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诗亡”之论新解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一语，论者多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理解为文本之《诗》，即已成为历史文献的《诗三百》。然考之以先秦典籍，并参以前贤所论，我们发现，《春秋》之起并无“《诗》亡”背景，而“诗亡”也就是诗歌创作的衰竭，于当时却是一种客观事实，且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以孟子之智，断不致对此历史事实浑然不知或置之不顾而作妄论。因而，孟子所说的“诗亡”，应当是就诗歌创作而言的，所指当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

据《墨子·明鬼》及《史通·六家》等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周王朝及各诸侯国都有《春秋》，墨子就曾见过“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百国春秋”。《汉书·艺文志》亦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春秋》虽非只有一种，但从《孟子·滕文公下》中“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语推断，孟子文中所说的《春秋》，当指孔子所修之《春秋》。

孔子生存于鲁襄公、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之世。其时虽已礼崩乐坏，王迹止熄，但《诗》仍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外交场合和人们的日常语言交际中。鲁襄公之时，孔子尚幼，典籍中所载其时引《诗》赋《诗》的盛况暂且不论。鲁昭公时，孔子正值青壮年，在《左传》关于鲁昭公时代三十二年的历史记载中，有引《诗》赋《诗》记录的达二十三年之多。《左传》中的定公四年、定公九年、定公十年亦载有引《诗》赋《诗》例。直至孔子晚年的哀公时代，引《诗》赋《诗》之风尚存，如《左传》中哀公二年载乐丁引《诗经·大雅·绵》中诗句“爰始爰谋，爰契我龟”；哀公六年引《诗经·商颂·殷武》中“不僭不滥，不敢怠遑”之句。

《诗经》在孔子之时广泛应用于交际场合的事实，在孔子诗论中亦可得到印证。《论语·子路》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将“诵《诗》”与“达政”和“使于四方”联系在一起，当以其时的政治、外交活动情况为据，可见在孔子之时，引《诗》赋《诗》仍是一种政治、外交辞令和佐政工具。又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不学《诗》，无以言。”《汉书·艺文志》如此解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也就是说，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之论，源于当时社会上普遍“称诗以论其志”的文化现象。孔子之所以从“言”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是因为《诗》还活在人们的语言交际中。此外，《论语·先进》中还载有与孔子有着直接联系的南容赋《诗》言志之事：“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意思是说，南容反复诵读《诗经·大雅·抑》中关于白圭的几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由此，孔予看到了南容慎于言语、洁身自好的品德，于是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这段记载可以说是孔子之时称《诗》言志之风尚存的直接证据。

诚然，春秋之末，由于诗与乐开始分家，乐不必依附诗而存在，诗也由乐歌逐渐向纯粹的语言艺术转化，典礼、仪式中的“赋诗”现象逐渐减少。但是，人们在语言交际和著述中引诗的现象却日盛一日，并兴起了教诗和论诗之风。对此，《礼记》《论语》《国语》等典籍中都存有大量记载，《墨子·公孟》中亦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教诗、习诗记载。《庄子·天下》中也说在“百家之学时”，“《诗》以道志”，即以《诗》来进行情志引导。事实上，在《诗三百》文本问世之后的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诗》一直是一种学问，一种“言”的范本，一种实用的无形工具，其传承与应用从来没有中断过。不要说孔子之世传《诗》、用《诗》之风不绝，就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诗》仍被广泛称引，如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墨子》引《诗》7处，《孟子》引《诗》33处，《荀子》引《诗》77处。《韩非子·难言》对当时称引《诗》《书》的情形亦有陈述：“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既然《诗》之传承与应用未曾中止，自然也就无所谓“《诗》亡”了。

