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源一流：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不论是否承认，不论是否自觉，对中国诗史分期的看法是每一位文学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世纪以来它已成为文学史论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今日流行这样一种模式：依据历史朝代的变迁，将文学史划分成不同的段落。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意识到这是一种僵化的模式，并不契合诗史自身流变的规律，也不能揭示诗史内在本质。于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就有一些学者尝试按照诗歌嬗变的内在规律进行新的归纳。这样的探索百年来持续未断，近年来尤为突显。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歧义性和艰巨性。
本文赞同闻一多先生以建安为界将中国诗史分为两大时期，在从建安迄近代的这一时间段中，以盛唐为界又分为前后二期的见解。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建安之前的中国诗史内孕三大体系，一是《诗经》（包括汉乐府）体系，又称儒家诗学体系；二是《庄子》体系，又称道家诗学体系；三是《楚辞》体系，又称楚骚诗学体系。在建安之时三大体系走向融合。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诗经》——汉乐府体系是四言→五言体；《庄子》体系是散文体；《楚辞》体系是“兮”字句体；建安迄近代是五言、七言体。贯通地说，《诗经》（汉乐府）体系、《庄子》体系、《楚辞》体系是建安迄近代诗史之三大根系、三大源头；而建安迄近体诗史实为三大根系共撑之干，三大源头同汇之流。是故，中国诗史之流变大势或可概括为：三源一流。如此，中国诗史之流变将不再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六……切割成互相独立的几个大块，而是一个首尾贯注、变动不居的生命之流。
一
《诗经》《离骚》是先秦文学中的双璧，是中国诗史之大源，此为世人皆知之史实。然《诗经》《离骚》决不单纯是诗歌总集，以它们为核心凝成了中国诗学史上的两大重要的体系：儒家诗学体系和楚骚诗学体系。
儒家诗学体系以《诗经》为核心，包含汉乐府，亦包含儒家诗学观念。《诗经》对后世的影响决不是孤立的纯文艺性质的，它运载着整个先秦儒学和两汉经学的诗歌精神驰入穿越了中国诗史的腹地。前人视《诗经》为周之乐府，视汉乐府为汉之《诗经》，信不诬矣。在儒者的心目中《诗经》是与政治、伦理、教化紧密扣合的，而汉代统治者采诗夜诵的原初动机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诗经》也好，汉乐府也好，都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
《诗经》（包括汉乐府）是典型的现实型文学。通读《诗经》与汉乐府不难发现，二者皆以日常人生为写作素材，以人间世事为抒情对象。《诗经》与汉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