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文学吗？

作者：金健人
统观新时期文学研究现状，有人称之为“主义盛行、思潮迭出、流派纷呈、术语爆炸”，有人形容为“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如今已成“复调和声、众声喧哗”之势。然在其由封闭趋向开放，由一元趋向多元的发展大势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下的文学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研究所替代，于是引发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文学研究正在越来越远离文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先审视这些年来文学研究的变化轨迹，而要审视文学研究的变化轨迹，首要的又在于厘清促成其变的内在理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刚从政治的奴婢地位得以解脱，文学研究也特别反感于政治一社会学批评，在反思和调整的同时，文艺界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提出和探索新的理论问题，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方法”热和“新观念”热。从“科学”这一向度和渠道，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法，还有突变、全息、混沌等概念，蜂拥而至；从“人文”这一向度和渠道，符号学、现象学、叙事学、解释学、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斑驳混杂。这些沿科学和人文两大渠道从国外涌进的诸多理论、学派、观点、方法、概念、术语，与文学的新老问题煮成一锅，尽管还半生不熟，但作用是积极的，毕竟使文学研究更新了知识结构，拓展了思维空间，开阔了理论视野。
这一阶段从自然科学、人文社科和交叉学科把诸般方法引入文学研究中的尝试，有着如下特点：第一，诸般方法尚处于散点状态，相互之间并未形成层次上的逻辑关系。可以这么说，自近代以来，由闭关锁国到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再到国内外的连年战争和后来的意识形态隔绝，除五四时期一度例外，中国文坛对于西方文艺理论基本上是非常隔膜的。一旦突然开放国门，面对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文明延续到近百年来的西方现代思潮，接受者们失却了时间概念。他们只能凭自己的理论直觉或职业便利，介绍、引进、借鉴、采用自认为对文学研究有所助益的观点和方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卢梭，康德、歌德、叔本华，黑格尔、尼采、柏格森，这两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及其对文艺观念的影响，是与半个世纪前的表现主义、生命直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论、现象学等，以及与半个世纪以来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叙事学、后现代等杂糅纷呈于中国文坛的。
第二，质朴地认为“文学研究也是科学研究”、“文学真谛也是科学真理”。为寻找能揭示科学真理的科学方法，一度引发了“方法论热”。陆梅林在1985年写就的《方法论访谈》中认为促成方法论热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我们的理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这次轮到方法论的问题了。其次是近二十年来，苏联和西方的美学、文艺科学有很大的发展或变化，尤其是西方学派林立，方法繁多，形成一种多极化的发展局面……再次，就是当代科学的疾速发展，成就斐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现代自然科学最具有哲学意义、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有相对论、原子结构与基本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