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中三个尚待澄清的问题

作者：段怀清
《胡适留学日记》对于胡适研究，尤其是胡适留学时期思想的研究，包括对胡适归国初期的思想学术活动的研究所具有之意义，早已为识者所承认。但是，《胡适留学日记》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澄清，或者说学界以《胡适留学日记》为证据或由此引发而提出并形成的有些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证明。尤其是有关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西方文学背景问题，尽管议论众多，且多成共识，但也并非意味着没有再讨论的必要。本文主要就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之关系，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关系，胡适留学期间的短篇小说翻译，尤其是《最后一课》、《柏林之围》与“哈佛经典丛书”之关系这三个命题，在检讨学界现有议论观点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识者指正。

一、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之关系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西方文学背景，或者更直接地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八条”、“七条”以及“十条”等与英美20世纪初的“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之间的引发借鉴之关系，早已为胡适研究者及五四新文学或者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早在20世纪20年代，梁实秋就已经提出整个白话文学运动与“外国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命题，并指出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之间存在着主张上的近似性。梁实秋认为，“意象派”的六条主张中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新式标点和诗在书写格式上的分段分行等。但需要说明的是，梁实秋指出《文学改良刍议》在内容主张上与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之间存在着相近之处，意图并非在于指出胡适在思想上的“剽窃”行为，而是旨在阐明五四新文学的外国影响——关于这一命题，梁实秋在他的另一篇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阐述得更为明确。

梁实秋所“发现”并予以阐明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与“意象派”诗歌运动宣言中的“六条主张”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关联性，在朱自清1935年8月11日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写“导言”中得到了肯定的征引。朱自清在简单地提及五四新诗运动与晚清“诗界革命”之间的传承关系之后立即强调：“不过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氏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的印象主义者六戒条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自此，在考察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轫之时，无论是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还是胡适的“八不主义”与“意象派”诗歌运动之间的关系，梁实秋的意见基本上成为一种“共识”，所不同者只是取决于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种影响关系。

这种“共识”在目前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得到了尤为明显的体现。该书在“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一节中有相当一段文字论述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艺思潮之间的关系：“文学革命既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在文学革命的酝酿过程和发动初期，发难者就直接从外国文学运动中得到过启示。1916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曾经非常注意当时欧美诗坛的意象主义运动，认为‘意象派’对西方传统诗歌繁绵碓砌风气的反叛，及其形式上追求具体性、运用日常口语等主张，与他自己的主张‘多相似之处’。正是在‘意象派’的启示之下，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章八事’。胡适还引发了‘意象派’诗人庞德关于诗歌要靠具体意象的主张，提出写‘具体性’，‘能引起鲜明的影象’的‘新诗’，倡为白话新诗运动。”这段论述相较于梁实秋、朱自清等人对于白话文学运动、新诗以及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的论述，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直接与“意象派”诗歌运动关联起来，而且语气结论之肯定，较之粱实秋、朱自清更甚。

这种“关联性”的论述在海外学者中也屡见传播。周质平《胡适文学理论探源》一文列举了方志彤(Achilles Fang)的《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中国新诗：新诗试验的失败》(From Imagism toWhitmanism in Recent Chinese Poetry：A Search For Poetics that Failed)、王润华的《从“新潮”的内涵看中国新诗革命的起源——中国新文学史中一个被遗漏的注脚》、罗青的《各取所需论影响——胡适与意象派》等著述，并撮要说明了上述著述中有关胡适与“意象派”诗歌运动之间所存在着的“关联性”的结论要点。周质平引述了方志彤著述中的这样一段文字：“总而言之，八点文学主张是受到了意象主义的启示，这是不容轻易否认的事实。庞德是19?年文学革命的教父，而罗维尔则是教母。”而在周看来，“这样的议论，极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原来只是一个舶来品，并非中国货”。另据周文介绍，王润华的著述对于方志彤的观点也是“大加称许”，罗青之文“也多少有类似的暗示”。而周文旨在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列举介绍，指出“晚近学者论到胡适文学上的主张，往往过分重视他所受西洋理论的影响，而忽略了他理论的本土性”。周质平认为：“将胡适的文学理论依附到欧美‘意象主义’上去，这一方面低估了胡适出国之前，在中国文史中十余年的浸淫，以及中国文学批评所带给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忽略了自孔子以来即已深植人心的‘辞达而已’的朴实传统。”概言之，周质平是通过中国本土文学理论及其对于胡适影响的可能性，来阐释五四时期胡适文学主张的“本土语境”和“本土来源”。换言之，周质平并不认同上述海外学者对于胡适文学改良主张与“意象派”诗歌运动之间存在着所谓“师承”或者“舶来”关系的论述。

