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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其芳

十一
如果以上的说明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从《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曹雪芹的也大致就是这样。这种内容和思想的性质是怎样的,它们的社会根源是什么,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到现在,一直是不曾解决的有争论的问题。
先是李希凡、蓝翎同志提出了这样的解释:“红楼梦正面人物形象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与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潮流相互辉映的”;当时最进步的思想潮流“一方面反映了民族斗争,一方面反映了工商业者反对封建压迫的要求”[注1]。邓拓同志的说明就更加明确,更加强调了。他说,“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的市民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人物”,“应该说它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注2]。邓拓同志的这种主张发表以后,李希凡、蓝翎同志说,“在大部分同志之间,对于这一问题才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注3]。不但他们后来写的文章讲得更肯定了,而且的确有不少的作者都采取了这种说法。有些文章对于《聊斋志异》、《桃花扇》、《儒林外史》等作品也用这种“新兴的市民思想”来解释,而且其中有一些竟至说《红楼梦》和它们“赋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注4]。
也有不少的人怀疑或反对这种解释。报刊上曾发表过一部分分怀疑或反对的意见。但争论并没有充分地展开。这个问题涉及整个中国的历史,整个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学史,还有待于这方面的专家们的研究和讨论。我这里所能作的也不过是提出一些怀疑的意见而已。
主张市民说的同志们的论点和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在这里把不同的作者提出的一些代表性的理由综合在一起来介绍和评论一下:
首先是有些作者强调清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的发展和代表这种萌芽的市民力量的强大。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已经展开了讨论。读了许多辩论的文章,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觉得那种比较谨慎地承认这种新的经济因素的 萌芽的存在、然而又反对加以不适当的夸大和附会的说法是更为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的。至于为了壮大当时的市民的声势,把东林党和三合会也说成是代表市民的组织,那恐怕并不恰当。
其次是把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颜元、戴震这样一些清代的著名的思想家都说成是“新兴的市民”的代表,想用这来证明当时这种性质的思想潮流的普遍,《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不能处于这种潮流之外。但是这些人的著作都还存留在人间,如果我们不满足于许多论文中的片言只语的摘引和勉强牵合的解释,而去直接阅读他们的原著,就不能不越读越怀疑起来。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并不是这篇论文的任务。但也不妨略为举几个例子来看看。
要从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出比较明显的好像代表市民的语句是不容易的。所以许多文章都喜欢引用这样两句话:黄宗羲说过的“夫子固圣忘之所欲来,商又使其顾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王夫之说过的“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但我们查一查《明夷待访录》,就会发现黄宗羲说过的“盖皆本也”的工商并非一般的工商,而不过是限制很严的极少的经营。所以他说“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有禁。令夫通都之市肆,十市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我看当时的工商界是不会欢迎这样一个思想家作他们的代表的。我们在查一查《黄书》,又会发现王夫之所说的“国之司命”的“大贾富民”也并非一般的商贾,而是“移于衣冠”的“良贾”,而是“冠其乡”的“素封巨族”,而是“豪右之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地主和已经升到大地主之列的大商人。王夫之为什么说他们是“国之司命”呢,也并非因为他们负担了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光荣任务,而是据这位思想家说,穷苦的劳动人民有困难的时候,遭遇到旱灾水灾的时候,可以去向他们借高利贷。实在扫兴得很,这位著名的思想家说这句话的用意不过如此。黄宗羲和王夫之的这两句话,是被称为可以从它们看出新兴的市民阶级要求的“鲜明的标帜”的[注5],原来并不鲜明。
说这些思想家代表“新兴的市民”的理由当然还有,比如,说黄宗羲的《原君》一篇“就渗透着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虽然还披着古代贤王理想的外表,而内里却有着完全崭新的内容”[注6]。像这种出现在封建末期的攻击封建帝王的民主思想,或许也可以说是有新的内容的。但这种新的内容到底是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抗议,还是专门地单独地代表市民,也还可以研究。因此,说它“完全崭新”恐怕也就割断了以前的有民主因素的思想的传统。远在先秦,不但孟轲说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杀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一些人所共知的名言,而且《吕氏春秋》上也有这样的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汉朝人撰的《韩诗外传》有一个故事“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汉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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