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薛宝钗的经济意识及其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在《红楼梦》的研究中，薛宝钗总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无论是抑钗还是扬钗，尽管他们对这一形象各执一端，势同水火，然而有一点是共同的：双方都承认宝钗是封建正统道德的维护者。不过，仅此是不够的，作为皇商的女儿，宝钗具有强烈的经济意识，在经济意识的引导下，一方面造成了她八面玲珑，随机应变的性格，一方面决定了她在人生价值取向的选择上向封建正统观念的全面倾斜，由此构成宝钗这个形象在个性上的独特性。

一

经济意识，这里主要指的是金钱在人们观念范畴中的一种深层的能动的反映。它作为观念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之，探春无疑有着比较强烈的经济意识的，何止是探春，史湘云也有，就连世外仙妹林黛玉也不能幸免。然而把她们的经济观念与宝钗的经济观念加以比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中，宝钗是一个对金钱有着深刻阅历的女子。这位从小在钱堆里滚来滚去的急商小姐．对钱来钱往虽不十分上心，然而，耳濡目染，对金钱的认识潜移默化地积淀在她的心中。英莲之事的顺利解决，大开了宝钗的眼界，小说中虽没写宝钗对这件事的态度，然而在高鹗的后四十回中，当薛蟠因金桂死之犯下狱时，宝钗采取的做法也是：“多用些银子”。也就是说，英莲之事触动了宝钗潜藏的经济意识。自此在贾府这个舞台上薛宝钗以商人的眼光打量自己所处的环境，以商人的手段待人接物，展开她的猎取活动。

同所有大观园的少女相比，宝钗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这便是她能自由支配很多的钱。在大观园生活的日子里，她充分地利用自己的这一优势，用钱来协调周围的关系，用钱来赢得情谊，化解敌意。史湘云不知深浅地要做东，她设身处地地替湘云着想，主动地承提了所有的费用，帮助湘云体面地了却了人情，赢得湘云的感激。黛玉身体不好，寄居贾府，难以将息保养，她把自家的上等燕窝送来，规劝她别看那些最易“移性”的闲书。邢岫烟衣着单薄，她细细地询问，殷切关照。这些举止，虽不乏一份善良宽厚，体贴助人，其实，更体现了她精明算计，圆滑老练的一面，关于这一点，只须从其深层一分析便可知，黛玉、湘云都是宝钗爱情的强劲对手。这场角逐中，最先退场的是湘云，湘云虽有退却之心，可是“爱哥哥”还不离口，争取了湘云，就孤立了黛玉。事实果然同她的预计一致，几篓螃蟹不仅消除去了一个对手，还获得了一个同盟者。这一交锋，谁是真正的赢家不是一目了然吗？至于对黛玉的关心，其目的就是要淡化黛玉对自己的敌意，以求平安地赢得这场婚姻。邢岫烟的一切，关系到家族的荣誉，对她的关心就是对家族荣誉的护卫。以利他的方式达到利已的目的，貌似宽厚的外表，包藏她不可告人的祸心，象宝钗那种只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的人，只要她天性中的一点善良、宽容刚一萌生，即刻就会被商人的“和气生财”的功利原则所淹灭，剩下的只有商人的自私和唯利是图。

除了对金钱的驾驭外，凭着她那商人式的敏锐嗅觉，宝钗的身上表现出了一种出自内心的对权势的崇拜和亲合倾向，它集中地体现在宝钗对金钏之死的态度上。宝玉调戏金钏，王夫人却打了受害者一掌，并当即“撵了出去”。金钏羞愤自杀。王夫人向宝钗倾诉自已的内疚。宝钗却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般他下去住着，或者在井旁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纵然有这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这番话歪曲事实，说得如此冷酷无情，无半点恻隐之心。这与她平处时的随意宽容大相径庭。她为什么要如此而为呢？

