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晁补之对苏轼词风的拓展

作者：李朝军
【内容提要】

词学界普遍认为北宋著名词家晁补之是追步苏轼词风的，但缺乏应有的论证。晁补之通过对田园生活的歌咏、桃源世界的构想、夫妻感情的抒发、宗族亲情的表达、自我心迹的剖露以及民歌修辞手法的移用，实现了其词在题材、内容上的较大突破，使词的抒情言志功能进一步扩大，思想性和时代感明显增强，从而充分体现了苏轼以诗为词的词体革新精神。这些方面连同其壮阔的景象、豪宕的激情共同构成了对苏轼词风的积极回响，其创作成就和词史地位由此可以得到确认和评定。

【关键词】 晁补之；苏轼词风；田园隐居词；伉俪深情；宗族亲情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北宋著名文学家。历来观点普遍认为他作词是走其师苏轼的道路，如宋王灼云：“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碧鸡漫志》卷二)清四库馆臣云：“其词神姿高秀，与轼实可肩随。”(《四库提要》卷一九八)近人张尔田则断言说：“学东坡必自无咎始。”(《忍寒词序》)今人也大多认为其词与苏轼最为接近，为苏词嫡派。词学史关于晁词的评论已多，可是对于晁词如何学苏这一重要问题往往轻轻带过，似乎可以不证自明，至今尚无专文关注，由此在苏词巨大光芒笼罩下的晁词也就乏善可陈。可见，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具体详实的阐析对于厘清这个问题乃至理解晁词的创作成就都是很有必要的。

向来由于豪放、婉约二分法的较大影响，人们一般把苏轼词风当作豪放词来理解。晁补之将其“胸中正可吞云梦”(《自画山水留春堂大屏题其上》——按，本文所录晁补之诗文均引自文渊阁四库全书《鸡肋集》，其作者、卷次从略)的豪壮之气寄寓于词，故从这个角度看，他是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不过这种侧重于艺术个性、审美形态的观照方式还显得相当简单、粗糙。即如晁补之词与苏轼词都有豪放特点来看，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如前人评论晁词“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1](P3587)，今人亦谓：“苏词多乐观向上的情调，无不可解之情，而晁词则多感憾沉咽之句。”[2](P36)“苏词由慷慨峥嵘流入沉雄清旷，晁词则往往由磊落感喟趋于沉咽。”[3](P136-139)可见，仅从风格类型来谈晁补之对苏轼词风的继承远远不足，何况“豪放”也只是晁词艺术个性的一个侧面。其实，宋人对苏轼词风的理解就不只限于此，王灼《碧鸡漫志》正是在肯定苏轼以诗为词的作法、反对诗词分异的观点以后，提出晁补之、黄庭坚是学苏轼的；相传陈师道所作《后山诗话》更是挑明了破体为文、“以诗为词”才是苏轼革新词风的关键。因此，苏词的革新不仅是一个风格的问题，同时也是词学观念、创作方法的问题，在当时曾招致不少批评意见。晁补之在苏词革新作风不为世人认可的时候就对它持理解和赞同态度。他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4](P253)苏轼具有高度的音乐修养，他作词“不喜裁减以就声律”[5](P66)，其目的就是为了自由地抒情言志，是“以诗为词”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晁补之对苏轼词的称道说明他大致接受了苏轼的词学观，同时，这种“以诗为词”的作风与他所持的融通、变通的文艺观念也是相通的。因此，晁补之追从苏轼词风的情况如何，应当着重从其词作体现的词体变革和解放精神方面来认识和考察。

苏轼革新词风的突出成就在于冲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增强了词的表达功能，使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语)的境地，从而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情怀在词中得以充分展露。就晁补之词而言，其题材内容的广泛性是显而易见的，大凡艳情、歌妓、咏物、唱酬、寄赠、送别、宦游、怀旧、归隐、祝寿、吊亡、节序、题画、皃括、集句等各类作品，无不俱在；同时其开拓面大，开拓性强，是其踵武苏词的主要方面，已有研究成果却不见言及，故下文拟作重点予以探讨。

