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补论

作者：吴柏樵
“贾雨村是一个集众恶于一身的反面人物典型形象”，这几乎是红学家们众口一词的论断。对此，笔者不揣浅陋，原打算写一篇“贾雨村别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成。近读夏麟书、关四平二位先生的大作《穷通怪圈中封建士人的悲剧》［1］和《论贾雨村》［2］。其中关于“贾雨村是一个由正直读书人中举入仕而逐渐演化为丑恶封建官僚的典型人物”的结论性观点，笔者与夏、关二位是一致的。红学发展史向世人表明，任何一种新的观点，非经多次反复论证，是不会得到公认的。鉴于此，笔者特写下这篇补论。

对于贾雨村思想性格演化过程的阶段的划分，笔者把他的被革职期间，单独作为一个阶段。

一、从一个穷儒到第一次当官

关于这一时期的贾雨村，下面谈三点：

(一)怀抱“三生愿”

贾雨村的“三生愿’，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当官；或者再加一个字：当大官，亦即所谓“人间万姓仰头看”。这，在他还是一个穷儒寄居葫芦庙时，就曾多次溢于言表。贾雨村的这种愿望，或叫“欲望”，论家多斥之为“野心”。到目前为止，据笔者所知，只有三位先生的评价不在此列。第一罗宗阳先生，他认为“贾雨村想出人头地，企图打开功名大门，并不是坏事，而是当时文人士子的一种愿望。”［3］其次就是夏、关二位，他们认为，贾雨村“求取功名，入仕升官的人生目标，是封建社会一般士人所共同追求的”。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封建时代本来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生长在那种时代里的贾雨村，一心依靠自己的学识跻身官场，这有什么过错呢?再说，那时的文人士子，不想当官的有几人?远的姑且不说，只说近的，汤显祖、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冯梦龙、李卓吾，他们哪个不想当官?至于他们当中有人官运并不亨通，有人甚至一辈子也没能当上官，例如蒲松龄，直到七十一岁才得援例出贡，但是谁能凭借他们一辈子没有当上官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否认他们想当官或者曾经想当官的主观愿望呢?而且又有谁指责过他们的想当官是“野心”呢?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封建士子的贾雨村想当官，为什么就要被斥为“野心”呢?“区分他们向上爬的好坏，不在于他们的初衷，而在于往后的实践。贾雨村之所以成为贾雨村，不在于他当时雄心勃勃，而在于步入仕途以后同流合污，自愿跌进那腐朽的官场泥坑”［4］。采用回避初衷的方法评价任何人，都是不客观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首先，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和演化，既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又有其发展的阶段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初衷是一个人思想性格发展史的起点和基础，它的确立和往后的实践，是发生在不同时期的行为。对它的轻视、忽略甚至有意而不谈，都意味着对人物思想性格发展史的割裂，从而势必引出片面的静止的结论，好象某人生来如此。其次，一个人的初衷跟他后来的实践，在正常情况下，应是指导与被指导、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但在非常情况即特殊社会背景下，初衷对实践不一定指导得了、控制得住的，所谓“违心的做法”，往往就是在这种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从发掘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方面来说，这种特殊社会背景正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内容。在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时，我们应该坚持动机效果统一论；而为着剖析一个人物形象的社会审美价值，我们则必须仔细研究二者之间的矛盾性。诚然，一个人的后来实践，可以作为逆推其初衷的一种依据，但是，这里必须附加一个条件，那就是这种实践一定是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否则这种逆推就将失去意义。至于贾雨村的官场实践是否都是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愿”完成的，后面将作具体分析。笔者的基本态度是，既要分析贾雨村这个人物形象，那么无论是对他的官场实践还是初衷，我们都应该本着求是的精神，给以充分研究，而不可偏弃。