我们知道，宝钗有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宝钗洁身自爱，她从不想涉足是非之地。抄捡大观园后，她立即找了一个借口搬回去住。金钏之死，以她二人的关系而论，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丫环，一个是富贵千金，一个是会说话的牲口，二人之间毫无瓜葛。照理这位可怜姑娘的死活，对宝钗而言，实属不干己事。她只要“不开口洲三不知”就行了。然而这个金钏是王夫人的大丫头。王夫人，宝钗的亲姨娘，她一家寄居贾府的依仗者，保护人。她的家庭和她个人的很多事都要仰其鼻息，同王夫人的关系，太关乎她自己的利害了。金钏之死与自己虽无关，然而与王夫人却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就间接与自己有关了。这座靠山是不能失去的，她非得表态不可。她的立身原则决定了她当时的任务不是剖明是非，抚慰亡灵，而是冲淡血迹，讨好靠山。可以这样说，在薛宝钗的人生哲学中只有应该与不应该，没有是与非。也就是说，当良心和利害发生冲突时，她顾及利害，舍弃良心，当是非曲直与权势发生矛盾时，她依附权势，无视是非。如果前面的分析是商人的功利性，自私性在宝钗身上的体现，那么这里表现在她身上的是商人的依附性和投机性。恰恰是这些商人本质特征构成了宝钗八面玲珑，随机应变性格的内因。

宝钗这个特殊性格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它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土壤里所产生的“皇商”这个特殊阶层的本质在文学中的表现。

据清代史料记载，“皇商”是在户部挂名的“采办”或“采买”，专门负责向民间采购宫廷和政府衙门所需要的各种物质。这些人往往兼官僚、地主、商人于一身。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差不多都当过皇商。然贾王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做官吃体禄、收银子。真正典型的皇商是薛家。薛家是领着内努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皇商凭借商业上的垄断，在当时已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它利用和依赖封建政权工具，通过垄断性的官办手工业大工场对小商人、个体手工业者，小作坊主进行压制和剥削。从本质上看，它是为宫廷服务的腐朽阶层，不过，皇商财富使它与专门进行土地剥削的封建贵族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清政府曾多次下令限制皇商的发展。如康熙六年曾下诏；禁止四川、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九省采办楠木官役借端累民。由此可见一个政治上不能独立成为一支力量的阶层，注定必然通过对政权的依附达到投机的目的，一个以牟利为最终目标的阶层必然是唯利是图自私贪婪的。产生在这块社会土壤上的薛宝钗自然会带上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胎记，曹雪芹以其天才之笔揭示这一形象的阶级属性，恰是他伟大的证明。

二

与其功利意识相一致的是宝钗在其价值取向上，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达成共识，她顺向地接受全部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

《红楼梦》的描写告诉我们，宝钗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塑造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封建淑女的形象。她把自己的形象定位在此，其目的就是通过“淑女”的形象获得一张进入贾府的通行证。为此，虽然与宝玉的相处，吹皱了她心中的一池春水，不过在爱情与婚姻这个间题上她选择了婚姻，舍弃了爱情，自动熄灭自己爱情的火苗。元春在端午节时送给她和宝玉相同的礼物，惹得这们宝姑娘“羞笼红麝串”，而且越发觉得没意思，当九十五回中，薛姨妈就“金玉良缘”征求宝钗的意见时，她当即“正色”地对母亲说：“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作主，再不然问哥哥，怎么问起我来。”事到临头，仍然把握住“淑女”的原则，不违背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规范，何至于此呢，我们不妨对宝钗的心理作一些分析。一部《红楼梦》，真正想补末世封建社会这个天的人只有宝钗。她是一个使命意识极强的女子，家族的兴旺，家族的荣誉，她视如生命。为此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哥哥的无能和不争气，使她意识到振兴薛家的责任，历史地落在自己的身上，身为一个女子，拯救家族的唯一出路就是选择与权贵的联姻，所以自己必须是标准的淑女，才可能有望成功。基于这一点，宝钗十分珍爱自己的“淑女”形象。别人对她的这一形象稍有冲撞，即使是无意的，她也毫不假颜色。三十回中宝玉与宝钗开玩笑，“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也富胎一些。”宝玉的本意是赞美她的天生丽质。但是宝玉的这番话，太有损于自己树起的淑女形象。在她的心目中场贵妃不过是一个殃群祸国的“尤物”是一个伤风败俗的淫妇。把这种人比附于自己，是对她淑女形象的裹读，于是她一反过去“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常态，借指责丫环给宝玉当头一喝：“你要仔细，你见过我和谁玩过。”声色惧厉，恼羞成怒，无非是在庄严声明，我的淑女形象不允许任何人来毁坏。虽然宝钗非礼勿动，非礼勿行，理智地为人处世，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具有绝顶才华，也极为要强的女子。别看她平时宽容、随和，骨子里她不甘心在平庸和寂寞中消磨自己的一生，换言之，她决不会象李纨那样仅仅只作一名淑女而女，因而这里涉及到一个“才女”与“淑女”的问题．

