能独厚《长生殿》而轻《桃花扇》？

金埴何许人也？原为曹寅之门下客，曾为《桃花扇》题词。门人尚且如此欣赏《桃花扇》，何况「主持风雅」的曹公？

曹雪芹舅祖李煦……，其子李鼎串演过《长生殿》；又请苏州梨园排演苏昆《桃花扇》，以饗士林。……雪芹曾随曾祖母看望舅祖李煦，很可能亲睹《长生殿》与《桃花扇》之演出。焉能不以先睹《桃花扇》为快？

但曹雪芹只字不提《桃花扇》，其故安在？孔尚任终因「狗尾」、「龟头」而被罢官，清廷所忌，正应避讳，何必「甄」言，致於戾咎？

在《红楼梦》这部具有戏曲本性的长篇大作中，提到前朝新代的戏曲数十种，且戏曲在该书的创作上又是一种重要的营造预示效果的表达手段，怎会觅不到同时期并同格调的《桃花扇》一丝踪影？从《红楼梦》的主题与创作上看，作者在书中提到《桃花扇》、运用《桃花扇》来为自己创作服务则是一种符合情理的必然之事，这种常人之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楼梦》的故事背景设在南京这一点就与《桃花扇》具有完全的一致性，时代也比较接近。第二，《红楼梦》的主题，若用《桃花扇》结尾处所引的《哀江南》套曲中之语「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来概括是再合适不过了，而整套《哀江南》的凄凉警省的风格更与《红楼梦》十分契合。又如《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张］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吗？」这简直就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红楼梦》的主题写「家亡人散」，《桃花扇》则写「兴亡离合」。从文学意象上来看，石头城、台城、金陵怀古、六朝等在寓意上都支援以上两种主题的衍绎。当曹雪芹读了、看了《桃花扇》之后，岂能不引起他的强烈共鸣？第三，《红楼梦》中，桃花与扇子的意象使用频率都是非常之高的，如林黛玉的深情之謳《葬花吟》和《桃花行》都是吟的桃花；如贾赦夺人古扇致人家破人亡，晴雯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滴翠亭宝釵用扇扑蝶，李紈字宫裁其实也是用的班婕妤《紈扇诗》之意。作者在使用这两个意象之时，心中岂能没有《桃花扇》的影子？是作者有意避之，想别出心裁吗？第四，诚如曲沐、陆联星、黄龙三位所论说的，《红楼梦》与《桃花扇》在内容上、结构上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能说它们真的毫不干涉？第五，《桃花扇》於1699年在北京写成传出，康熙戊子四十七年(1708)刻印出版之后，其产生巨大影响的时代正在曹雪芹(1715-1764)之前不久，而曹在《红楼梦》中表现出的广博的知识储备与深湛的艺术修养又怎能允许他对《桃花扇》如此无知？第六，修订过后四十回的高鶚，也曾到过南京，有感于孔尚任《桃花扇》，因有诗〈题云亭山人传奇〉：
金粉飘零旧梦休，凄凉往事付歌喉。千秋仕女秦淮渡，万里风云鄂渚秋。……牡丹一曲芳尘歇，建鄴城空水自流。……可怜三百年宗社，轻逐烟花付逝波。

高鶚若续写过后四十回，岂有不提及《桃花扇》之理？尤其是后四十回贾府的衰败景象又岂能不引起他对《桃花扇》的联想？他既能「新打」  一曲《蕊珠宫》(第八十五回)，为何不提及现成的《桃花扇》？难道后四十回内容与高鶚无关？

《红楼梦》对《桃花扇》不置一词这个事实，与《桃花扇》的内容及产生时代却要求《红楼梦》与之必有一层关係这个逻辑之间具有难以调和的矛盾，解开这个矛盾最关键的因素是：曹雪芹是否真的熟知《桃花扇》？

二 「曹学」视野中的曹雪芹瞭解《桃花扇》的可能性与矛盾性

今天，「曹学」关於曹雪芹生平的定论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曾任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他生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或1724年，卒於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1763或1764)年 。这个结论是由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中的结论与1927年发现的甲戌本和1932年发现的庚辰本上的脂批共同推导出来的，是一个「铁」的结论。从此所有关於版本、作者家世以及创作思想的继承等问题的研究都必须以此为座标才能展开。也就是说，当我们确定了曹雪芹的生卒年之后，《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就得以定位。既然如此，这个被限定了生活时代的曹雪芹，有没有瞭解、观看和阅读《桃花扇》的可能呢？

第一，《桃花扇》的首演是引起轰动的事件，上达天听，下及世族大家，南北都当知晓。《桃花扇》为清初东鲁孔尚任积「十餘载」之功、「凡三易稿而成」的一部沤心沥血之作，初稿完成於康熙己卯三十八年(1699)。剧本完成后，它的传播有两个阶段，首先是文本的传播，〈桃花扇本末〉：
《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而纸贵之誉。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逐入内府。

此时主要是在京城的文人圈子中流传，传诵者多有品题。「识《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今已录於前后。又有批评，有诗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爱。」当时经作者手订的刻本后附有序1、后序1，跋文8，题辞10人74首。

稍后，有条件的大家贵族才开始演出此剧，且形势十分火爆，〈桃花扇本末〉：

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寄园一席，最为繁盛。名公鉅卿，墨客骚人，駢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臚列则珠海珍山。选优两部，秀者以充正色，蠢者以供杂脚。……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

