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响“浙东学派”的傅璇琮

傅璇琮

最近接连看到宁波人士编著的两部书：傅明善先生撰著的《傅璇琮学术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和徐季子先生主编的《浙东学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学术评论》（宁波出版社2007年7月版），两书相加计达六十万余字，都围绕着中国古典文学界的一位当代学者写书做文章……于是产生了“深阅读”一回传主的想法。

暑假中稍得余暇，于是到傅先生多年来以笔墨构建的唐代文史天地中采风观光，发现自有新的心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收获是，作为当代古典文学学者，他是如何嗣响“浙东学派”的？

《傅璇琮学术评传》分为上、下两编，即“学术人生篇”和“学术成就篇”，凡十章。本书且传且评，夹叙夹议，通过条理传主的求学和治学历程，真实地写照了其人生的成长成才轨迹。

我们能看到的，是傅先生身上那种为吃苦耐劳的宁波人氏所独有的“坚韧”品质。很多年以后，他在接受《中国文化报》记者的约稿中披露了其间的细节：

“人生旋律中热、冷两方面，确可以来回转换，关键是自己如何把握……1969年至1973年我随文化部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最后一二年，人走得差不多了，由热转冷，劳动战地变成休闲场所，晚饭后我有时找萧乾、楼适夷诸先生聊天，后即转入屋内，点起来煤油灯看书。咸宁地处楚泽，广漠的平野常见大湖返照落日的奇彩。晚间我遥望窗外，月光下的远山平湖，仿佛看到这屈子行吟的故土总有一些先行者上下求索而悲苦憔悴的影子。这时心也就渐渐平静下来，埋首于眼前友人从远地寄来的旧书中。”

当时，他的阅读和思考已经从两宋文学，转移到了对宋诗与唐诗之异同问题上，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给予了他通贯数代史事的方法论启迪。因此《年表》记述道：“1973年4月，从咸宁‘五七’干校回京，参与中华书局启动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并担任《宋书》的责任编辑……开始陆续撰写《唐代诗人丛考》。1978年底……全书完成，并交付中华书局，全书共四十余万字”。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是处女作，也是成名作。

《唐代诗人丛考》在1980年1月出版后，钱锺书先生评以“精审密察”，“冠时独步”，并认为作者“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而引以为学问上的“畏友”（其手迹影印件见两书卷首插页）。该书后来被遴选入“中华学术精品丛书”行列。傅明善指出，从此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丛考”式的群体研究，“成为大陆学人颇为看中的一种研究方式”。

《唐代诗人丛考》是傅璇琮先生作为“浙东学派”当代传人的一个重要学术里程碑，开启了他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征程。徐季子教授在《浙东学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学术评论》序言中指出，“在（政治）运动不息的年月里”，正是其“一心为学”的初衷未受影响，坚持在“静观自得”中反求诸己，这才取得了后来“高深的学术成就”。

“浙东学派”的学术精髓，无论是治文还是著史，首先就是对“经世致用”的讲求。学术研究要作用于世道的改良和人心的向善，其旨趣是在于关注民瘼，关怀现实。但“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首先是通过学者本人文史兼治的手段来实现，并进而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知识阶层的。傅璇琮先生的治学生涯，也鲜明地体现着这一学术特征。

学术为济时之舟楫，文治之鞍马，但“经世致用”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虚妄的目标，它不仅要通过徵文考史、造句建章的学术手段来表达，更需要靠学者的为人为学的美誉度来传播。那么，被称为“浙东学派当代名家”的傅璇琮先生，是如何称美文坛、载誉学林的呢？

凡三十余万字的《浙东学派当代名家：傅璇琮学术评论》，收录的是有关学者为傅氏著作所写的序言和书评，及其嘉言懿行的记述和学术建树的评论。该书在多视角、多层次、多方位上，提供了一个来自同行专家的认识傅氏学品和人品的更为丰满生动的文本。
徐季子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傅氏在治学上，“探讨问题求真务实，弄清事例的本末真伪，坚持实证，解决一个问题要翻阅很多资料，从别人未发现的问题中找出真实可信的依据来修正前人的错误”。他说：“我每读璇琮的书常常会有如在读浙东学派前贤著作的感觉……”，“他们有严谨治学重考证、情理兼容重实学、经世致用重实践、言行一致重德性的共性……他们的研究范畴不同，但严谨笃实的学风、纯正明达的文风却十分接近。浙东学术文脉源远流长，璇琮的学术是这条文脉中的一环”。

天道酬勤，勤者必劳，劳者始能，能者终获……至此我们已不难发现，经过二三十年来锁定目标后的学术耕耘，同样“潜心于书斋，超然于兢途”（傅璇琮序《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中评价曹道衡先生语）的傅先生，不仅奠定了其在唐代文学领域中知名海内外的学术地位，而且还建构了他在当代“浙东学派”链条上承先启后的文化影响力。

人生有时尽，学术无止境。需要特别揭示的是，随着年事日高和地位日崇，傅璇琮先生晚年的治学，更多地表现出了自我检讨和反省提高的特点。他往往通过悉心搜集著述流传以后的同行批评，来加强自我检讨和问题研讨，并进一步通过校正修订，以求文本日臻完善、见识不断升华。这也是浙东学派实事求是学风的重要余绪。

因此，我们读傅先生的著作，不仅要读他的初版，而且还要读他的重印本或者修订版，关注他于旧著做了怎样的校订补缀，尤其要注意研读他新写的“重印题记”、“新版题记”一类文字。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踪迹著作者在学术上的新创获新见识。

作为“浙东学派”当代传人的傅璇琮先生，其学问心得自多耐人借鉴之处。傅明善教授在梳理了传主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来路后，曾在评传下编第二章中发表见解道：“初涉社会的苦难加强了他人生选择的执著；被排挤出学术主流反而强化了他的理性思考。”

我以为，使得当日的人生苦难转化成为其后来的人生财富的关键，首要的还是傅先生当年那始终未曾坠落过的好学之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是这种坚韧沉毅的内在性格和好学求知的文化定力，成就了傅璇琮先生这位“浙东学派”的当代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