一、世外桃源的建构

晁补之入仕以前有过一段躬耕陇亩的经历，那时的田园在他心目中几乎等同于艰苦的农业劳动、饥荒岁月和各种频繁的自然灾害，这在其早年的诗作中有较多的反映。然而，随着他在仕途连遭贬谪、废黜还乡，田园生活在他的回眸反顾中逐渐成了他可以托付身心的美好家园。于是他“买田故缗城，自谓‘归来子’。庐舍登览游息之地，一户一牖，皆欲致《归去来》之意，故颇摭陶词以名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这时陶渊明的归田思想既成为他立身行事的依准，也成了其词着力表现的内容题材，这就是以《东皋寓居》组词为代表的田园隐居词所描绘的美好图景。且如：

松菊堂深，芰荷池小，长夏清暑。燕引雏还，鸠呼妇往，人静郊原趣。麦天已过，薄衣轻扇，试起绕园徐步。听衡宇、欣欣童稚，共说夜来初雨。苍菅径里，紫葳枝上，数点幽花垂露。东里催锄，西邻助饷，相戒清晨去。斜川归兴，皅然满目，回首帝乡何处。只愁恐、轻鞭犯夜，灞陵旧路。(《永遇乐·东皋寓居》——按，本文所录晁补之词均引自乔力笺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
词写夏日的田居生活：暑雨初过，景物明媚，节候清爽，民风淳厚，乡间的风土人情令人赏心悦目。这片自给自足的天地作为词人归栖的家园，它与倾轧不已、风波叠起的名场宦海形成鲜明的对照，可见陶渊明淳朴恬静的田园世界在词里得到再现。所不同的是，田园生活的美好并没有完全消解晁补之心中的惆怅，因为思君恋阙的心怀和罢黜的羞辱仍然顽固地潜伏在他的心底——晁补之的田园词往往具有类似的复杂内涵。其实晁补之的处世态度与陶渊明不同，陶是自愿归隐，晁则是被迫归隐之后的一种无奈选择：“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他也承认对陶渊明是“觉己不似而愿师之”(《归来子名缗城所居记》)。这种复杂的心态表明他对田园生活的热情讴歌具有安顿心灵、与世周旋的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歌吟田园生活的基础上，晁补之在词里进一步表现出对桃源世界的构想和追寻。这集中反映在其“思山(庐山)辞十数”(《白莲社图记》)首里，且如：

庐山小隐。渐年来疏懒，浸浓归兴。彩桥飞过，深溪地底，奔雷余韵。香炉照日，望处与、青霄近。想群仙、呼我应还，怪来须丝垂镜。海上云车回轫。少姑传、金母信。森翠裾琼佩，落日初霞，纷纭相映。谁见壶中景。花洞里、杳然渔艇。别是个、潇洒乾坤，世情尘土休问。(《尾犯》)

晁补之理想中的庐山不仅风景独异，而且是“都隔尘寰”的“壶中化国”(《满庭芳·忆庐山》)。这里既有一尘不染的“群仙”，又有许多绝尘清赏的“幽士”，还有“禅心古井无波”的高僧，更有不受任何礼数和戒律约束的“渊明”(《满庭芳·用东坡韵题自画莲社图》)，“别是个、潇洒乾坤”，比起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理想世界更具虚幻色彩，但大致同一旨归。无疑，这反映了作者逃避苦闷现实、寻找世外桃源的思想心理。对照他闲居期间的现实遭遇：“得罪而归，坐田里七年，客以书来，或过之者，皉三人。”(《送刘公权序》)可知现实中的田园生活打破了他的梦想，因而他再也“无心、求至道”(《满庭芳·忆庐山》)，再也不想回首“世情尘土”，对仕途和整个现实世界都流露出绝望的心情。从北宋晚期特别是徽宗朝的历史背景看来，晁词对世外桃源的讴歌具有与黑暗现实抗争的思想意义。由此可见，晁补之整个田园隐居词的写作具有搭建精神家园的意味。宋人诗词里多有隐逸情志的表达，即如苏轼抒写雅志幽怀，也只是撷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成句，稍作修改，隐括成篇，聊以遣情(见苏轼《哨遍》词及序)；进一步把这种归田心愿升华为一种乌托邦理想似不多见。晁补之词所有的深刻思想性是士大夫情志在词中充分展露的结果，也是“以诗为词”创作精神的体现。