〈本末〉然后列举了几则事例，如「万山之中」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土家族自治县)，竟然也有「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盖不知何人传入？或有鸡林之贾耶？」又如作者自己到山西恒山拜会太守刘雨峰，「时群僚高宴，留予观演《桃花扇》，凡两日，缠绵尽致。」

当然，作者自己撰写的《本末》，行文间不免有溢美之辞和夸饰之意，但是《桃花扇》的不脛而走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桃花扇》问世后，因其能勾起故老遗臣对旧朝的感伤之情，所以在文人圈子中产生了很强的传播效应，很快被人与十年前(1688)曾轰动一时的《长生殿》相提并论：「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金埴〈题《桃花扇》后二截句〉)。

《桃花扇》在京城引起上下轰动的结局，却是作者莫名其妙的被「罢官」了。但是孔尚任离开官场与京城之后，《桃花扇》的传播并没有也不可能因之而停止。虽然到了乾隆年间，它的影响并不如当时那样红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桃花扇》因为已经有了刻本，所以它的影响在读书人中将会更加深远；另一方面，因为清代大族世家对戏曲的狂热偏好，所以在家庭内的演出也不会停止；再者，因该剧内容上的独特优势，也容易使汉族文人对之寄寓独特的怀古幽思，所以《桃花扇》对文人与世家子弟的影响在乾隆年间一定是非常之深的 。

曹雪芹既然生於1715年，则其青少年学习时期——也即曹家败家(1728)之前，正是《桃花扇》刻本(1708)传播的前二十年。从表面上看，生活于江宁织造府的曹雪芹能接触到《桃花扇》剧本甚至观看其演出的可能性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应该以何种方式接触《桃花扇》呢？

第二，曹寅有条件知悉并收藏《桃花扇》，但曹雪芹不一定有条件从家藏书籍中瞭解《桃花扇》。黄龙在〈《红楼梦》与《桃花扇》〉一文中已经就曹寅爱好戏曲及李煦家班演出《桃花扇》的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曹寅知道《桃花扇》是可能的。作为皇帝亲信并兼文人身份的曹寅在当时社会上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曹寅的文学才华也是有据可查的，其文学作品今存诗词文集《楝亭集》(《楝亭诗钞》8卷、《楝亭诗别集》4卷、《楝亭词钞》1卷、《楝亭词钞别集》1卷、《楝亭文集》1卷)。存戏曲作品传奇《续琵琶》、《虎口餘生》，杂剧《北红拂记》、《太平乐事》。曹寅自称「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王朝瓛〈楝亭词钞序〉)。既然连康熙皇帝都看重《桃花扇》 ，而作为皇帝耳目、家中大小事务都须以密折上奏的曹寅岂有不知此剧之理！於是红学家循理推说道：

曹寅不但自作剧曲，而且亲自粉墨登场参加演出。根据当时的记载，曹寅在苏州、江宁织造任上都蓄有「家伶」，并经常在家设宴演剧招待友人。故曹雪芹之家爱好戏剧由来已久，到曹雪芹童年时期已有三十年的歷史 。

从《红楼梦》来看，曹雪芹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则是无疑的，但是他的这种修养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却没有任何可靠的材料能够加以说明。研究者一般都从其祖父曹寅那里寻根究源，甚至从曹寅作品中的字词来推测曹雪芹进行《红楼梦》构思的轨迹。如周汝昌《献芹集》中〈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一文沿用此思路，略如：《红楼梦》中「元迎探惜」四春的名字，在曹寅的《续琵琶》中为蔡文姬的侍女的名字。《红楼梦》曾引范成大诗句「从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在《续琵琶》中，「祭墓」一折中丑角李旺也说过此语。《红楼梦》中的「开闢鸿蒙……」似从楝亭诗中「茫茫鸿蒙开，排荡万古愁」而来。无才补天的石头，似从楝亭诗「媧皇采炼古所遗，廉角磨礱用不得」脱出。絳珠和神瑛，似从楝亭诗「承恩赐出絳珠宫，日映瑛盘看欲无」化来。黛玉「葬花」之事也见楝亭诗「百年孤塚葬桃花」。《红楼梦》中黛玉有诗「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而楝亭也有诗「轻含豆蔻三分露，微漏莲花一线香」。二者用语颇类。稻香村对联云：「好云香护采芹人」，楝亭也有诗「野香深护读书人」。《红楼梦》中宝玉用「姽嫿」一词，颇冷僻，而楝亭诗恰有「姽嫿如刺绣」之句。《红楼梦》用“「瀟湘」、「湘云」之词，楝亭诗也有「瀟湘第一岂凡情」、「湘草湘云自有家」等句 。

先不论这种比附是否能够说明问题，权且认为曹雪芹真是受了祖父的影响，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曹雪芹从他的祖父那里到底继承了多少文学遗产？又是如何继承的？

按照「曹学」研究成果，一说曹雪芹生於1715年，则乃祖曹寅已经去世(1712)三年。若按另一说曹雪芹生於1724年，则其出生已是曹寅死后12年的事了。曹家败于雍正五年(1728年)。从时间上看，曹雪芹不可能亲聆曹寅的教诲，那么他如何能从祖父那里继承家学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从父辈那里间接学习，二是通读并领会祖父的著作与藏书。如果是从父辈那里学习，一则父辈只会像《红楼梦》里的贾政一样，并不赞成而只会反对自己的儿子对诗词曲大加研习，因为若从传家立业角度计，研习「时文」才是正道。况且曹顒与曹頫相继接任江宁织造后，几乎一直在为曹家的鉅额亏空而奔走求援，似乎没有像曹寅那样优游閒适的雅兴与时间。所以年幼的曹雪芹从他们那里学习诗词曲等旁门左道的文章作法，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