贾雨村的初衷究竟怎样呢?在同一篇文章里，罗宗阳先生写道：“贾雨村的变化始于丢官之后，这次丢官无疑对他是一沉重的教训，使他意识到跻身官场必须改变初衷。”显然，罗宗阳先生也认为，贾雨村的初衷并不坏。

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指出的就是这一点：当官前的贾雨村并不是坏人，在小说里，贾雨村并非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反面人物的面目出现的。不仅他怀抱“三生愿”并不存在什么“野心”，而且，为了实现这一志愿，他并没有去巴结权贵，并没有去走后门，而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光明正大地参加科举考试；他家道衰微，穷愁潦倒，囊空如洗，但他并没有去磕叩富儿门，没有卑躬屈膝向别人乞讨，更没有去行骗或拦路打劫，而是以撰文卖字为手段，一面维持生计，一面企图积攒盘缠；他渴望当官，其初衷只是“重整基业”，荣宗耀祖，出人头地，小说并没有写他准备将来在平民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或图报私仇。这一切表明，入仕前的贾雨村不仅不是坏人，相反倒是一个有志气有抱负、心地光明磊落的正直读书人。

(二)“风尘怀闺秀”

身为奴仆的潘又安与迎春的丫鬟司棋相爱，笔者从未见有人指责；身为优伶的蒋玉函娶了宝玉的“屋里人”袭人为妻，也从未见有人指责。唯独暂时落泊的青年书生贾雨村爱上了乡宦甄士隐家的丫鬟娇杏，有人就指责他“滥施感情”［5］，甚至“心地卑劣”［6］。对此，笔者实在想不通。贾雨村并没有表现出封建时代一般风流浪子的恶习，并不曾象薛蟠那样“见一个爱一个”，他所爱的只是一个娇杏。而且，他之所以爱上娇杏，并不象贾琏垂涎于尤二姐的姿色，而是看中了娇杏“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情场上多闻“情人眼里出西施”，贾雨村却是“情人眼里出英豪”，可见贾雨村的恋爱观不同于一般。这样的爱慕之情，何“滥”之有?再说，贾雨村虽暂时落泊，但若论出身，他到底是“诗书仕宦之族”的后裔；娇杏既为丫鬟，想见其出身并不怎样高贵。论年龄，贾雨村和娇杏都正值年轻，并不存在贾赦之于鸳鸯的巨大悬殊。因此，从出身和年龄这两个方面来说，贾雨村对娇杏产生爱情，并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更何况贾雨村对娇杏只是纯洁的爱慕，丝毫没有掺杂贾瑞式的邪念。那么，指责贾雨村爱慕娇杏是“心地卑劣”，其根据何在呢?难道贾雨村连爱一个小乡宦家的丫鬟的资格都不能享有，或者他根本就不应该对一个姑娘产生爱情、而只能在葫芦庙里过一辈子吗?若论身价，潘又安、蒋玉函比贾雨村又能高贵多少呢？

再者，事实上娇杏是否真能称得上“巨眼英豪”，恐怕还未必。

在小说里，第一次见到贾雨村时，娇杏的心理活动是：

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我家并无这样穷窘亲友，想他定是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每每有意帮助周济他，只是没有什么机会。

在娇杏的眼里，贾雨村只是一个“生的这样雄壮”的穷窘客人，至于“必非久困之人”，这话是她往常从主人跟别人的交谈中捡来的，并不是她自己对贾雨村未来的预见。因此，如果真的要数“巨眼英豪”，也只能是甄士隐。贾雨村对娇杏冠以“巨眼英豪”，显然过誉了。换言之，在贾雨村的心目中，娇杏是被抬高了。由于爱慕而抬高对方，只能被认为是用情过甚的表现。而且，这种过誉还只是贾雨村内心的独白，并未在娇杏当面说出来。这又说明了贾雨村对娇杏爱的真诚，并非假惺惺地献媚讨好。在笔者看来，如果说贾雨村对娇杏一见钟情，则可认同。这种一见钟情，一方面反映了贾雨村由于自己“才干优长”，因而看取对方也首先着眼于才干和识见；另一方面反映了落泊时的贾雨村精神空虚，急需得到慰藉。心理学认为，人在春风得意、忘乎所以或孤独凄凉、处境窘困时，爱情最易入侵。因此，落泊时的贾雨村对娇杏一见钟情，亦属正常。