宝钗从小受父亲钟爱，“令其读书识字”，积蓄了满腹文章。在大观园中她是唯一可与黛玉抗衡的诗人，论诗论画都有不俗的见解，协助探春理家显示了出色的管理才能……在大观园中，宝钗充分地展示了她多方面的超人的才能。初来贾府，她本是等待朝廷选拔才人，赞善之职的，这说明她不仅有才华，而且也证明她有以“才女”形象显露于世的欲望。命运没有使她成为封建制度认可的才女，她就作了另一种选择，作一名贾府认可的淑女，以另一种形象显露于世。不过她可不象李纵那样真心实意地以无才的活法。她对自己的才华有充分的认识，所谓“珍重芳姿掩重门”以其说是写白海棠，倒不如说是她在为自己写真。“芳姿”是她的才华，“珍重芳姿”，是对自己才华的确认与爱惜。以“掩重门”的方式来自重身份，宝钗在宣告，自己要做一个淑女，而且通过做一个有才的淑女，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表现才华，既是人的一种本能，也是人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当宝钗确立了自己做人目标后，她对大观园中展示才华的一系列活动不甘落后，作诗对句她争先恐后，品诗论画，凿凿宏论。劝诫他人，指古论今条条是道，协理荣府，精明强干。封建社会的男权制度决不愿意让女性知道太多。因而才创导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作为一个顺向接受封建礼教的典范，她不能也不会无视这一点。但是她同时看出贾府排斥的不是才干，而是才女。她只要掌握好分寸，把准一个‘度’即可。这也是香菱学诗舍近求远的原因。事实证明：宝钗作出做有才的淑女的选择，不但没有损害她淑女的形象，反而给这一形象增添了一道迷人的光彩。

如果把宝钗做有才的淑女这一选择比作她人生的主弦律的话，那么她的第二种选择——“群芳之冠’护则是这个人生主弦律的和弦。曹雪芹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对她是颇有微词的。第八回中介绍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过拙。”三十六回借宝玉之口，把她列入到“国贼”“禄蠹”之流中去，然而作者在第六十三回却赞她“艳冠群芳”，不仅如此，作者还在酒签下注明“此为群芳之观”至此犹嫌不足；还让众人都笑说：“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以坐实此谓。

宝钗凭什么“艳冠群芳？呢。

不难看出，首先是她鲜艳妩媚的外表，美总是震撼人心，具有感染力的。她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黛，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外表，曾使得宝玉迷惑过，其实。人与人的相互认识总是从外表的认识开始的。

其次是宝钗的才学。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卓然而立的才华总是魅力的显现。因为不是人人都有才华，不过一般地说，人人都敬佩有才华的人。宝钗是大观园里的“通人”无所不知，又不象黛玉那样目下无尘，所以她能雅俗共赏。

第三，宝钗的身上体现了世俗的审美理想，在大节上她是封建道德的传教士，她代替贾母和王夫人规劝宝玉，教训黛玉，用自身的行动去影响湘云，封建伦理道德在她身上达到了完美无缺，叹为观止的境界。

综上所述，有才的淑女是宝钗精心设计的自我形象，群芳之观是她自我价值的初步实现。通过公认的封冕，宝钗“好风凭借力”跻身于封建正统的行列。可见皇商的出身的经历，塑造了宝钗八面玲珑审时度势“会做人”的性格，当这种圆滑的性格和封建大家闺秀的正统观念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宝钗的独特个性―卫道士的面孔加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铜臭气。

三

鲁迅先生指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真的人物’”，的确如此，曹雪芹不仅真实地塑造人物形象，而且透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审美心理，文化现象，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宝黛叛逆行为，真实地再现了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文化的尖锐的冲突。这是晚明至清初思想界的真实写照．同样，薛宝钗以其出身和经历而言，代表的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可是她非但没走上叛逆道路，反而满腔热情地挤进封建正统的行列，充当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作品中的真实反映，这种文化现象就是晚明至清时期的商人儒化现象。商人儒化现象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士子弃儒经商现象，另一是商人的士大夫化现象。