若是从祖父的藏书中学习艺文之道，则必须有一个不可置疑的条件：曹寅的丰富藏书最后全归曹雪芹所拥有！曹寅是藏书家和刻书家，他的藏书不在少数，据《楝亭书目》著录，共有3287种，分36大类，其中“说部”就有469种。但是当曹家被抄家时，这批藏书的下落如何？红学家很少正面考察这个问题，他们观念中总以为这批书后来全归了生活条件不过是「瓦灶绳床、阶柳庭花」的落魄公子曹雪芹了，也就是说，当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曹雪芹拥有曹寅的全部藏书作为参考书使用呢！否则又如何解释曹雪芹那样高超文化修养的来路呢？

可是，根据「曹学」研究成果，我们明明看到了曹家雍正五年被抄家时的歷史文献。从中可以看出，曹家败落时，其财产只有两个去向，一个是被皇帝赏给了继任江宁织造隋赫德了，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移会〉引总管内各府同年五月初七日咨文：

曹頫之京城家產及江省家產人口，俱奏旨赏给隋赫德。后因隋赫德见曹寅之妻孀妇无力不能度日，将赏伊之家產人口内於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

明文所言曹家的京城与江省的「家產」「俱赏给」隋赫德。又如雍正朝《江宁织造隋赫德奏细查曹頫房地产及家人情形》：「(奴才)于未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来讯监禁，所有房产什物，一併查清，造册封固。……餘则桌椅、床杌、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 曹寅的那笔丰富藏书也许一併记录於册内，也许早已拿到典当行里去了。雍正十年，隋(绥)赫德离任时大有亏空，也被革职治罪，因他结交已被革职圈禁的平郡王纳尔苏(即曹寅的女婿)，再次犯事。刑部会审时，他自称：「后来我想小阿哥是原任织造曹寅的女儿所生之子。奴才荷荣皇上洪恩，将曹寅家產都赏了奴才，若为这四十两银子催讨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实。」 则曹寅的藏书也当是「家產」的一部分，因为以曹寅的地位，其三千餘种藏书当不乏珍本、善本与秘本，且后继者隋赫德虽然不是一个风雅文人，想他对曹家藏书的价值当不会不清楚。后来隋赫德出於同情而返还给曹家度日的北京「家產」，也只不过是十几间房子等。曹寅晚年一直在江南为官，他的藏书也一定在南京、扬州等地，所以北京的房子中是不会有他的藏书的。那么当曹家家眷迁至北京时，年仅十三岁或五岁的曹雪芹怎么可能与他祖父的大量藏书结伴而行呢？

曹家家產的第二个去向是「暗移他处」。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达的抄家上諭说：

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著行文江南总督范时绎，将曹頫家中财物固封看守，并将重要家人立即严拿；家人之财产，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织造官员绥赫德到彼之后办理。伊闻知织造官员易人时，说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转移家财 。
此段上諭说了几层意思，一层是曹家因为预感形势不妙，已提前将部分财产暗移他处了，所以皇帝命令下臣务必将曹家餘物「固封看守」。二层是曹家家產极有可能是转移到「重要家人」的家中了，所以既要将「重要家人」拿了，又要将他家的家產「固封看守」，以免曹家转移来的财产流失。三层是说当贾家得知自己面临厄难(免官)之时，必然要再一步「转移家產」，所以要对曹家封锁即将撤换江宁织造的消息。

自从此諭发出后，曹家的家產再也不能够转移，最后必将全归隋赫德了。即使原先转移到「重要家人」家的财产也不能逃脱最终被没收的命运(諭中没有提到曹家将财物转移到李煦等亲戚家，所以这种可能几乎没有，因为李家在此前已先破家)，可见这部分被转移的家產并没能真正地转移成功。

可见，曹寅的藏书作为“家產”的重要组成部分难免被抄没易主或当时即被典去的命运。据记载，「乾隆中叶有人从琉璃厂买回的书，发现上面有曹楝亭的印章。」 但曹寅本人的著作(刻本)因为量小、便於携带，有可能随著家人回到北京，即使当时没有携带，在后来的岁月中，曹家人也完全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重新搜集到。不过，对於曹雪芹来说，曹寅本人的区区几本著作，不仅其包容的文化资讯十分有限，同时其艺术水準也不能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所以家败之时，年仅十三岁或五岁的曹雪芹不仅此前无法从曹寅的丰富藏书中汲取营养来让自己过早地成为艺术天才，而且也不可能在此后仍然能够左拥右抱著祖传之书完成自学成才之任。

既然如此，曹寅即使有《桃花扇》的本子，曹雪芹却未必能够因之而知道《桃花扇》。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矛盾。当曹雪芹於1728年来到北京时，《桃花扇》影响的餘波一定还没有消褪，随著他在北京的成长与交游，《桃花扇》被他瞭解的可能性只会是百分之百的。因为《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成就告诉我们，作者是一个多才多艺、锦心绣口、博闻强记、视野开阔、人文修养十分深厚的作家兼学者型的人物，他没有祖父的藏书可以学习，他又是那样贫寒无奈，那么，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他的知识与修养都是从哪里来的？