二、伉俪深情的表白

词为艳科，情爱是唐宋词主要题材之一。从社会性质上讲，晚唐五代以来充斥词坛的情爱内容主要反映的是婚外恋情，同属情爱范畴的夫妻之情较少进入词中。晁补之固然不乏娈情艳思之作，同时他在夫妻情词方面又有明显的开拓，其现存词中可以确定是写给妻子的就有10首。
晁补之妻“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县君”(《晁无咎墓志铭》)。[6](P900)她在熙宁八年(1075)前后嫁与晁补之，其时晁补之举场一再受挫，又遭受晁父过早辞世的重创，养家糊口的家庭重担也落在他这位长子头上。她算得上晁补之贫贱相从的糟糠之妻，婚后他们一直伉俪情深，患难与共，晁补之绍圣二年(1095)曾深情地赞美她说：“二十年糠皊，相从无腼颜。”(《永嘉县君赴颍昌杜丈之丧送至鹿邑境上赠别》)晁补之词比较完整地记录下来他与妻子从燕尔新婚到白头偕老的感情历程。且看：

春云轻锁，春风乍扇园林晓。扫华堂，正桃李芳时，诞辰还到。年少。记绛蜡光摇，金猊香郁宝妆了。骤骏马、天街向晚，喜同车、咏窈窕。多少。卢家壶范，杜曲家声荣耀。庆孟光齐眉，冯唐白首，镇同欢笑。缥缈。待琅函深讨。芝田高隐去偕老。自别有、壶中永日，比人间好。(《引驾行·永嘉郡君生日》)

从“冯唐白首”的自况看，这是晁补之晚年写给妻子的祝寿词。宋人的寿诞词不少，但往往堆砌一些吉祥祝福的话语，没有多少新意。此词内容和思想都有新颖脱俗之处，如上片“年少”七句回顾他俩新婚燕尔的喜庆场面和年少时候“同车咏窈窕”的情投意合情景，至少在北宋词人那里就很难见到。下片则抒发了他与结发之妻的“高隐”理想，并且他这种夫妻携手隐遁红尘、白头偕老的心愿是贯穿其夫妻情词的主题：

清谈招隐去。莫认如宾处。华发好风光。林间此味长。(《菩萨蛮·永嘉郡君生日》)

况共有、芝田旧约，归去双峰。(《凤箫吟·永嘉郡君生日》)

补之在诗中表达过宁愿弃官与妻子贫贱相守、相濡以沫的愿望：“汲水挽车归去好，茯苓日日长松根。”(《寄家人》)显然二者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它们在传达伉俪情谊的同时，均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其实，这也是一种政治情怀的表达。在坎坷的仕途和人生的患难中，妻子成了晁补之分忧解难的贤内助，他在祭岳父文中曾说：“惟公淑女，使寡悔尤，亦公女助。”(《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自然，丈夫的迁谪罢废肯定会殃及其妻，晁补之诗云：“琢磨晚觉孟光贤，畏我放言时被肘。”(《次韵棠美述志》)这样的情景很能说明政治风云给妻子带来的忧惧以及她在忧惧之下如何变得“世故”起来。由此可见，归隐、高隐日渐成为这对患难夫妻的共同心愿。就政治情怀在爱情词中的表达而言，这属于间接的情形，补之有时还直接将仕途失意写入夫妻情词之中：

幽期莫误香闺恨。罗带今朝褪。月圆花好一般春，触处总堪乘兴。有人惆怅，何如归好，相见凭君问。(《御街行》)

年年不放春闲了。今岁衔杯少。……西园红艳绿盘龙，辜负一年春好。锦城乐事，不关愁眼，何似还家早。(《生查子·寄内》)

仕途奔波想念妻室，自然思归；仕途失意，就会更加眷念家的温暖，鄙薄浮名，同时也为自己未能守候家室、辜负春光心生愧疚。“何如归好”、“何似还家早”的呼唤与追问，既可见其思归心切，也包含了他对追求功名的反省；“相见凭君问”更反映出他对妻子的倚重态度，说明妻子确实能为他分担政治忧患。将这种复杂的政治情怀在爱情词里予以表现，允推晁词的开辟之功。

当然，表现夫妻之间的相思之情也是补之爱情词的重要主题。由于宦游羁旅，他们夫妇长相厮守的心愿常常被离愁别恨所代替。补之常把他在遥远他乡的思念写成词章，寄给在故乡的妻子：

月上西窗，书帏静、灯明又灭。水漏尽、铜壶香烬，夜霜如雪。睡眼不曾通夕闭，梦魂争得连宵接。念碧云、川路古来长，无由越。鸾钗重，青丝滑。罗带缓，小腰怯。伊多感那更，恨离伤别。正是少年佳意气，渐当故里春时节。归去来、莫教子规啼，芳菲歇。(《满江红·寄内》)