同样是为了探究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语境缘起，复旦大学的沈永宝在1995年一连发表了《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文学改良刍议)探源——胡适与黄远生》、《试论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成因》等论文。在《论胡适的“文学革命八事”以南社为背景》一文中，沈永宝对《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八不主义”逐条进行分析，提出了“八不主义”主要是针对当时江南地区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知识分子团体南社而进行的批评的重要观点。沈文认为，“文学革命八事”所谓“就当时文艺状况而言”，主要是针对“南社的创作倾向”，为此，沈文从1916年2月至8月之间(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形成的关键时期)胡适与好友任鸿隽(字叔永)往来通信中查找线索证据，认为胡适当时批评议论中国文学之弊“文胜”，主要是指《南社丛刻》上面的作品。沈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八事”中除“不讲对仗”一条不能从南社诗人及其作品中找到直接证据外，其余诸条皆有起始缘起，而且均与南社诗人们当时的写作关系密切。但是，沈文的论证也只是说明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现实引发上多从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文学团体南社寻找材料，但并不能证明胡适没有 受到“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影响。

笼统而言，周质平和沈永宝的论述都旨在说明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本土语境和本土来源，反对过于强调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和文学理论的西方背景来源，更不认同将胡适的“八不主张”看成是“意象派”诗歌运动六条宣言的中文翻版的观点。但从论证方法上来看，周质平的论述失之于过远，而沈永宝的论述则又失之于过近——其实，胡适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改良主张以及白话文学运动的知识背景，包括他在留学之前对于上海地区文学创作状况的了解熟悉，都有助于他的“八不主张”的形成。

《胡适留学日记》在有关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形成与“意象派”诗歌运动之关系上确实“制造”了一个“悬案”——从内容上看，两者之间确实有些“相似”，且胡适又将“意象派”诗歌运动的所谓“六戒条”翻译附贴于日记之中，而且在时间上与自己的改良主张的形成大抵相近，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关于两者之关系的联想。与此同时，《胡适留学日记》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仅就时间而言，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形成于前，而“六戒条”的翻译剪贴于后。这到底是意味着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与“意象派”运动之间仅仅存在着思想主张上的“暗合”关系，还是确实有某种启示引发之关系呢?或者甚至说《胡适留学日记》将“六戒条”翻译剪贴于后，不过是胡适的一种“蓄意”?

而在《胡适留学日记》中，在首次出现“文学革命八条件”之前，确曾出现过有关“意象派”的记载。在1916年7月30日日记补记中，胡适摘录了对他的改良主张的批评意见，其中就有梅光迪指责胡适的观点不过是“今日欧美新潮流之附和，当然胡适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梅光迪的批评，但他也没有辩解说自己的主张与当时欧美的“新潮流”(包括意象派)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相近，而事实是仅仅在5个月之后，胡适就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主张与“意象派”主张之间存在着某些相近。要彻底揭开这个疑问，不能不牵扯出《胡适留学日记》中另外一个至今尚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那就是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的形成是否同样受到西方文学史事件和文学史观念的影响，以及他在日记中又是如何应对处理这个问题的。
二、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关系