无论是曹寅，还是曹雪芹，只要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他们知道世间有《桃花扇》一文应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即使曹寅对《桃花扇》了如指掌，而生活於乾隆年间的曹雪芹从曹寅那里获知此事的可能性却是极小的。因此，研究者以为认定了曹寅与《桃花扇》之间的关係也就解决了曹雪芹与《桃花扇》之间的关係，这种思路未必是靠得住的。

三  「世交说」与「避祸说」均不能成立

既然曹雪芹知道《桃花扇》，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对这部让人「唏嘘」不已的名作三缄其口呢？研究者能够提出的观点并不多。有一种观点认爲，曹雪芹是知道《桃花扇》的，他之所以在《红楼梦》中不提此剧，乃是因爲「曹府不演《桃花扇》」 。这位研究者发现曹家戏班的曲师朱音仙曾在阮大铖手下讨过生活，所以怀疑道：

《楝亭词钞》有《念奴娇•赠曲师朱音仙》，注云：「朱老乃前朝阮司马进御梨园」。曹寅是否因尊重朱音仙而兼及阮大铖，于是不忍上演《桃花扇》？

因对这种比较牵强的说法不太自信，文章于是又提出另一种解说：

曹府不演《桃花扇》，也许是碍着马士英之子马銮的面子。康熙初年，曹玺曾聘马銮爲曹寅塾师，师生关係甚好，《楝亭诗别集》卷一有〈见雁怀马相伯〉、〈哭马相伯先生二首〉。相对于阮大铖，马士英的人品更高一点。……如阮大铖阴谋将东林一网打尽，而爲士英所拒就是一例。而东林党人免却这场劫难，又恰恰与曹寅塾师马銮有关。据王昶《青浦诗传•顾在观》，马銮爲阻止其父兴大狱，「几谏至于挽须抱项，涕泣随之。诸君子得以从容引退，未出亦高卧里门。」《桃花扇》出于奸臣亡国的安排，对马士英未免漫画化了，他的角色也是个大花脸——淨，在〈入道〉一折，让霹雳雷神把马士英噼死，更是荒诞。

当《桃花扇》完成之时，马銮早已辞世，朱音仙也未必还健在。但曹寅仍不在家中上演《桃花扇》，足见忠厚；而曹雪芹因父祖因谊，不忍提及此剧，也体现了古道遗风。

笔者以爲，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道理仅仅及于曹寅自身，与曹雪芹绝没有什么相干。也就是说，曹寅虽然知道并读过《桃花扇》，但他在家中大演《长生殿》而从不提也不演《桃花扇》，有可能正是这种「忠厚」品质的体现。但是，既然如此，生长于曹府的曹雪芹在幼年时，就连瞭解《桃花扇》的可能也要大打折扣了。这正好可以说明，曹寅与《桃花扇》的关係不能连带证明曹雪芹与《桃花扇》的关係。

当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已是曹寅死后三十馀年的事了，家已败了，时已变了，事也改了，阮大铖、马士英作爲误国奸臣的身份在清初是尽人皆知的，岂能被否认？而曹寅对幼年塾师的一己之私情却是曹雪芹所无法体会的。如果这点微薄之意就束缚了作者将《桃花扇》写入《红楼梦》的手脚，那未免也太不瞭解《红楼梦》的基本情况了。

第一，《红楼梦》这本书明明是写作者自己经历的「一场梦幻」，书中并不是一味「歌功颂德，眷眷无穷」，而是在营造繁华景象的同时，对这个家族的衰败过程进行了正面的描绘，对贾府上辈的不正、子弟的不才作了穷形尽相的刻画。如果「爲尊者讳」，则《红楼梦》一句也写不出来。

第二，联繫曹家事实，《红楼梦》中就有许多「忤逆」之笔。如书中多处直书「寅」字就是对曹寅的大不敬。既然他爲了祖父幼年生活中一个背影模煳的马銮，都可以忍痛割爱竟至不提在创作逻辑上不能回避的《桃花扇》，而对自己德高望重的祖父名讳竟然明白写出，这点就连五六岁的林黛玉在读写母亲之名「敏」字时也知道改读「密」字或减笔不书(第二回)，而曹雪芹却不遵此规矩，这就是不孝之举！

第三，按「曹学」研究成果，一说曹雪芹是曹顒的遗腹子，一说他是曹頫之子。不管他是谁的儿子，按照上文的逻辑，他在《红楼梦》中对马姓则是不能不敬的，这倒不是因爲马銮的缘故，而是因爲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初七日曹頫在给皇帝的奏摺中，有「奴才之嫂马氏，因妊孕已经七月」之语，他的寡嫂即曹顒之妻。而《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那个以魇魔之法暗害凤姐与宝玉的巫婆——「宝玉寄名的乾娘」正叫「马道婆」呢。如果曹雪芹的母亲或与之一起生活的伯母姓马，从家族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不孝之举。

