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者古诗之流”再探

“赋者古诗之流”是赋论史上最重要的观点之一，由此而引发的《诗经》与汉赋的源流关系历来争讼不休。本文不想正面介入赋体源流之争，只是结合班固的思想和汉代赋作状况，从新思考“赋者古诗之流”这一判断的内涵和价值。
一、“赋者古诗之流”与赋体讽谕观
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李善注引《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二日赋”，意谓汉赋这种文体来源于《诗经》“风、赋、比、兴、雅、颂”之“赋”，故以赋为《诗》之流。李善的注释代表了后世对班固此语的普遍看法，如左思《三都赋序》、皇甫谧《三都赋序》、挚虞《文章流别论》（《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七）、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萧统《文选序》，都在引用“赋者古诗之流”时并及“《诗》有六义，其二日赋。”但是，班固谈“赋者古诗之流”时，他心中所想的似乎并不是《诗经》六义之“赋”。他继续写道：
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夫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且夫道有夷隆，学有粗密，因时而建德者，不以远近易则。故皋陶歌虞，奚斯颂鲁，同见采于孔氏，列于《诗》《书》，其义一也。稽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
美，不可阙也。……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仔细体会这段叙述，可知其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