贾雨村口占的那首五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他对娇杏的尊重和爱的深沉。在见到娇杏之前，贾雨村一直把实现自祖上以来几代人的“求取功名，再整基业”的愿望，当作奋斗目标。自从在甄家见到娇杏，认定她为“巨眼英豪”、“红尘知己”之后，“便时刻放在心上”。但想到自己萍踪浪迹，风尘碌碌，一副落泊形状，难以与她匹配，为此心里格外增添了愁苦。然而，贾雨村是不甘心向愁苦的命运低头的。时至中秋，俗谓“团圆”佳节，贾雨利对娇杏的思恋之情因之更炽，于是对着当空皓月，既是自勉又是默许地吟道：月光啊，如果你有成全我与娇杏姑娘缔结良缘的美意，那么就请你首先上楼去向她禀报一声，我贾某黄榜高中，实现了“三生愿”之后，一定来迎娶她!这里，一方面反映了贾雨村的思想并未脱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窠臼，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贾雨村已把迎娶娇杏与实现“三生愿”相提并论，把实现“三生愿”作为迎娶娇杏的一个前提条件，反映了他把娇杏看得非常尊贵。这与视娇杏为“巨眼英豪”的思想是一致的。检验一个人为人品质的最好时机，莫过于其人穷困潦倒之时或意满志得之后。贾雨村春闱大捷，中了进士之后，被任命为姑苏县令。到任当天，乘轿进衙，观者杂沓。几年前因火灾迁居封家的甄家丫鬟娇杏，此时正在门前买线，竟被坐在轿里的新任县太爷一眼看见。这一细节充分说明，“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的贾雨村，并没有忘记昔日的“红尘知己”，而是时常把她挂在心上，乃致在街上行走都密切注视着；也可见娇杏在他心目中印象极其深刻，尽管相隔多年，又在一片纷乱中，但一当眼就能认出。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还在于，为实现曾经私自立下的迎娶娇杏的心愿——请读者注意，贾雨村的这种心愿，包括娇杏在内的任何其他人，当时都是不知道的!——到任后的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信给封肃，“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以示求婚。得到应允后，当晚就把娇杏迎娶过去。接着，“又封百金赠与封肃，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以示感谢。这样一系列彬彬有礼的迎娶程序，说明了贾雨村对娇杏挚爱且尊重，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官老爷派头。更有其他者，不久其嫡妻下世，这位县太爷没有另去娶名门千金，而是把娇杏扶作了正室，使一个奴婢出身的女子，转眼一跃而为“人上人”。

从上述贾雨村由“风尘怀闺秀”到“得志娶闺秀”的经过看来，笔者认为贾雨村应算是一个正人君子。封建时代，发迹后遗弃糟糠者大有人在，贾雨村却能将未经任何媒证、仅在落泊时“自谓是个知已”的婢女娶作夫人。这件事至少说明了贾雨村的两种可贵品质：其一，重情守信，哪怕是任何外人都不知道的内心意愿，只要条件成熟，坚决给予兑现。其二，不计尊卑，落泊时认娇杏为“红尘知己”，当上县太爷之后，毫不迟疑地娶这位“知已”作夫人，并不以尊卑为虑。这样的姻缘，连娇杏自己也认为“是意想不到之事”。此即所谓“‘娇杏’者，‘侥幸’也”。作家把这样的故事安排在小说开卷处的醒目位置，并用回目特别标出，其用意应该说是显然的。但是，历来评论贾雨村形象的文章却很少提及，有些甚至根本不谈。对此，笔者实在不解。