第四，作爲当时社会名流的曹寅有很多字型大小，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八旗文经卷》五十七《作者考》甲叶十一云：「曹寅，字子清，一字楝亭，号荔轩，一号雪樵」；又《八旗艺文编目》子部叶四十云：「曹寅，字子清，一字幼清，一字楝亭，号荔轩，一号雪樵，自称西堂扫花行者」 。甲戌本第二回侧批：「『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第二十八回侧批：「歎歎。西堂故事。」庚辰本第二十八回眉批：「大海饮酒，西堂産九台灵芝日也。」红学家都认爲，这三条脂批均暗指曹寅的「西堂」之号。脂批者如此熟悉曹寅，又怎能不知曹寅号「雪樵」呢？祖父有一个号明明叫「雪樵」，可是这个大逆不道的「不肖」之孙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号取爲「雪芹」，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若从作者个人的、家族的私情出发来理解创作上的禁忌，多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除了这种比较牵强私密的「世交说」之外，还有一种通常的解释即「政治避祸说」。前引陆联星〈《红楼梦》与《桃花扇》〉即认爲：「《红楼梦》的描写只涉及《长生殿》而不及《桃花扇》，显然与政治有关，《桃花扇》写的是明末清初的事，直接关涉当世，政治色彩太强了。……被抄过家，经受过政治打出的曹雪芹，怎能不忌讳《桃花扇》？怎能不汲取自家和孔尚任的教训？因此说《红楼梦》广泛涉及前代剧作而不及名作《桃花扇》，是爲了避嫌，以免引起政治麻烦。」黄龙〈《红楼梦》与《桃花扇》〉一文的结尾语也是此意：「但曹雪芹只字不提《桃花扇》，其故安在？孔尚任终因『狗尾』、『龟头』而被罢官，清廷所忌，正应避讳，何必『甄』言，致于戾咎？」

红学家认爲，《红楼梦》创作于乾隆年间，其时文网森严，文人在创作时唯恐避祸不及，所以脂本在第一回特意交待此书「毫不干涉时事」，即是此意。《红楼梦》模煳处理故事的时代背景以及官制等手法也与此意有关。但是，若将该书不提《桃花扇》之因也归爲「避祸」目的，却是不能成立的。

第一，孔尚任的罢官与《桃花扇》之间的关係并不是一件确凿无疑之事。孔尚任的仕途起点是具有戏剧性的，因康熙南巡经过曲阜时，偶然的机会让孔尚任爲皇帝讲经，于是他被优待额外授爲国子监博士。这种升迁与他本人的才学并没有必然的联繫，只不过是皇帝爲了笼络孔氏和汉族文人的一种小伎俩。之后，他在官场上无所作爲、忧闷无聊地度过了十多年光阴。1699年经十馀年酝酿写作的《桃花扇》传奇定稿，如前所述，一时在京城産生了极强的传播效应，并迅速向外地扩散。第二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中旬，孔尚任升爲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不到一月，即被罢官。其因不外是耽于诗酒、荒废政务而已。虽然研究者多引他自己及朋友的诗句来证明《桃花扇》是他致祸的原因，但这些诗句只不过是古代文人自歎命薄的模式化表达的産物。如孔尚任〈放歌赠刘雨峰寅丈〉：「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谤诽。」可是他的罢官，朝廷所给的原因其实并不明确，即使有因，也不爲他本人或友人所认可，所以友人刘中柱《真定集》卷三〈送岸堂〉曰：「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

关于孔尚任罢官之由，历来没有明确而统一的说法，20世纪研究者各抒己见，相持不下。主要有：(一)因《桃花扇》致祸说，(二)以「疑桉」罢官说，(三)遭人攻讦而罢官说，(四)因《通天榜传奇》致祸说 。因爲自始便没有可靠的、直接的材料能说明孔尚任被罢官的真正原因，甚至连孔尚任本人也说不清楚，所以认爲引用《桃花扇》具有政治风险的说法明显难以成立。

第二，即使孔尚任被黜后，《桃花扇》也没有遭禁。孔尚任被罢官后，并没有立即回归故里，他似乎还在京城寻找别的机会，一直等了两年，才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离京归乡。除了不再任职之外，他并没有受到政府另外的打击和限制。同时，《桃花扇》的演出在京城也没有停止。据他在〈桃花扇本末〉中的自述：「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木庵先生招观《桃花扇》。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让予独居上座，命诸伶更番进觞，邀予品题。座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所谓「予已解组」即是说已罢官了，而此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并不见有人畏惧《桃花扇》，衆人推作者「上座」，也可见作者身上并没有「政治包袱」。而此后也没有孔尚任受到其他政治迫害的事件。况且，在他罢官七年之后《桃花扇》且能堂而皇之地刻印出版，书末还附有时人的衆多题咏，何来「清廷所忌，正应避讳，何必『甄』言，致于戾咎」之事？

第三，雍乾年间及稍后的清人都不讳演、讳观、讳言《桃花扇》。所演者，据金埴《巾箱说》：「今勾栏部以《桃花扇》与《长生殿》并行，罕有不习洪孔两家之传奇，三十年矣。」所谓「三十年矣」，可见说这话时正是乾隆年间。所观者，据蒋星煜考察，当时着名观剧诗作者金德瑛(1701-1762)观剧组诗其八曰：「班书石勒焉能解？想亦人如柳敬亭。」又有杨芳灿(1753-1815)〈消夏偶检填词数十种，漫题绝句，彷元遗山论诗体〉之十一：「纨扇桃花血未干，哀丝急管集悲欢。世人莫共凋虫技，当作南朝野史看。」又如直隶大兴人舒位(1766-1815)《瓶水斋诗集》中载有〈书《桃花扇》乐府后二首〉，其一：「粉墨南朝史，丹铅北曲伶。重来非旧院，相对有新亭。构党干戈接，填词笔砚灵。匆匆乐能唱，肠断柳条青。」 再往后品题《桃花扇》的就更多了。所言者，据汪龙麟考察：「雍乾以降以迄清末，学届对《桃花扇》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序跋题辞者乙乙不绝，而各类戏曲论着中于《桃花扇》亦多所着笔。」 如杨恩寿、包世臣、李孳铭等人都曾毫不畏惧地研讨过《桃花扇》。既然大家都在自由观看与言说，曹雪芹的「胆小怕事」就是没有理由的。