翻阅先秦典籍，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春秋后期到整个战国时期，人们动辄引《诗》、赋《诗》和论《诗》，而作诗者却寥寥无几。郑玄将赋诗分为“造篇”和“述古”。“造篇”为创作之义，“述古”即吟诵古人之诗。据典籍记载，先秦赋诗大多是“述古”，即吟诵《诗三百》之成篇，极少即兴“造篇”者，如《左传》中赋诗70余次，“造篇”者仅有4例。先秦引诗亦大抵出自《诗经》成篇，如《左传》引诗凡217条，其中207条引自《诗经》，即便是将所引的全部逸诗都算作即兴之作，也不过10条；《国语》引诗31 条，仅有逸诗一条可疑为即兴之作。“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班固《两都赋序》），自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的数百年间，散文横流，诗歌不竞，诗坛极为冷寂，仅有少许歌谣出现在历史著作中，传世的诗作极为罕见。至荀子《佹诗》的出现，才有了“个人自作而称为诗”（朱自清《诗言志辨》）的诗歌作品。

对上述诗学领域的“述而不作”现象，身为儒学大师的孟子不可能懵然无知，亦不可能背离历史事实而作妄论。再者，从孟子认定的孔子作《春秋》的意图看，《春秋》之起与“《诗》亡”没有必然联系，而与“诗亡”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据《孟子·滕文公下》中“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语推断，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其意在于以《春秋》批评时政、褒贬人物的舆论压力及载之于竹帛的后世声名压力，抑制乱臣贼子们的邪说暴行。而记史与刺世讥过正是早期诗歌的文化功能。诗歌创作中的颂扬与挞伐，使人们既有舆论压力之忧，又有历史声名之虑，因而不至于胡作非为。礼崩乐坏之后，诗歌创作不兴，作恶者无所顾忌，于是邪说暴行纷起。   有感于此，孔子便试图作《春秋》以“耸善而抑恶”（《国语·楚语》），填补“诗亡”所造成的社会批评真空，使乱臣贼子们有所畏惧。因而，从诗的功能与孔子作《春秋》的意图上看，“诗亡”与“《春秋》作”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文体之《诗》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教育与训导上，于时人没有直接的现实舆论和历史声名压力，不可能产生“乱臣贼子惧”的社会效果，《诗》之兴衰对现时性的邪说暴行没有直接影响。从孟子对《春秋》创作意图的认识出发，即便有“《诗》亡”之事实，也无法将其与“《春秋》作”联系在一起。因而，孟子的“诗亡”之论，应当是就诗歌创作衰竭、“造篇”之诗不兴而言的。

对上述情况，学界前贤们应当说是有所认识的。东汉赵岐在《孟子章句》中注解“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时说“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在赵岐看来，随着王者之迹的止熄，不再有与圣王政治相对应的“颂声”产生，故孟子有“诗亡”之论。赵岐单以“颂声”论诗，自有其局限性，但其“颂声不作”明显地是从诗歌创作而不是文本之《诗》的角度来理解“诗亡”的。赵岐《孟子章指》亦云：“诗可以言，颂咏太平，时无所咏，《春秋》乃兴，假史记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赵岐的意思十分明显，《春秋》之兴缘于“时无所咏”，即其时没有歌咏之作产生。

焦循《孟子正义》引顾镇《虞东学诗》之《诗说·迹熄诗亡说》云：

盖王者之政，莫大于巡狩述职；巡狩刚天子采风，述职则诸侯贡俗；太师陈之。以考其得失，而庆让行焉——所谓“迹”也。……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

顾氏以“陈诗之典废”解“诗亡”，也是从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来解释的。也就是说，周王东迁之后，天下大乱，王室衰微，礼崩乐坏，采诗、献诗之制废止了，诗歌创作于是因之而衰。

孔颖达在《诗大序疏》中道：

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人情之常理也。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若其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易》称“天地闭，贤人隐”，——于此时也，虽有智者，无复讥刺。成王太平之后，其美不异于前，故颂声止也。陈灵公淫乱之后，其恶不可复言，故变风息。班固云：“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两都赋序》），此之谓也。

朱自清在解释这一段话时说：

孔氏本于班固，班固又本于孟子。孟子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离娄》下）。孟子说“诗亡”，班固说“诗不作”，郑氏不提“孔子录”的以后的诗——陈灵公以后的诗，自有他们的理由。孟子正生在古乐衰而新乐盛的战国时代，诗已不歌，新乐又不雅。而新的诗的传统也还没露一点芽儿，所以说是 “诗”亡。班固跟着孟子说话；郑氏似乎也相信孟子的意见。郑氏生在东汉末年。四言诗从《三百篇》后一蹶不振，中间虽有拟作，也甚稀罕……