(三)回报甄士隐
贾雨村到任的当天，就把报答甄士隐对他的周济之恩提上了议事日程。白天看到娇杏在门前买线，晚间就派人上门请甄爷进衙。当他听说甄家曾遭火灾，甄士隐“已出家一二年了”之后，不禁“感伤叹息了一回”。又问起甄士隐的女儿英莲，当听说“看灯丢了”，便立即许诺，“不妨，待我差人去，务必找寻回来”。次日一早就派人送去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迎娶娇杏之后，“又封百金赠与封肃，又送甄家娘子许多礼物，令其且自过活，以待寻访女儿下落”。这些，显见贾雨村得志之后，并没有忘记昔日甄士隐对他的关心和资助，并没有忘记当年的贫贱之交，而且利用职权尽可能地为甄家解决困难。至于后来贾雨村当上了应天府尹，没有把英莲从薛蟠手上救出来，此属后话，且容别论。

上述迎娶娇杏和报答甄士隐两件大事，是贾雨村在没有外力压迫情况下自愿完成的，其中显然折射出了贾雨村笃情重义、受恩知报的品质光华。如果把从寄居葫芦庙到初登县太爷大堂这一时期的贾雨村作个小结，那么他就是一个行为正派-品德端方、穷不失志、达不忘情的值得肯定的人物。

二、革职为民

这是贾雨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时期。下面亦谈三点：

(一)被革职的原因

小说是这样写的：

原来雨村……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那同寅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貌似有才，性实狡猾；又题了一两件狗庇蠹役、交结乡绅之事。龙颜大怒，即命革职。

从小说的这段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贪酷、恃才侮上、乃至看不起同寅，这些是贾雨村的真实过错；而在“说他”以下，皆为不实之辞。关于贾雨村的贪酷，小说虽没有给予正面描写，但正如夏、关二位所指出的，小说关于贾雨村“革职后他‘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的描写，正是在暗示着他的确以’贪酷的手段捞取了一定的资财，已与昔日‘穷儒’不可同日而语了”［7］。可是，在贾雨村被革职后，受侮慢而动怒的上司对他运用贪酷手段捞取的资财，却没有追究。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在当时的官场上，贪酷已成普遍风气，贾雨村的贪酷水平较之于他的上司，或许还是小巫见大巫。换言之，贪酷虽属弊端，但在当时的官场上，够不上被革职的条件。恃才侮上以及看不起同寅，当然更不能堂而皇之地成为革职的罪名。正因为这两条都不能成为革职的罪名，所以上司向朝廷参本时并没有说，所说的则是贾雨村“貌似有才，性实狡猾”，“狗庇蠹役，交结乡绅”这些上纲上线的罪状。贾雨村的才干，是小说明确肯定的，“才干优长”是贾雨村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能由一介穷儒中举入仕，唯一所仰仗的资本就是他的才干。上司的参本却说他“貌似有才”，并把这一条与“性实狡猾”联系在一起，俨然贾雨村原是无能之辈，他的“才干”是运用欺骗手段得来的，那么他的科场中举也就无形中出现了“作弊”的嫌疑。因此，这就构成了对贾雨村赖以在官场上立足的唯一资本的否定。至于“狗庇蠹役，交结乡绅”，更是莫须有的罪名。然而，这些不实之辞，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恰恰是“龙颜大怒，即命革职”的依据。由此观之，原来贾雨村是因遭到上司的诬陷而被革职的，而恃才侮上只是上司行诬的诱发因素。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司的诬陷为什么能够成功。作为最高统治者，当然希望他下边的官员德才兼备。但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8］，在腐败的官场上，越是德才兼备，越会遭到嫉妒。天高皇帝远，官僚之间盘根错节。全国每一个县官德才究竟如何，端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除了大臣呈上的奏章，又能从哪里知道?具体说到贾雨村，为官日浅，在官场上显然无根无节；虽诗书仕宦之家出身，但“祖宗根基已尽”，谁能站出来为他讲句公道话呢?所以贾雨村被革职的实质性原因，在于他在官场上势单力薄，以致含冤受屈，而封建官僚体制又使他无法申辩。