晁补之不但直抒自己的思念之情，而且也用“男子作闺音”的手法替妻子传达心声：

梅花时候君轻去。曾寄红笺句。胡麻好种少人知。正是归时何处、误芳期。(《虞美人·代内》)

暂别宝奁蛛网遍，春风泪污榴裙。香笺小字寄行云。纤腰非学楚，宽带为思君。(《临江仙·代内》)
显然，感同身受的代妻子表达情感，这也反映了他们互相理解、互相体贴的情意，是他们夫妻心心相印的见证。在爱情主题基本上已由诗歌转入词中的宋代，晁补之表达夫妻感情的诗词既可互相映发，又都具有突破创新的意义，它们是晁补之词体解放精神和文学创作写实作风的显著表现。

三、宗族亲情的依恋

晁补之生在北宋一个著名的中原世家大族，然而到他这一代人的时候，家势已经明显衰落。凭借良好的家学氛围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晁氏在北宋中后期文人学士辈出，家声不坠；缘此，他不但拥有一个庞大的宗族集团，而且还有一个博学能文的亲友圈。北宋晚期随着晁氏子弟仕途挫折的加深和彼此关爱的加强，同族亲情在进入他们诗文作品的同时，也为晁补之大量引入词中。在他的一百六十余首存词中，与从叔晁端礼的唱和就有10首，写给其他亲友的词作还有8首。唐宋词人涉及亲情，多限于夫妻、兄弟关系，而晁词还较多地咏及叔侄、群从情谊和其他亲情，范围显然要宽。如他写晚年闲居时与晁端礼相得甚欢的亲密关系：“千里相思，况无百里，何妨暮往朝还。又正是、梅初淡伫，禽未绵蛮。陌上相逢缓辔，风细细、云日斑斑。新晴好，得意未妨，行尽青山。”(《凤凰台上忆吹箫·自金乡之济至羊山迎次膺》)他写谪赴信州前夕与端礼的依依惜别：
鸥起苹中，鱼惊荷底，画船天上来时。翠湾红渚，宛似武陵迷。更晚青山更好，孤云带、远雨丝垂。清歌里，金尊未掩，谁使动分携。竹林、高晋阮，阿咸潇散，犹愧风期。便弃官终隐，钓叟苔矶。纵是冥鸿云外，应念我、垂翼低飞。新词好，他年认取，天际片帆归。(《满庭芳·赴信日舟中别次膺十二叔)》)

上片通过清新如画的写景将别离时光渲染得十分美好，令人无限珍惜。下片写别后叔侄的“千里相思”：既有对端礼高隐风范的思慕和向往，同时又设想逍遥世外的叔父也会牵挂和盼望着远窜侄子的平安归来。又如他写与从弟的分别：“对半篙碧水，满眼青山魂凝。……水驿孤帆明夜事、此欢重省。梦回处、诗塘春草愁难整。”(《安公子·送进道四弟赴官无为》)再如他写与姑母、外弟的留别：“油灯野店怯黄昏。穷途不灭酒杯深。故人心。……一般别语重千金。明年过我小园林。话如今。”(《虞美人·羊山饯杜侍郎郡君十二姑及外弟天逵》)此外他还写到兄弟相思：“问几时、清尊夜景共佳节。”(《古阳关·寄無盋八弟宰宝应》)以上亲情词都写得真挚感人，别离词尤显沉厚，并非泛泛的应酬交际。