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是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这种文学史观的一种现实反映。因此，两者在时间上的关系，应该是“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形成在前，而“文学革命八条件”提出在后。沈永宝在《试论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的成因》一文中，将胡适的这一文学史观点形成的时间确定为1916年2—3月份，也就是在他提出“文学革命八条件”主张之前，这是符合胡适当时文学思想实际的。在胡适为什么会于1916年初逐步形成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知识分子那种亘古不变的文学观念的新的文学史观，或者说胡适这种文学史观形成的过程如何，其中有哪些现实引发，又有哪些外国因素掺入其中并产生了影响方面，沈文认为，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的形成主要有三个外因：一是与发表于1915年9月号的《留美学生季报》上的易鼎新的文论《文言改良浅说》有关，因为它让胡适“找到了用进化论来观察文学问题的钥匙”；二是与杜威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关，因为杜威的试验主义“成为了胡适验证‘新方法’的方法”；三是与任叔永、梅光迪等人进行文言白话之争所需要。

作为胡适这一时期文学史观形成标志的，是他作于1916年4月5日、4月13日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和《沁园春·誓诗》。在这首前后经过十余次修改的“誓诗”中，胡适实际上用诗词文体将“文学革命八条件”内容又表述了一遍，即“无病而呻，壮夫所耻”，“文章贵有神思，到琢句雕辞意已卑”，“要不似汉魏，不似唐宋，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等。而其中所强调的，也就是胡适在4月17日日记中所记的“吾国文学三大病”——“无病而呻”、“模仿古人”和“言之无物”。这也正是胡适所发现并着意阐明的中国文学的主要弊病。而在如何克服上述弊病方面，除了“誓诗”中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外，胡适在4月13日的“誓诗”原稿中还特别提到了“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也就是今人要说今话，而今话也就是今人的生活，今人的生活是今人文学的语言和思想情感的来源及表现对象。之所以如此强调今人的生活，而不是像当时诗界普遍流行的那样去拟古几近于泥古，关键就在于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的形成。
在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白话文学”主张占据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正是因为倡导白话文学，所以必须重视当下生活，也就是今人的生活；正是因为重视今人的生活，才可能不去无病呻吟和模仿古人。但是，今人生活并非一般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的生活(至少在胡适最初倡导白话文学时期如此)，所以这样的“簇新世界”还是要胡适之类的新文学倡导者们去发现、去创造。而就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内容相关的文学史而言，晚清已经就“世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等进行过广泛的讨论以及实践，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过分夸大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内容上的革命性意义和贡献是过于抬高胡适而压低晚清一个时代的历史贡献的。沈文将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与留美同学易鼎新的一篇相关文论联系起来，自有其史料上的独特发现，不过，与沈文在论述《文学改良刍议》的“八不主义”的南社背景时一样，沈文论述依然失之于过近、过实——胡适的进化的文学史观或者历史的文学观念的形成，除了上述诸多内外因素外，胡适对于西方文学历史的认识与观察思考，尤其是对于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及其文学史贡献的发现和由此所得到的启发，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而正是西方文艺复兴和西方文学史的存在，为胡适的文学史观和文学改良主张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史范本，这样的范本不同于完全立足于或者依傍于中国文学史语境和历史来阐述文学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尤其是在阐明文学改良的可能性方面，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西方文学史所提供的说明应该说大大地提升了胡适对于自己所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的实践信心。

但是，与“八不主义”在形成过程上几乎完全一样的是，胡适日记中所提供的线索是，胡适自己的文学史观念形成在前，而有关西方文艺复兴的论述紧随其后。实际上，早在1914年1月25日的日记中，胡适就已经提出当时中国学术所急需的“三术”，其中一点就是“历史的眼光”。而在隔日的日记中，胡适又记明当时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中，第一个就是“泰西之考据学”。只是对于上述“历史的眼光”和“泰西之考据学”，胡适日记此后并没有过多记载阐述。但是，在1916年3月29日有关“柳子厚”的一则日记中，胡适第一次提到了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考察历史人物及其文学遗产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吾国人读书无历史观念，无批评指责之眼光”。而就在六天之后，胡适日记中出现了“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的记载。上述材料至少提供了这样一条信息，那就是不管中国学术或者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正缺乏胡适所谓的“历史的眼光”，但胡适自己留学期间“历史的眼光”的养成，更多是得益于他的西学训练素养，其中西方文学史背景给他所提供的历史观的支持不可轻觑。