孔氏之言旨在论诗歌创作兴衰之由，所论为文体之诗而非已成历史文献的文本之诗——《诗三百》，庶无争议。班固“王泽竭而诗不作”也明显地是就文体之诗而言的。朱自清将孟子、班固、孔颖达之论看作是前后相承的观点，无疑是肯定了孟子“诗亡”之说与班固、孔颖达之论一样，所论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且朱自清在这段话中认为，孟子之所以说“诗亡”，是因为在诗、乐分离的历史时期，诗已不歌，而新诗即徒歌之诗尚未露芽。郑玄之所以不提“孔子录”之后的诗，是因为“四言诗从《三百篇》后一蹶不振”。显然，朱自清本人也是从文体之诗来论“诗亡”的。

一些学者认定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本之《诗》，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孟子时代尚无“诗”的文体概念，因而孟子所说的“诗”，只能是文本之《诗》。如周颖南在《“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解》中说：“在先秦时代，还没有所谓‘诗歌’这个文体学的概念，先秦典籍所称的‘诗’，专指周王朝编集的、在社会流传和应用的‘诗三百’，即后世所称的《诗经》。”的确，在《国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谈到“诗”，都是指已经成为历史文献的、有特定内涵的《诗》。但是，《尚书》中的一些文献资料却给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情况。《尚书·金滕》云：“于后（周）公乃为诗以诒（成）王，名之曰《鸱鴞》。”此言语义明朗，“为诗”即“作诗”，既然说“作诗”，“诗”自然已被看作是一种文体了。《金滕》的创作时代，学术界尚存异义，据梁启超、王国维、褚斌杰、谭家健等人的意见，当在西周时期；顾颉刚《古史辨》、徐中舒《豳风说》则疑为东周之时。西周也好，东周也罢，至少可以说明，在周代人们已有了诗体意识，先秦时期无诗歌的文体学概念的说法值得商榷。

又《尚书·尧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诚如陈良运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中所言，舜时尚且无《诗》，“那位拟作者既然是借舜之口说出了‘诗言志’，那么，肯定不是指特定的自商至西周时代的、已成为历史文献的《诗》，而肯定是确指一种文艺样式——与‘歌’并行的作为一种文体的诗。这个‘诗言志’，区别于赵孟所说的‘《诗》以言志’（以古人之《诗》言我之志），亦有别于庄子所说‘《诗》以道志’（道，导也，古人之《诗》感发、引导人的志意），而是实实在在地说：诗‘言’诗人之‘志’，诗是‘言志’的文体，‘言志’是诗的一大功能……”

蒋善国《尚书综述》综合古今各家学者的考证成果，并将《尧典》中所涉及的历史文物和语义特征，与先秦诸子著作及其他有关典籍作了详细比较，勘定《尧典》的创作年代在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之间，即孟子所生活的时代。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亦持此说。据此，则孟子时代人们关于诗的文体意识已经相当明朗。这一推断应当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孟子之后不久，荀子《赋》篇中的《佹诗》已经以“诗”名篇，并以“佹”这一表示激切之情的情感表述词与“诗”并称，对诗体的情感特质有了自觉意识，表明诗已渡过了文体认识阶段而进人了文人的自觉创作阶段。如果说孟子之时尚无诗体意识，荀子《佹诗》的出现就显得有点突如其来了。

其实，《孟子》一书中已表现出了孟子本人的文体意识。《孟子·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是说，诵人之诗，读人之书，必须了解作者的为人，而了解作者为人，就应当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或具体环境。显然，这段话中的“诗”是指文体意义上的个人之作，而非文本意义上的文献之《诗》。

既然孟子之时关于诗歌的文体意识已经明朗，诗歌创作的衰微即“诗亡”又是与《春秋》之起有着必然联系的客观事实，且文本之《诗》在先秦未曾衰亡，那么，合符情理的结论只能是：孟子“诗亡”之论，所指为文体之“诗”而非文本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