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来新夏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出版 定价:32元)
近几年，随着藏书文化研究的兴起，不少读书人渐渐形成一种随时随地淘书的好习惯。有些人还随手写写淘书的甘苦感受。不过我读到的这类书，都是国人所作，而没看过外国人到中国来淘书的专著。这本《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出版，定价:32元)，正是我想读的书。
《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汇集了六位日本学人在20世纪前半期来华访书的个人纪事。他们是:内藤南湖、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和吉川幸次郎。除了田中兼具文求堂书店主人身份外，都是享誉当时的日本中国学家。他们多次来华，遍游中华大地，搜求中国典籍的珍本善刻，捆载而去，为日本建立中国学奠定了基础。他们都写下在华访书的专文，文字浅近，内容丰富。他们访书经历了奉天、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宁波、杭州、易州、焦山、房山等大小书业中心，访求典籍，探寻文献遗存和古物遗迹，并分别写下详细的记录。有的学者如吉川幸次郎竟然自我塑造出一个“儒教中国”的理念，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家园。他们每得一稀有典籍，必定详细介绍书型、版本、流传及其价值，使读者眼界为之一开。他们不仅谈及日本学者，而更多地论及中国学者。他们和傅增湘、罗振玉、王国维、董康、张元济和郭沫若等等一大批学者都有彼此往来的交情，甚至有的还成为他们搜求古籍的桥梁和捷径，有的在流亡日本时还受到他们的“照顾”。他们利用清末、民初中国处于混乱状态之际，使大批中华典籍离开故土，成为日本中国学方面足资夸耀的“国宝”和“文化财”，因此这本集日本学人访书记于一编的译著，应该说是在当前“国学”日趋火热之势时的一种必读书，因为它可用作查点我们国学典籍的库存。
这本书的辑译者在辑译的同时，还加了一百六七十条边注，这些注有长有短，但都具有相当功力，对读本书很有帮助，尤因其涉及中日学人生平及学术造诣与著述，搜罗甚广，不异是在读另一册有关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图书交流小史。更值得一读的则是辑译者之一的钱婉约女士所写题为《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的《绪论》。她分析日本学人来华访书的时代背景说:
“可以说，访书活动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一个涵盖面宽泛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段话揭示出日本学人来华访书活动的实质，而其中“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这三句话，对我这个饱经日本侵华创伤的人来说，不啻是浇了一头冷水。《绪论》最后那段结语，真是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日本近代的来华访书，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它既是中日学术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也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从中国方面说，秘籍被盗，珍本外流，无论用气愤、悔恨、屈辱等词汇都难以表达历史留给我们的回味和启示。”
“回味和启示”多么沈重的一声棒喝！这不是单纯民族感情的激越而是钱女士从日本学人的亲笔纪事中认识到的。内藤南湖是日本中国学方面的权威，对中国贵重的古本书特加“关注”，他在所著《奉天访书谈》和《奉天访书日记》中都无所顾忌地写下他于1912年在日本政府各方面支持和使用向中国官员行贿的手段，偷拍奉天宫殿内贵重古本书的实情。在此以前，当他看到许多中国书籍时，就“总想有机会得到它们，并全部拿回日本。”这样一位大学者，总不能以见猎心喜来解释这种处心积虑的野心吧？他拍摄《满文老档》和偷拍《五体清文鉴》一万多张照片的得手经过，是一面由日本领事馆与奉天总督进行“官方”交涉，一面利用人事关系向中方的孙外务官和赵尔巽总督贿送厚礼，以取得同意。这难道是一位单纯学人访书的个人活动吗？而且内藤自己也承认:“《五体清文鉴》是趁借出来的时间，默不作声地在十天之内偷偷拍了还掉的，对方并不知实情”。当时内藤不仅与满铁保持密切关系，还亲自访问宗社党领袖肃亲王善耆。另一学人田中庆太郎，兼有文求堂书店主人的身份，他使中国宋元以来的善本佳刻大量流出。这一点连神田喜一郎在其《中国书籍记事》中虽然承认“田中先生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使得中国国宝古籍珍本大量流出海外的元凶的烙印”，但仍然只以“有利可图”为之辩解。在神田的记事中，曾借前辈学者之口，把巧取皕宋楼藏书的岛田翰誉为“天才少年”，对中国学界对皕宋楼事件的愤懑，也作了极其荒谬的评说道:
“陆心源文库的丧失，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但如果立足于全局考虑，它对日本的影响绝对不少。使日本的有识之士能再度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我相信这足以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可见在此之前的想法、议论，都不免目光太短浅了吧。我想我们应该将文化交流的大义深深镌刻于心间。”
这段话真值得“回味”。这纯粹是一种小偷哲学，明明偷了人家的珍宝，也知道给主人造成“一次惨痛的经历”但还要求失主要“立足于全局考虑”。如果主人有想法和议论，那就是“目光短浅”，如果小偷能赏玩这些偷来的珍宝价值，那就是对失主的一种弥补。并且还“教导”失主要深明“大义”。这难道是一位正直的学者所该想的和说的吗？这不免欺人忒甚！有小偷必有大盗，先踩道后抢劫，这也证明日军侵华的处心积虑了吧！
在钱婉约女士《绪论》的导读下，我们还能从书中搜求到更多的实例，并从中看到这些日本学人访书的真正目的。他们不仅仅是淘书，而是从邻居家偷珍宝来充实自己的家当。如果没有钱女士的指引，有人也许还在沉迷于那些对古文书的侈谈，而把日本学人自我记事中的那些绵里藏针的芒刺轻轻地滑过去而感不到什么痛楚了。我对她表示真挚的敬意。因为她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学人的睿智和正直，更感谢她让我“读书有得”，让我们更好地守护和珍惜我们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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