第四，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引用了「爲世所熟知」的因「政治致祸」的《长生殿》 ，爲何就不敢引「莫须有」政治嫌疑的《桃花扇》？洪昇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春完成《长生殿》，与十一年后的《桃花扇》一样，「一时朱门绮席，酒社歌楼，非此曲不奏，缠头爲之增价」(查爲仁《莲坡诗话》卷下) 。甚至到了「爱文辞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以是传闻益远。畜家乐者攒笔竞写，转相教习。优伶能是，升价什佰。他友游西川，数见演此，北边、南越可知已」的地步(吴人舒凫《长生殿序》)。据考，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观看了由内聚班演出的《长生殿》，十分欣赏。该年七月，康熙佟皇后去世。八月上旬，内聚班爲洪昇演出专场。洪昇于是邀请名流台翰，会于生公园，大演《长生殿》。后因被人举报，洪昇被国子监除名，受连累者达五十多人。这真是「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时人赠因此事被革职的翰林院检讨赵执信诗)。但是与后来的《桃花扇》一样，洪昇虽然被革职，甚至当时曾遭逮捕下狱，而此后《长生殿》并没有被禁演。十五年后，康熙四十三年(1704) 江南提督张云翼还邀请洪昇到松江，爲其张摆盛筵演出《长生殿》。曹寅就是闻说此事后，才将洪昇邀致江宁同观《长生殿》的。就是这次从江宁回去的路上，洪昇不幸落水身亡。而他死时，《长生殿》的刻印即将完成了 。

《长生殿》爲洪昇致祸之源，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即使曹寅也没有将观演《长生殿》视爲畏途，《红楼梦》更是多处引及该剧。而《桃花扇》并不能说是孔尚任丢官的直接原因，则曹雪芹又有什么必要因爲「惧祸」而捨弃如梦如幻、如泣如诉的《桃花扇》呢？

四  也谈《红楼梦》创作于康熙末年说

前文所论，撮其要者不过是：(一)《红楼梦》不提《桃花扇》是事实。(二)《红楼梦》作者若生活于雍正乾隆年间(1715-1764)，必定知道《桃花扇》。(三)曹雪芹若生活于曹寅之家，就有可能不知道《桃花扇》；即使知道，也非从曹寅处。(四)曹雪芹既知道《桃花扇》，就没有理由不将它写入《红楼梦》。(五)认爲曹雪芹碍于祖父的面子或出于惧祸心理而故意漠视《桃花扇》，二说均不能成立 。

综合以上五条判断，不难得出一个与「曹学」相左的结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并不知道有《桃花扇》一文，《红楼梦》的创作时间比《桃花扇》的问世要早或大致同时。进一步明确就是，《红楼梦》并不是成书于乾隆年间而是康熙末年。曹雪芹生活于康熙年间，这个说法不是笔者所创，时在1999年，欧阳健在〈曹雪芹的时代〉 一文中就已系统地研讨了这个问题。他因有感于红学研究中人们往往被「凝固的观念所左右」，便重新梳理了有关曹雪芹生活时代的材料，发现，曹雪芹极有可能是曹寅的长子曹顺，而《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当在1704或1705年间。但是，因爲红学家被「凝固的观念所左右」，他的观点一经提出即遭到红学家们勐烈的批驳，即使不发言的红学家对之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爲「曹学」既定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因之被撼动，所有的论文仍然在不厌其烦地引用成见并接着讨论脂批所提供的矛盾重重的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材料。欧阳健的声音很快便被淹没了。

笔者经过对读诸家材料，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十分同情欧阳健的观点，窃以爲他讲出了许多在理的地方，当然也难免偶有不通之处。比如他尊重袁枚关于曹雪芹爲曹寅儿子的记载等材料就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尤其是他例举的《何必西厢》、《儿女英雄传》、《歧路灯》等书雍正年间的序就已提到《红楼梦》以及《红楼梦》不避乾隆早夭的太子永琏之讳等证据，确实能啓人疑窦。他说曹顺是曹寅的长子也有可信的一面，但他接着认定曹顺即曹雪芹，便不免凿枘了。因爲按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曹顺等人损纳监生事咨户部文〉，当年曹顺十三岁，逆推其生年爲1678年，若果他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又完成于1704年左右，则作品完成之时，作者才二十七岁。再减去「批阅十载」的时间，难道他十七岁就开始写作《红楼梦》了吗？若将花在这部大作上的缘起、构思、腹稿时间定爲两年，则他十五岁就准备写作《红楼梦》了，就像今天所谓「九十年代作家」一样，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且《红楼梦》第一回第一段明明写着「当此，则自欲将已往……，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既然他自己有愧于「父兄教育之恩」，若说他是曹寅长子，那么其「兄」又是谁呢？这不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口吻，而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至少是四十馀岁（「半生」）中年人的感慨之语。