写离别相思之情，是词体文学擅长的本领和传统，不过往往局限在男女恋情的小天地里。晁补之借鉴这类词作的传统手法，放笔抒写宗族亲情，完全超越了恋情相思的狭窄圈子，显著地释放了词的表达功能。题材内容的变化随之也带来了风格情调和思想主题的变化，这在《满江红·赴玉山之谪，与诸父泛舟大泽，分题为别》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清时事，羁游意。尽付与，狂歌醉。有多才南阮，自为知己。不似朱公江海去，未成陶令田园计。便楚乡、风景胜吾乡，何人对。
因为叔父们的鼓励和安慰，远宦的离愁变成了歌酒狂欢，别离词表现出豪迈的情怀，对传统爱情词的缠绵悱恻情调显然有所突破。可是自己到底不能归隐家园，纵然宦游之地“风景胜吾乡”，不能与亲人团聚的日子是多么寂寞难耐，又有什么意义?这里，亲情既为他壮行，同时又是他十分依恋、不忍离弃的，故而与功名仕宦便具有对立的意义。晁补之晚年在赠从叔晁端智(字祖禹)的一组词中明确表达了对功名导致亲情离异的批判：“官名缰锁，世路蓬萍。难相见”(《八六子·重九即事呈徐 祖禹十六叔》)；同时也表达了珍视亲情、抛弃功名的可贵思想：“好在阿咸同老也”，“功名余事不须为”。(《临江仙·呈祖禹十六叔》)可见，宗族情已上升为作品的主题和灵魂，成为作家的终极关怀，晁词深刻的思想光芒再次凸显出来。柳永《夏云峰》(宴堂深)、秦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通过批判“名缰利锁”深化恋情的表达，晁词则通过批判功名表达对亲情、故土的归依，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同时后者又摆脱了前者浓腻的艳情气息。晁补之亲情词和夫妻词的雅化倾向对于提升词在士大夫文学中的品位和地位，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自我心迹的剖露

苏轼对传统词风的变革，使词的主体意识和感事性加强，抒情主人公由“共我”转变为“自我”，普泛化的抒情转变为具体的纪实，进一步使词的抒情取向贴近作者的现实人生。[7]晁补之曾云：“吾欲托兴于此(按，指词曲)，时作一首以自遣。”[8]表明他是要将传统上应歌而作的词用作自我的抒情言志。而他入仕以来的心路历程乃至整个人生轨迹在词中得到充分的展露和清晰的勾勒，既是其创作观念的体现，又从另一角度表明苏轼的词体革新精神在晁补之那里得到光大和深化。

青年晁补之豪迈英爽、壮志凌云，尽管其时作词甚少或失传，但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和精神风貌在后来的词作中得到了追记：
忆昔论心，尽青云少年，燕赵豪俊。二十南游，曾上会稽千仞。捐袂江中往岁，有骚人、兰荪遗韵。(《万年欢·次韵和季良》)

及第入仕以来，词作渐多，从这时直至去世的三十年间，他的情感心态在词中表露得相当完整、细致。元祐更化期间，晁补之与苏门文人同官京城，度过了一段仕途人生的得意时光：

尚忆瑶阶，得隽寻芳，骖?东城，适见垂鞭，??南陌，又逢低帽。莺花荡眼，功名满意，无限嬉游。(《洞仙歌·留春》)

元祐七年(1092)在与苏轼共治扬州期间，他对于世事变迁与世态炎凉表现出豁达的心胸与豪迈无畏的气度：“一笑千秋事，浮世危机。”对于苏轼险恶的政治处境，他没有想置身世外，而是明确地表示了追从无悔的政治态度：“念平生、相从江海，任飘蓬、不遣此心违。”(《八声甘州·扬州次韵和东坡钱塘作》)绍圣三年(1096)他贬谪亳州，作《盐角儿·亳社观梅》，借梅花表达自己的心志：用梅花的开谢如雪，表现自己的清白无辜、一片冰心；用梅花的骨中香彻来表现自己的不屈不挠、终不易节；以梅花野处山溪风月，象征自己独立特行、不与小人争利的君子风范。[2]可是，随着自己和师友们的一再贬逐，他昔日那种昂扬的意气和乐观的精神逐渐消退。元符二年(1099)他谪监信州酒税途中，感到自己像一只受伤的鸟儿“垂翼低飞”(《满庭芳·赴信日，舟中别次膺十二叔》)；到达贬所，面对浩荡的大江，他哀伤成悔：“黯黯青山红日暮。浩浩大江东注。余霞散绮，向烟波路。使人愁，长安远，在何处。……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误。觉阮途穷，归心阻。断魂素月，一千里、伤平楚。”(《迷神引·贬玉溪对江山作)》)此时的晁补之凄惶无主，心中已在暗自催生“不如归去”(《临江仙·信州作》)的隐逸念头。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遇赦后再官京师，又当帝京繁华，但“繁华乐事老来慵”(《御街行》)，失去了年轻时候的豪迈气概，心中正在进行着“官情与、归期终朝竞”(《安公子》)的复杂斗争。崇宁二年(1103)他因入元祐党籍而罢归乡里，这促使他最终拿定了归田的主意。因此，他不但没有因为沉重的政治打击伤心落泪，反而从愁苦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张开怀抱去拥抱他的归田理想：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青绫被，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摸鱼儿·东皋寓居》)