(二)“眼前无路想回头”

虽然贾雨村未必能把德才兼备的官员反被革职的普遍现实与封建官僚体制联系起来，但对自己在官场上孤立无援，遭上司诬陷而被革职为民这一点他是清楚的。然而，岂奈他何?乌纱帽刚戴上头就被邪风吹走，“三生愿”的实现才露端倪转眼化为泡影，而那些构陷者及幸灾乐祸者却在得意。这一切当然令贾雨村“十分惭恨”。为遣散内心的苦闷，或许也不能排除寻找新的出路的动机，贾雨村遂开始了漫游生涯。

途中，由于故友引荐，贾雨村作了林如海家的西宾。因黛玉发病，贾雨村无聊闲逛，偶然来到一座破庙前。门上额题曰“智通寺”，庙门两边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见着这样的对联，贾雨村想道：

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何不进去一访?

于是走进庙里。里面的情形是——

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却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即聋且昏，又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

面对此景，贾雨村的反应如何呢——

雨村不耐烦，仍退出来，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以助野趣……笔者认为，作家安排贾雨村在这无聊至极的时候游览“智通寺”，是大有深意的。透露其深意的点睛之笔，就是庙门上的额题和门两边的对联。罗宗阳先生说：“这个画面(指智通寺的内外情景——引者按)，寓意是很深的。别的含意我们且不去说它，单拿对联来说，是那些看破世情的人的痛苦总结，足以使人在名利场中醒悟。”［9］在笔者看来，即使仅就对联而言，其含意恐怕也还有罗先生未曾说及的另一面。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回头”怎样理解，即“回”到哪里去?罗先生的这段话显然是从遁世的意义上来说的。智通寺里的那位老僧“翻过筋斗”之后，退居古寺，“回头”来到了这一与世无争的清静之地。这样选择人生，在他来说，大概以为自己“智通”了；借用罗先生的话来说，就是“醒悟”了。但是笔者认为，智通寺的内外画面，作家并不是、至少说主要不是为表现那位老僧的遁世态度而构思的，而是为反映贾雨村在这一特定时期所产生的特殊思想而精心设计的。如果失去了这后一层用意，那么游览智通寺这一情节便成为游离于小说主体结构之外的闲笔了。因此，贾雨村在智通寺这幅画面上应占据中心位置，对这幅画面我们应该主要从认识贾雨村形象这一面去理解。