但是，胡适最早提及文艺复兴，却不是在他从康乃尔农学院转学于康乃尔文学院期间，而是在1917年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形成之后的归国途中。1917年6月19日，胡适正在自美返国、途经加拿大“落机山”的旅程中。据胡适日记记载：“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时代》。‘再生时代’者，欧史十五、十六两世纪之总称，旧译‘文艺复兴时代’。吾谓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也。”在这段读书札记中，胡适还特意写明“书中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皆足供吾人之参考，故略记之”。而此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已经发表于1917年1月1日的《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他的另外一篇重要的阐明文学改良主张的文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也已发表于同年5月1日的《新青年》第3卷第3号。所以当胡适7月6日返国途经日本东京之时，听人说此处有《新青年》售卖，遂前往购得一本。“在东京时，虞裳言曾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因同往买得一册。舟中读之。此册有吾之《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本为致陈独秀先生书中一节)，及论文学革命一书。”这也就意味着，胡适在产生并形成最初的文学改良主张之前，或者说在与留美同学、尤其是梅光迪、任叔永辩论中国文学的所谓死文字、活文字的时候，对于欧洲文学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完整的认识，甚至连最基本的了解都是不足的。但这仅限于《文学改良刍议》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二文。因为在1917年6月19日的日记中(也就是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发表1个多月之后)，胡适对所读文艺复兴著作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关于文学复兴部分作了特别记载。胡适这样写道：“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其土语，而无有文学。学者著述通问，皆用拉丁。拉丁之在当日，犹文言之在吾国也。国语之首先发生者，为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罗马之旧畿，故其语亦最近拉丁，谓之拉丁之‘俗语’(Vulgate)。‘俗语’之入文学，自但丁始……其所著《神圣喜剧》(pine Comedy)及《新生命》(Vita Nuova)，皆以‘俗语’为之。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散文。从此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吾国之俗语文学，其发生久矣。自宋代之语录，元代之小说，至于今日，且千年矣。而白话犹未成为国语。岂不以其无人为之明白主张，无人为国语作辩护，故虽有有价值的著述，不能敌顽固之古文家之潜势力，终不能使白话成为国语也?”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胡适阅读“文艺复兴”一书时的读书札记中的观点感想，不仅迅速地落实在他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的《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更成为他后来将新文学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的思想基础。胡适《逼上梁山》一文中曾经这样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辩护：“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能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我的批评者们忘了欧洲近代文学史的大教训!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中国文学史上几番革命也都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相较于自己在《新青年》上所发表的那些探讨文学改良主张的文论，胡适似乎更看重自己作为一个启蒙者和思想精神的导师而对于《新潮》知识分子们的影响。所以在毫不吝啬地夸奖《新潮》知识分子群之时，胡适从来没有忘记的一点，就是当初是由他自己将《新潮》的英文译名确定为“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他曾说：“在学生办的刊物当中，《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他们那个刊物，中文名字叫做《新潮》，当时他们请我……定一外国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采用一个不只限于‘新潮’两个字义的字，他们用了个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复活、再生、更生……他们认为这和欧洲在中古时期过去以后，近代时期还未开始，在那个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相同的。”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中曾再次提及当初《新潮》杂志编辑者将“新潮”的英文名称确定为“文艺复兴”是受了自己的影响：“他们请我做新潮社的指导员。他们把这整个的运动叫做‘文艺复兴’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他们显然是觉得在北京大学所发起的这个新运动，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极多的相同之处。”

胡适是如此重视自己在五四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就像他曾经如此敬仰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但是，在自己的文学史观形成过程中，胡适日记在文艺复兴的启示引发作用的记载上几乎与“八不主义”的西方语境引发一样，给我们留下了又一个玄想或者谜语——为什么都是胡适自己的观点形成出现于前，而紧跟其后他就注意到了西方类似的观点、主张或者运动呢?这是胡适当时真实的思想处境，抑或存在着其他难以示人的隐秘?而要进一步澄清上述两个问题，又牵扯出胡适日记中的另一个玄疑，那就是胡适留学期间的短篇小说翻译，尤其是法国小说《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等的翻译与“哈佛经典丛书”之间的关系。