抛弃“宦名缰锁”，在自由美好的天地里放情“独舞”、“酒尽未能去”，其豪情逸兴在大自然中得到充分舒展。似乎此时晁补之才找回自己、找到人生真谛。“功名浪语”一语既表达了他对功名误身的悔悟和决裂态度，也宣告了他灵魂的新生。此后的几年间，晁补之以一种安然自适的心态抒写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表达他对功名富贵的睥睨。
然而，田园生活毕竟是现实的，补之在闲居期间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故其词感叹：“嗟管鲍、当日贫交，半成翻手难信。”(《万年欢·次韵和季良》)投闲生涯的冷酷现实使他失望至极，于是他只好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别个潇洒世界”(《尾犯》)、建构世外桃源。毕竟晁补之不是陶渊明，他很难做到彻底忘怀功名仕进，在闲居的岁月里，这位昔日的朝臣禁不住要“回首帝乡”(《永遇乐·东皋寓居》)。随着政局的缓和转变，在度过了将近八年的废黜生涯以后，在去世那年终得复职官守。在生平最后一次起复之际，他没有忘记将自己对政治前途的忧虑和仕途的荣辱写入词中：

宫里妒娥眉，十载辞君去。翠袖怯天寒，修竹无人处。今日近君家，望极香车骛。一水是红墙，有恨无由语。(《生查子》)

十年不向都门道。信匹马、羞重到。玉府骖鸾犹年少。宫花头上，御炉烟底，常日朝回早。霞觞翻手群仙笑。恨尘士人间易春老。白发愁占彤庭杳。红墙天阻，碧濠烟锁，细雨迷芳草。(《青玉案》)

二词题序都作：“待命护国院，不得入国门，感旧。”据此可知当作于大观四年(1110)晁补之诣阙候调之时。远离朝廷的老臣旷废十年始得还朝受命，宫阙在望，却又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晁补之的心情自然十分复杂；而环境的阻隔更是引起了他对君臣关系疏远的忧虑。前词首二句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他对那些幸臣们的积怨，正是他们的排挤与离间才导致他这位忠直之士多年来的君臣疏离；后词从眼前作为逐臣重返京城感到的羞怯回溯到昔日在朝的恩荣，荣枯就在转眼之间；二词最后都无奈地回到他与君王隔绝的现状——这位“平生夔契慕”(《郊居与八弟无·读书》)的老臣，直到绝笔之时仍只能绝望地感念“神京远、惟有蓝桥路 ”(《洞仙歌·泗州中秋作》)。从热望功名到敝屣功名，从归隐田园到垂暮恋阙， 晁补之的心灵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而这个复杂的心路历程在其词中记录得相当完整。这说明晁词像苏词那样，做到了“把词的视野从普泛化的人类精神世界拉向个体的、活生生的心灵世界和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来，使词正视现实、面向社会、面向人生”[9](P26)，体现了晁补之对词的题材内容和表达功能的大胆开拓。

五、豪放沉咽及其他

苏轼变革词体还有一大功绩就是打破了柔弱靡艳的传统词风，开拓了“豪放派”的新词风，给词带来了壮阔的场景、高远的境界和恢宏的气度，使词由原来专写儿女之情变得可以直抒士大夫的经济之怀，从而提高了词的品格和地位。晁补之具有磊落慷慨的个性气质，他将自己对功名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与失落倾注词中，其词即呈现出与苏词相近的艺术风貌和审美形态，故历来论者多从这个角度确认晁词与苏词的承传关系。晁词中抒发归田理想、表达敝屣功名、表现落拓不羁、回顾少年意气等内容的词作，比较集中地展现了这种与苏词近似的艺术趣尚。兹引数语，可见一斑。

高情敢并汉庭疏，长揖去田庐。囊无上赐金堪散，也未妨山猎溪渔。(《一丛花》)

何妨到老，常闲常醉，任功名、生事俱非。衰颜难强，拙语多迟。但酒同行，月同坐，影同嬉。(《行香子》)

射虎山边寻旧迹，骑鲸海上追前约。便江湖、与世永相忘，还堪乐。(《满江红·次韵吊汶阳李诚之待制》)

检点晁词，如此壮语、旷语俯拾即是。晁补之给本当潇散冲淡的田园隐居词注入了豪宕充沛的激情，在吊亡叹逝、忆昔怀旧的感伤中又增添了壮美的气象，可惜这种疏快俊爽的情调没能一贯到底，往往变成今非昔比的感怆：“细数从前，眼中欢事尽成伤。”(《玉蝴蝶》)。

