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传奇开始，中国古代小说便展示出“文备众体”的特征，即在以散行文字叙述事情、塑造形象的同时，又加进诗、词、曲、赋等多种文学样式，使小说的语言形式丰富多彩。其中以诗体入小说，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更是如此，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觉世名言》、《萤窗异草》等等作品之中都含有大量的诗歌，使作品生色不少。不过比较而言，在众多引入诗体的小说中，《红楼梦》一书中的诗歌成就更为杰出。本文不打算对其成就作全面的论述，而只对其广泛运用多种诗歌体制形式的成就作一些探讨。
《红楼梦》一书中的诗歌，从体制上看极为广泛：古体有四言古、七言古、乐府、骚体等等，近体有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七言律、排律等等；一部小说之中，包含了这么多的诗体，本已超出群类，而事实上又各体兼工，皆有可称道之处，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红楼梦》一书中所含的古体诗，以四言古诗体制最为古老，它形成于商周时代，以《诗经》为其代表，此后虽然作者不乏，但成就卓著者甚少，只有曹操、曹植、嵇康、陶渊明以及唐人李白之作较为可观。但在这些人之后便“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章太炎《国故论衡》）。为什么呢？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阐述了这种诗体的衰落原由，认为四言体“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焉。”意思是四言语句短促，常常是拉长了篇幅但意蕴却很单薄，因此人们不愿采用。明人胡应麟也说“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诗薮》）不便于表情达意。因而唐宋以来作四言诗的人就更少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不仅含有大量诗歌，而且还有几首四言诗，如第22回的《参禅诗》：“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春灯谜》其三：“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其九：“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就传统的四言诗来说，商周之作“典则淳深”，篇章简古；春秋战国之时，尤其是屈原之作，“文藻钜丽”，“体制宏深”，又“寄兴超远”；此后“汉多主格，魏多主词”，曹操既有“气概横放”之处，又有“规模宏远”之态；曹植“间有稚语，而典则雅驯”；晋诸作者“繁靡板垛，无论古调”；唐人李白虽然声称“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但所作四言也“非《雅》、《颂》之谓也。”（胡应麟《诗薮》）所以《诗经》和曹氏父子的四言诗，在中国诗史上确实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平心而论，《红楼梦》中的这几首四言诗本不足以同《诗经》和曹氏父子的四言相提并论，但也自有其可观之处：上举第一首虽然写的是参究禅理，内容并不新奇，但下笔遣词倒还轻松自在，特别是加上后补的两句之后，还颇有些禅味，不失为本色之作；第二首措词看似质而不文，但却非常切合贾政这一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体现其“端方”、“敦厚”的人品；模拟小说中人物作诗而能诗如其人，决非等闲之作；第三首是后人据《古镜谜》补进去的，做得比较巧，续补者又借小说中看灯谜的贾政之口夸赞道：“好，好！如猜镜子，妙极！”但本诗前二句和后二句皆化自《孟子·万章上》，而宝玉本来对“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见七十三回），此处怎么会得心应手，很轻松地化其文句制成灯谜呢？所以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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