在此，《桃花扇》可以成爲推测《红楼梦》成书时间的一个定位材料。《桃花扇》成稿于1699年，刊刻于1708年。如果承认《红楼梦》不提《桃花扇》乃是因爲作者创作《红楼梦》时尚不知或者世间本无《桃花扇》的话，那么《红楼梦》只能成书于1708年之前，最好是1699年之前。但是鉴于该书已经提到了《长生殿》的内容，则它必在《长生殿》的脱稿时间1688年之后，最好是在该剧刊刻时间1704年之后。于是《红楼梦》的大体成书时间从宽处算当在1688-1708年间，其创作时间上推十年即在1678-1698年间；保守的成书时间当在1704-1708年间，创作时间在1694-1698年间。这样一来，生于1678年的曹顺自然不可能是作者曹雪芹了。从他三十岁开始创作《红楼梦》来考虑，则这个曹雪芹当生于1648-1664年间，这个人与曹寅(1658-1712)、曹宣(1662-1705)兄弟生活时代相当。如果这样，他当然可以取号爲「雪芹」而无视曹寅号「雪樵」的事实了；他也无需在《红楼梦》中爲「寅」字避讳了。

其实，《红楼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定位依据，第十六回赵嬷嬷回忆「太祖皇帝彷虞舜的故事」时提到江南的甄家曾「接驾四次」。据查，康熙一生六次南巡，其中后四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时在任内的曹寅均参与了接驾事务，皇帝驻跸在江甯织造府内。康熙四十六年爲1707年。这一时间没有超越1704-1708的这个保守的成书时限。

但是，一旦如此推论，新的问题立马就迫在眼前了。第一，这个与曹寅同辈的人又是谁呢？他们兄弟(包括与他们同祖的曹宜)终其身都没有沦落到「一技无成、半生潦倒」的地步，曹家并不存在这样的人。第二，康熙末年，曹家哪里有「家亡人散」的大悲剧？曹家子弟怎能有如此深沉的人世沧桑之感喟呢？第三，袁枚《随园诗话》中所谓「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难道也不可信了吗？

就像欧阳健有感于红学研究中人们常被「凝固的观念所左右」而另啓门径一样，笔者也无法不走入另外一条边路：难道曹雪芹非得是曹寅这个家族的成员吗？曹氏宗谱中不是从来就没有发现曹雪芹这个人吗——哪怕他真是生活于乾隆年间？欧阳健1993年6月14日在《程甲本《红楼梦》新校注本前言》中就已经说过：「曹寅与曹家，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是否有某种联繫，实在是大可怀疑的。」 从这个角度再来回望《红楼梦》与曹雪芹的诸多无解的矛盾，则我们的思路就要开阔多了。然而，问题只能是到此爲止，再往前引申或胡乱猜想，就容易陷入谬误的泥潭，因爲我们至今所能佔有的材料尚不足以解开作者的身世之谜。如果就像眼下互联网上大加炒作的「洪昇是《红楼梦》的作者」和「曹寅是《红楼梦》的作者」那样乱戴帽子，则只会让人有「才出虎穴，又入狼窝」的无奈！

因爲《红楼梦》在内容上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痕迹，如5-13回，63-69回关于秦氏与二尤的故事在情节、结构、思想观念、语言风格上都与全书很不合榫 ，所以它完全可能有一个複杂的成书过程，正如第一回指明的，这个过程是：《石头记》(石头)—《情僧录》(情僧)—《风月宝鉴》(孔梅溪)—《金陵十二钗》(曹雪芹)—《红楼梦》(曹雪芹)，曹雪芹只是它的最后写定者。这很像欧阳健在《曹雪芹的生活时代》中顺便考述的《儿女英雄传》的成书过程那样：《金玉缘》(雍正年间无名氏)—《日下新书》(无名氏)—《正法眼藏五十三参》(燕北閒人撰)—《儿女英雄传评话》(东海吾了翁补缀)—《儿女英雄传》(文康删削)，文康只是最后的写定者。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爲了证明《红楼梦》与《桃花扇》及曹寅着作之间的继承关係，往往去细緻比对、见疑思同、牵强拉扯，希望二者的相似点越多越好。经一番努力，果然「发现」，《红楼梦》在结构、主题、风格、人物性格、象徵意象的选择、甚至在遣词造语等诸多方面都与《桃花扇》「更爲直接，更爲密切」，差不多就像不同文体之间的改写；当然也有很多构思可能「来源」于《楝亭诗》，有的简直就像是抄袭而来。事实上，这种「看朱成碧」的讨论方法是很成问题的，若将《红楼梦》中诗作与前代同时的其他人作品相比，如唐寅、吴伟业、洪昇的诗，自然也会有许多「惊人的发现」。所以用这种方法比附的结果是，研究者诚心实意的研究无疑是帮了曹雪芹的「倒忙」了：原来曹雪芹的天才是要大打折扣的呢！