中国的晚明社会，是一个商品大潮汹涌澎拜的时代，明王朝到嘉靖万历年间，封建经济空前繁荣。首先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在一些地区如江南一带某些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为城乡经济的活动创造了雄厚的物资条件。其次，全国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不断增多，城市经济更加繁荣，商品经济发展在全国形成一种气氛。经商的人上至皇帝，王公贵族、官僚，下至贫民百姓，士兵书生，明代的正德皇帝在北京，临清等多处开设私人店铺―皇店，皇店打着皇帝的旗号，欺行霸市，拦截商货。上行下效，达官贵人也纷纷投身商海。权贵一旦经营工商业，常常倚仗其封建特权“强买强卖”进行“权钱交易”，明代的广东官商比民商多“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两洋无不有也”。可见当时官商势头之健。

商品大潮的冲击，改变了人们的许多观念，其中最突出的是求仕不成，“不若农贾”求仕不成，“不若农贾”，标志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转变。特别是一些商人富了以后，为了获得某种保护往往能以钱捐得一官半职，这对仕途维艰生活贫寒的仕子以很大启发，他们认识到“显贵不必读书，而蓄资可致。行在这种舆论氛围中，许多士子放弃儒业，转向工商业。这种现象明中后期比较显著，时人论道“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徽商汪起风“少好读书，从父回峰公命，以儒服贾”。余思恭“少颖悟，治举子业，过目成诵，后辍业趋势姑苏市中……有大志，不局局锥利间，治贾不暇，询询如儒生”可见儒人下海，不仅改变了商人的知识结构，还带动了人才来源的转移。

与晚明士子弃儒就商相对应的则是晚明商人的贾而好儒，明末的典当兼书商毛晋是苏州常熟有名的文人和富翁。他设有的当铺多处，并有印书的手工工场三处，翻印了大量的文史著作，毛晋用重金收购样书，然后加以翻印。为了保证刻书的质量，特别聘请名士编校，当时江南一带有“毛氏之书走天下”之美誉。时至今日，不少典籍保存下来，毛晋其功不可没。富裕了的商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想方设法地猎取功名，其猎取功名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金钱捐纳，一是通过科举入仕。晚明的许多知名我士均出自于富商之家。如东林党的领神顾宪成，还有缪其昌。大商人李之才甚至官至户部尚书。这就是当时社会上商人士大夫化现象。商人的士大夫化是商人贾而好儒的延伸，它说明中国的商人的软弱性，这一阶层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晚明士子弃儒就贾，不仅提高了商人的整体素质，而且士子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动用到商业活动中，形成了“贾道”，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晚明商人的贾而好儒，促使了士商的相互渗透。使商人士大夫化。二者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晚明时期商人儒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晚明商人以猎取功名作为自己的理想归宿，士子下海经商，其目的是为了尽早地成就功名，二者殊途同归，恰好揭示了封建商人的某些历史本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度，自古以来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自孔子起，中国的士子就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洲优道不优贫”视为修身立命的典范，强调的是“士大夫不杂于商”，商人被排在“四氏之末”。其政治地位之低下，不言而喻。与商人政治地位极不相称的是些富商患意挥霍，纵情声色，他们凭借其钱财，不仅可以享受奢华，而且可以出入官府，可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他们的行为，勾起市民的崇富心理，煽起了迫求奢华的时尚。针对这些现象不同的朝代采取抑商的政策，只其中方式不同而矣。秦用谪戍来对付商人，汉初禁止商人名田蓄奴，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官为吏，明初的贱商政策是“凡农家许著纱绢布，商贾贾家许著布，如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著纱绸，这些政策虽然最终被商人所“僭越”，但是它们必竟在商人心中投下一道阴影：富不敌国，权可致富，富可敌国，转瞬烟灭。这恐怕是众多商人不惜重金混迹官场，谋求政治庇护一个重要原因吧。

此外一种思想一旦形成，取得了统治地位，总会不断地吸引众多的追随者，封建正统伦理道德规范就是如此。不能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商人阶层，只有借儒化取得自己的归宿。曹雪芹将晚明清初的商人儒化现象，浓缩在薛宝钗的身上，从这一点出发，宝钗这一形象负载了一个时代，联系商人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变迁，薛宝钗不仅仅负载了一个时代，而且负载了历史。这就是薛宝钗这一形象．审美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