游览智通寺这则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贾雨村在游览过程中的思想活动及其对贾雨村一生的深远影响。从小说描写看，在郊游过程中，贾雨村的思想是逐步变化的。从林府出来时除了消闲，看不出他带有别种目的。当意外地看到庙门前的对联时，他的思想不禁有所触动，“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这一好奇心的萌生便是证明。这种好奇心，也可以叫做联想，因为他自己就是“翻过筋斗来的”，跟庙里的常住僧人可谓“来路相同”——显然，眼前的对联勾起了贾雨村的万千思绪：联语虽是庙里僧人关于世情和人生的体验总结，然而自己何尝不也有着类似的感受呢?象一个沉迷的赌徒，忘乎所以地潜心赌博，直到老本输光才想起必须住手一样，想当初自己端坐在县太爷大堂上，一心只相信自己曾经赖以起家的资本才干，旁若无人，更没有想到自己将来的命运竟操纵在上司的手里，因乏结怨甚多，使得已经到手的功名富贵成果遭人暗算，彻底断送，自己并被逼进了人生的死胡同。往后何去何从，现在心里还没有定稿。跟与自已有着类似坎坷来历的老和尚谈谈心，或许有所启发。于是决定“进去一访”。从这时起，贾雨村此番郊游，已由原来的无目的，发展为有一定目的了。走进庙里，当只在远处看到那位老僧“煮粥”的清苦生活时，贾雨村“却不在意”，这与他寄居葫芦庙时并不以物质生活的窘困为苦的性格是一致的。当从近处清晰地目睹了老僧的龙钟形容及其“所答非所问”的昏聩神态时，贾雨村“在意”了，不仅刚才那种“何不进去一访”的兴致顿然消失，而且变得“不耐烦”了，并很快从庙里“退出来”。由主动“进去一访”到“不耐烦”，最后“退出来”，这样的细节变化显示了贾雨村从眼前的凄凉现实中，发现自己与看破世情、退居古寺的遁世哲学，并无共同语言；自己跟庙里老僧虽然“来路相同”，但去路不可能一致。因为眼前这位老僧所走的是一条没有生气、没有希望的路。这就是贾雨村所谓的“眼前无路”。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办?“翻过筋斗”之后，除了象这位老僧一样遁世，“智通”者难道就别无选择了吗?贾雨村从葫芦庙走出来，后来登上了县太爷大堂，如今来到了这荒郊野外。如果要说“回头”，他要么回到葫芦庙去，象眼前这位老僧一样默默地了却余生；然而这一条路已被贾雨村拒绝了。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回到昔日的老爷大堂上这一途了。两种“回头”，前者为退，后者为进。可是，如今的贾雨村还敢于幻想再回到昔日的老爷大堂上去吗?纵然有这种幻想，却又怎样使它成为现实呢?显然，这次郊游中偶然见到的情景，极大地震撼了贾雨村自革职以来的沉闷心理，加剧了他对自己目前处境的不安情绪，引发了他对自身出路的激烈思考。“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饮三杯”，正是他内心剧烈活动的外露。所谓“以助野趣”，这明显是掩饰之辞，因为贾雨村刚怀着“不耐烦”的心情从庙里退出来，此时断无“野趣”可言。

必须着重说明的是，在此次郊游之前，贾雨村对自己的未来是“进”还是“退”，并非没有思考，只是思考的程度没有这次因触景生情而来得格外激烈；同时，究竟是“退”还是“进”，这个大方向也是在这次郊游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因此笔者认为，游览智通寺这一情节，是作家为展示贾雨村在被革职期间，由苦闷徬徨转为意欲东山再起的心理而精心安排的。庙门前的对联，对于庙里的老僧来说，是看破世情的经验总结，而对于贾雨村来说，却是尽快寻找新的出路的警策——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游览智通寺之后，贾雨村的“智”才真正开“通”了。

大方向虽然确定了，但究竟怎样“进”，怎样才能使“回到老爷大堂上”这一幻想成为现实，这仍是摆在贾雨村面前的一道严峻课题。贾雨村将怎样完成这道课题?请看——

(三)漫话“正邪两赋”

贾雨村怀着“不耐烦”的心情从智通寺退出来，意欲沽饮，不想在村肆里遇见了旧日都中相识的冷子兴，两人便举杯叙谈起来。他们谈话的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部分：其一是关于贾氏及其主要亲戚的介绍，这一部分的主讲人是冷子兴；其二是关于人秉气而生的议论，这一部分的主讲人是贾雨村。关于这段议论，专家们过去的论述大多侧重于阐发作家曹雪芹的哲学思想，却很少把它跟贾雨村这个人物形象本身、特别是贾雨村此时的心理活动及其思想性格的演变联系起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疏漏。