由于晁词的磊落感喟往往归于愁苦悲咽甚至消沉颓废，而不能像苏词那样乐观向上、轶尘绝迹，故人们每每说它比苏词“沉咽过之”。不过晁词的沉咽因素，也并非只是个人命运的哀鸣，晁补之在“有心许国，无地输忠”(《湖州谢到任表》)的政治遭遇中，间或给它融入了楚辞深悲善怨、杜甫沉郁顿挫的成分，故而成为其特有的风格特色。由于补之的政治失意与辛弃疾等爱国词人报国无门、请缨无路的悲哀颇有相似之处，其性格、遭际也有类同，因此晁补之词对南宋辛派词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刘熙载云：“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1](P3692)薛砺若称晁词“于豪爽中寓沉郁之意，不独规模东坡，更为南渡后于湖、稼轩等作先驱了”[10](P148-149)。可见，晁词在上继东坡、下启稼轩的词史演进趋势中具有一定的“桥梁”作用和过渡意义。[11]

晁补之另有一种于清朗高旷基调上生发，偏于空灵隽逸的词作，颇得苏轼神韵。其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其绝笔词《洞仙歌·泗州中秋作》。其中“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等句境界阔大、兴致高远，尽洗绮靡萎弱气色，可谓与苏轼《水调歌头》中秋词一脉相承。[12]

此外，晁补之词在艺术表达、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与苏词的革新精神在多方面形成呼应关系。晁词在抒情方式上多直抒胸臆，慨然言志感怀，不刻意追求深婉含蓄、密丽隐曲，很少运用比兴寄托，以坦易、畅达见长。大量使用词题词序，使叙事与抒情、真实与想象互济互补。广泛使事用典，征古引今，镕裁点化，扩大语意内涵。引入议论成分、散文句式，改造词的体式和审美风范。虽作有艳情词，但摒弃了俚俗、轻薄成分，符合词的雅化趋势。别具匠心的是，他还将乐府民歌的写作手法移植于情词的写作中。如其写歌妓恋情的词作言情很别致：“低问石上，凿井何由及底。微向耳边，同心有缘千里。饮散西池，凉蟾正满纱窗，一语系人心里。”(《斗百花·汶妓褚延娘》)对此前人有不同的看法：

晁补之有《斗百花》词，杨诚斋云：词须择腔，如《斗百花》之无味，因此后作此腔者寥寥。今按词后段云：“低问石上凿井，何由及底。微向耳边，同心有缘千里。”句法本古乐府，更工于言情，乃知诚斋非深于此道者。(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二)[1](P1403)

杨万里看不起此词，说是词调不好，但据李调元分析，个中原因在于此词出现了古乐府句法。以“凿井”喻情事，新颖而巧妙，但这种民歌方式与情景交融、典雅浑成的传统表达方式明显不合。这恰好反映出晁补之以诗为词、以乐府为词的词体解放意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晁补之步随苏轼的革新道路，并非出于狭隘的门户观念和盲目的模仿，而是一种自愿的主动选择，有其主客观原因[2]，符合词的发展规律。至于晁氏的多方开拓在艺术上的得失，那又不能一概而论，而应作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晁补之通过田园生活的歌咏、桃源世界的构想、夫妻感情的抒发、宗族亲情的表达、自我心迹的剖露以及民歌修辞手法的移用等多方面的开拓，实现了其词在题材内容上的较大突破，使词的抒情言志功能进一步扩大，思想性和时代感明显增强，从而充分体现了苏轼以诗为词的词体革新精神。这些方面连同其壮阔的景象、豪宕的激情共同构成了对苏轼词风的积极回响，在当时具有壮大苏词影响的作用，并在承苏启辛的词史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因而其创作成就和词史地位可以依据上述方面得到确认和评定。

[参考文献]

[1]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刘永泰.论晁补之词[J].学术月刊，1987，(4).

[3]刘乃昌.晁补之评传[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

[4]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5]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张耒.晁无咎墓志铭[A].张耒.张耒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0.
[7]王兆鹏.唐宋词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8]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王兆鹏.论“东坡范式”[J].文学遗产，1989，(5).

[10]薛砺若.宋词通论[M].上海：上海书店，1985.

[11]杨海明.唐宋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12]乔力.晁补之词编年笺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