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时伤生是中华文化的主导精神之一。这种以儒释道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忧患意识，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只像是那种所谓“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积淀；而就历来以传道为己任的作家而言，这种忧患意识则往往是相当清醒的自觉的理念。自从孔子倡言“诗可以怨”，作家便获得了表现忧患意识的理论根据，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都会表达感时伤生的思想情绪．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其表现形式与表达技巧都相当丰富完备。因此便形成了中国文学感时伤生的忧患传统，绵延几千年，至今不绝。
对这种文化现象，早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钱钟书先生从文艺心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特别让人感兴趣。他对中华文化的优患意识和源于基督教的西方文化的原罪意识，都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加之具有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创作经验，所以谈来往往能够切中肯萦。他在那篇著名的论文《诗可以怨》中，列举并比较了中外古今许多作家诗人的经验之谈，指出穷苦比欢愉更能促使成功的创作，而且事实上“‘穷苦之言’的好诗在数量上的确比‘欢愉之词’的好诗来得多”，因而，掌握诀窍的诗人往往爱发“穷苦之言”。该文对孔子所谓“诗可以怨”一语进行了精微的阐述，从而提出了文艺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既然说“诗可以怨”，我们不妨追问一句“诗何以怨”，也就是问“诗”怎样表现“怨”以及为什么要表现“怨”。在《诗可以怨》中，钱钟书论述的对象主要是狭义的“诗”，即诗歌。但他同时也指出：“随着后世文学体裁的拿生，这个对创作的动机和效果的解释也从诗歌而蔓延到小说和戏剧。”这就是说，“诗可以怨”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叙事体裁的文学作品。确实，尽管古代小说长期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但无论是文言作品还是通俗说部，一旦从“街谈巷议”的“说话”形态发展成为完备的文体，它的忧患色彩就愈来愈浓重。至《红楼梦》，这种忧患意识便被强烈地凸现出来，与屈骚、《史记》、陶诗、杜诗、韩柳文、苏辛词等“怨”的杰作的血脉紧相联通，反映出这种文学体裁的高度成熟和作家本人对这种文化的高度自信，从而确立了古代小说的忧患灵魂。经过小说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近现代小说一直薪火相传，保持着这种可贵的“怨”的传统精神。我们这里便采用“诗”的广义概念，从“诗何以怨”的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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