根据贾宝玉孩提时代的某些表现，贾政以及冷子兴都断言宝玉将来“色鬼无疑”。显然，贾政和冷子兴所采甩的是“周岁看八十”的静止的思想方法。针对他们的断言，“雨村罕然厉色道：‘非也!……’”议论随之展开。这“非也!”说明贾雨村是不赞成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的；这“罕然厉色”，表明贾雨村说话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因而听(读)者切不可把他的话当作下酒的小菜。按照贾雨村的观点，天地生人，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大仁者”，秉天地之正气，应运而生；第二种为“大恶者”，秉天地之邪气，应劫而生。这两种人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第三种为“皆无大异”的一般人，“正邪两赋”而生。这种人“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则不能为大凶大恶”。由于各自生长环境的差别，他们或为情痴情种，或为逸士高人，甚至为奇优名娼，但“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换言之，这种人宁不恭而玩世，也不甘俯首任人役使。“成则公侯败则贼”便是这种人的人生法则。由此看来，所谓“正邪两赋”而生者，就是对治、乱两种社会环境都能适应的人；而且，按照贾雨村的的理论逻辑，这种适应并不是被动的、无所作为的，而是能动的、有所作为的。他所谓的“成则公侯败则贼”，夏、关二位把它理解为“无是非、美丑，无道德标准的人生价值观”。笔者的看法是，这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理解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当事者”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正邪两赋”之人，如果生长在良好的社会环境里，个人能得志，他们虽不能象“大仁者”那样君临天下，定国兴邦，但可以胜任某种局部性职官；反之，他们虽不能象“大恶者”那样掀天揭地，推翻现存的腐败政权，但却可以在加速政治腐败、毒化社会环境方面推波助澜。简言之，这种人可塑性大，性格不稳定，加上其能动作用，因而生于治世可以成为能臣，生于乱世可以成为奸雄。如果来个理论联系实际，贾雨村认为贾宝玉及其姊妹并王熙凤、贾琏等，都是“正邪两赋而来，一路之人”。

听完贾雨村的这一番宏论，笔者不禁要问：按照贾雨村的观点，他自己算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呢?遭诬陷，被革职，尽管怨恨填胸，但却无可奈何，这说明他既不能“修治天下”，也不能“扰乱天下”，因此只能属于“正邪两赋”一类人的范畴。贾雨村不赞成“周岁看八十”，在他看来，除“大仁”、“大恶”者外，一般“正邪两赋”之人的性格都是会改变的。那么，他贾雨村的思想性格当然也会改变。可是，今后的他将怎样改变呢?无辜被革职这一无情打击使他看到，自己要想走“正”路，作一个好官，成为一名克尽职守的“公侯”，是行不通的；那么，要想不遭庸夫驱制，眼前就只有走以玩世不恭的态度作“贼”这一条路了。他从智通寺退出来之后，紧接着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大篇“正邪两赋”的高论，并用“成则公侯败则贼”对这种人的人生法则作了总结，这就意味着他将要“背正趋邪”了。与智通寺老僧的遁世态度不同，贾雨村的态度是用世；因有前车之鉴，善用行不通，他准备将恶用。

概括言之，关于“正邪两赋”的议论，是贾雨村为自己日后堕落所找出的理论根据。从贾雨村的一生来说，被革职后游览天下胜迹(包括游智通寺和跟冷子兴交谈)，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事业上的荒野时期，更是他怀着苦闷的心情在荒野中寻找出路，并终于决定背正趋邪的重要转折时期。从小说的总体构思上来说，“正邪两赋”的议论为人物思想性格后来的发展变化埋下了伏笔。在干坏事之前，大模大样地找出一定的理论根据，以显示自己思想性格嬗变的必然性，这使我们看到贾雨村的堕落既是被迫的又是自觉的。这种自觉反过来说明了，尽管当时的社会环境浑浊不堪，但贾雨村的头脑却是清醒的。

注释：

［1］《北方论丛》1990年第3期。

［2］《红楼梦学刊》l991年第4辑。［3］［4］［9］《贾雨村断想》，《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2辑。

［5］李占一、宋晾宇：《一贪一廉，两条蠹虫》，《红楼梦学刊》l985年第3辑。［6］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

［7］《红搂梦学刊》1991年第4辑。［8］李白：《玉壶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