当然，《红楼梦》不是凭空産生的，它必然对以前的作品有所借鉴，比如，作者就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瞭解并借鉴了《西厢记》和《牡丹亭》的痕迹，第二十三回的回目「《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豔曲警芳心」就明确点出这两部戏的名称。又如，有人在论到汤氏《邯郸梦•〈仙缘〉》中几位神仙点化卢生的《浪淘沙》(「你是个痴人」)组曲时，认爲：「汤显祖这四段曲文，俨然是对曹雪芹现身说法。如果我们把这几段曲文杂在《红楼梦》的曲文中，我相信谁也分不出这是不是曹氏的吐属；其中表现的思想意识、风格基调、描写的物件，几乎无一不同。」 虽然我们确实感觉到《好了歌》可能脱胎于此曲，但令人欣慰的是，《红楼梦》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时所点的四出戏中，第三出即是《仙缘》，这是作者读过《仙缘》的极佳「证词」。

如果《红楼梦》在创作之初，作者眼前就摆着一部影响正隆的《桃花扇》，似乎可以想见，《红楼梦》就未必会像现在这样开头了：「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犹如《桃花扇》之『听稗』一出。整个这一部分，功能上也与《桃花扇》之『传歌』、『哄丁』、『侦戏』、『访翠』颇同」 ；更不会明明借鉴了《桃花扇》的各方面艺术构思却想统统把它忘掉，这不会是伟大作家的通常做法。其实，当我们承认《红楼梦》与《桃花扇》及《楝亭诗》并无关係的时候，我们就不难领悟到，优秀艺术家的非凡创造能力则是心心相应、息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张正学：〈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戏曲思想〉，《南都学坛》第1期(2003年)。页55-60

2、张正学：〈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戏曲思想〉认爲只有37种，当不含后四十回中提到的《达摩渡江》(第八十五回)、《蕊珠宫•〈冥升〉》(第八十五回)和《占花魁•〈受吐〉》(第九十三回)三种，或者是将第十一回的〈乞巧〉〈弹词〉、第十八回的〈扫花〉〈仙缘〉、第十八回的〈相约〉〈相骂〉分别看成一部戏所致，即《长生殿》、《邯郸记》、《钗钏记》。

3、参见纪永贵：〈论《红楼梦》书名之寓意〉，《南都学坛》第1期(2000年)，页30-34。

4、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第1辑(2001年)，页83-90。
5、徐扶明《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页53、页55、页49。

6、曲沐〈《红楼梦》与《桃花扇》〉，《红楼梦学刊》第1辑(1983年)，页129-151。

7、陆联星〈《红楼梦》与《桃花扇》〉，《淮北煤师院学报》(社科版)第3期(1994年)，页97-123。

8、黄龙〈《红楼梦》与《桃花扇》〉，《东南文化》第2期(1998年)，页46-52。

9、徐扶明据《红楼梦》第八十五回演《蕊珠宫》「及至第三出」时，「衆皆不知，听见外面人说：『这是新打的』。」作出判断：「说穿了，是高鹗新打的。」《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4页。

10、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1。

11、参见汪龙麟〈清代《桃花扇》研究述评〉，《克山师专学报》第4期(2000年)，页52-56。

12、吴梅《顾曲麈谈•〈谈曲〉》：「相传圣祖最喜此曲，内廷宴集，非此曲不奏，自《长生殿》进御后，此曲稍衰矣。」此语似有误，《长生殿》脱稿于1688年，第二年作者即因在「国丧」期间演剧罹祸。而《桃花扇》成稿于十年之后(1699)，怎能说它先于《长生殿》「进御」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118。

13、朱澹文《红楼梦论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35。

14、周汝昌《献芹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9-86。

15、〈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档桉〉，《历史档桉》第1期(1983年)。

16、朱一玄《红楼梦资料彙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7。

17、参见张殿仁〈康雍时期几任江甯织造的结局〉，《历史档桉》第1期(1999年)，页92-95。

18、朱一玄《红楼梦资料彙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6。

19、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引李文藻《南涧文集》卷上〈琉璃厂书肆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78。

20、王宪明〈曹府不演《桃花扇》〉，《红楼梦学刊》第2辑(2000年)，页194-195。

21、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页44。

22、段啓明、汪龙麟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页454-458。又见朱万曙〈近十年孔尚任及《桃花扇》研究综述〉《文史知识》第12期(1990年)，页103-108。

23、蒋星煜〈《桃花扇》从未被表演艺术所漠视——二百年来《桃花扇》演出盛况述略〉，《艺术百家》第1期(2001年)，页52-58。

24、汪龙麟〈清代《桃花扇》研究述评〉，《克山师专学报》第4期(2000年)，页52-56。

25、章培恒〈演《长生殿》之祸考〉对此有不同看法：「昉思、执信等以《长生殿》致祸之事，虽爲世所熟知；而于演剧致祸之由，则多影响附会之说。」即使洪昇非因演剧致祸，然而此说已经「爲世所熟知」，曹雪芹岂能无顾忌？《洪昇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397。

26、章培恒《洪昇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页283。

27、参见郭英德《明清传奇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450-452。

28、欧阳健〈曹雪芹的时代〉，《明清小说研究》第1期(1999年)，页65-81。

29、欧阳健《红学辨僞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61。
30、参见纪永贵〈从尤氏到秦氏——探讨《红楼梦》成书过程的新视角〉，《东方丛刊》第3期(2001年)，页219-231；〈论《红楼梦》秦氏的病源与死因〉，(台)《中国文化月刊》第4期(2001年)。

31、俞大纲〈《红楼梦》中的戏曲史料〉，《台湾红学论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页125。

32、许并生〈《红楼梦》与戏曲结构〉，《红楼梦学刊》第1辑(2001年)，页83-90。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5年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