三、胡适短篇小说翻译与“哈佛经典丛书”之关系

胡适会不会法文?这个问题胡适在日记中没有明示，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却直接关系到胡适在新文学运动时期十分看重的自己的另一个历史贡献，那就是对于短篇小说的提倡和对外国短篇小说的翻译。胡适在一封致近代小说家、翻译家曾孟朴的书信中，提到自己已经有“十二年不读法文文学书了”，言下之意，胡适12年前曾经读过法文文学书。而此前胡适所翻译出版的西方小说中，确实收录有法国作家都德和莫泊桑(胡适译“莫泊三”)的小说五篇，这也似乎可以证明胡适是懂法文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足够可信的证据表明胡适翻译的这五篇小说直接译自法文原版，而胡适日记中更没有出现过他学习法文的记载。胡适日记中最早出现与翻译都德小说有关的记载是在1912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当时胡适已经从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转入文学院。日记记载：“夜译《割地》，未成。”9月29日又记载：“夜译《割地》(即《最后一课》)成。寄德争，令载之《大共和》。”胡适日记中并没有说明所译都德小说是直接译自法文，还是转译自英文。胡适此前日记中有学习英文、德文和拉丁文的记载，却没有一处提及学习法文或有懂得法文的记载。而从胡适所译都德的《最后一课》及《柏林之围》均收录于“哈佛经典小说丛书”(The HarvardClassics)来看，胡适所译都德小说应转译自英文。

胡适翻译的西方小说主要是短篇小说。这些翻译小说曾经收集在他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和《短篇小说第二集》中，分别于1919年、1933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短篇小说第一集》收“译者自序”一篇，另有翻译小说11篇及附录一篇(《论短篇小说》)。胡适在“译者自序”中介绍道：“这些是我八年来翻译的短篇小说十种，代表七个小说名家。共计法国的五篇，英国的一篇，俄国的两篇，瑞典的一篇，意大利的一篇。”具体而言，第一集收法国作家都德小说两篇(《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法国作家莫泊桑小说三篇(《梅吕哀》、《二渔夫》、《杀父母的儿子》)、英国作家吉百龄小说一篇(《百愁门》)、俄国作家泰来夏甫小说一篇(《决斗》)、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一篇(《一件美术品》)、瑞典作家史特林堡小说一篇(《爱情与面包》)、意大利作家卡德奴勿小说一篇(《一封未寄的信》)以及再版时加入的俄国作家高尔基的小说一篇(《她的情人》)。《短篇小说第二集》仅收翻译小说六篇，另有一篇“译者自序”、一篇附录(《论翻译》)。具体而言，包括美国作家哈特小说两篇(《米格尔》、《扑克坦赶出的人》)、美国作家哦亨利(今译欧·亨利)小说一篇(《戒酒》)、俄国作家契诃夫小说两篇(《洛斯奇尔的提琴》、《苦恼》)以及英国作家莫理孙的小说一篇(《楼梯上》)。据译者在第二集“译者自序”中言，该集中所收的契诃夫小说，是“十年前我想选一部契诃夫小说集时翻译的”，而所收集的三篇美国小说，则是“我预备选译一部美国短篇小说集用的”，只是后来“这两个计划都不曾做到，这几篇就被收在一块，印作我译的《短篇小说第二集》”。

在上述涉及多种语言的外国小说的翻译上，胡适曾经指出俄国小说、瑞典小说、意大利小说等均译自英译本，独独没有特别说明他尤为钟爱的都德的两篇小说是直接译自法文还是转译自英译本。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都德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都出现在《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天所记载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中，即“五尺丛书”送来。“五尺丛书”就是“哈佛经典丛书”，该丛书收录了都德的五篇短篇小说，皆为英译本，其中就包括胡适所选译的两篇。而胡适自从购买到煌煌50巨册的“哈佛经典丛书”之后，时常翻阅——胡适对于西方文学的文本阅读经验，绝大部分来自于他阅读“哈佛经典丛书”。

从对于都德小说的翻译的记载来看，胡适日记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似无实有的“刻意”，那就是故意在回避某些东西。这些回避的东西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与“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六戒律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启发上，还表现于他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的译本上。至于胡适为什么要在日记中于“有意、“无意”间制造或者留下如此玄疑，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胡适自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