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雨村补论

作者：吴柏樵
“贾雨村是一个集众恶于一身的反面人物典型形象”，这几乎是红学家们众口一词的论断。对此，笔者不揣浅陋，原打算写一篇“贾雨村别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成。近读夏麟书、关四平二位先生的大作《穷通怪圈中封建士人的悲剧》［1］和《论贾雨村》［2］。其中关于“贾雨村是一个由正直读书人中举入仕而逐渐演化为丑恶封建官僚的典型人物”的结论性观点，笔者与夏、关二位是一致的。红学发展史向世人表明，任何一种新的观点，非经多次反复论证，是不会得到公认的。鉴于此，笔者特写下这篇补论。

对于贾雨村思想性格演化过程的阶段的划分，笔者把他的被革职期间，单独作为一个阶段。
一、从一个穷儒到第一次当官
关于这一时期的贾雨村，下面谈三点：
(一)怀抱“三生愿”
贾雨村的“三生愿’，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当官；或者再加一个字：当大官，亦即所谓“人间万姓仰头看”。这，在他还是一个穷儒寄居葫芦庙时，就曾多次溢于言表。贾雨村的这种愿望，或叫“欲望”，论家多斥之为“野心”。到目前为止，据笔者所知，只有三位先生的评价不在此列。第一罗宗阳先生，他认为“贾雨村想出人头地，企图打开功名大门，并不是坏事，而是当时文人士子的一种愿望。”［3］其次就是夏、关二位，他们认为，贾雨村“求取功名，入仕升官的人生目标，是封建社会一般士人所共同追求的”。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封建时代本来就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生长在那种时代里的贾雨村，一心依靠自己的学识跻身官场，这有什么过错呢?再说，那时的文人士子，不想当官的有几人?远的姑且不说，只说近的，汤显祖、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冯梦龙、李卓吾，他们哪个不想当官?至于他们当中有人官运并不亨通，有人甚至一辈子也没能当上官，例如蒲松龄，直到七十一岁才得援例出贡，但是谁能凭借他们一辈子没有当上官这样的客观事实，而否认他们想当官或者曾经想当官的主观愿望呢?而且又有谁指责过他们的想当官是“野心”呢?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封建士子的贾雨村想当官，为什么就要被斥为“野心”呢?“区分他们向上爬的好坏，不在于他们的初衷，而在于往后的实践。贾雨村之所以成为贾雨村，不在于他当时雄心勃勃，而在于步入仕途以后同流合污，自愿跌进那腐朽的官场泥坑”［4］。采用回避初衷的方法评价任何人，都是不客观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首先，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和演化，既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又有其发展的阶段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