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6-10）

作者：何其芳
六

列入“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女子还有薛宝钗、王熙凤、秦可卿、李纨、妙玉、巧姐等人。秦可卿的故事结束得最早。按照那册子上的图画和《红楼梦》十二支曲，她是死于悬梁自缢。由于《红楼梦》稿本的读者，作者的亲人或友人，劝他删去这一段大胆地揭露封建家庭的丑恶的描写，我们就读不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文字了。和尤二姐姊妹一样，秦可卿也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男性的荒淫行为的牺牲者。李纨在书中出现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寡妇。作者计划写她在儿子长大并做官以后就死去了，只留下一个“虚名儿”给后人钦敬或者给他人作笑谈。这也可以说是打算写封建社会的所谓节妇的不幸。但这个年轻妇女的长长的守节生活中的痛苦并没有得到大胆的充分的描写。妙玉是一个带发修行的尼姑，也是生于读书仕宦之家，书中把她写得十分矫情。她竟至称林黛玉为“大俗人”。这个有洁癖的女子不仅“青灯古殿”断送了她的青春，而且“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巧姐在八十回中还是一个孩子，要到贾家衰败之后才遭到艰难困苦。但这些结局我们都读不到曹雪芹的描写了。

薛宝钗和王熙凤是书中的两个重要人物。作者给她们准备的结局也是不好的，所以她们的名字列在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册子上。薛宝钗的结局是结婚以后，贾宝玉仍然不爱她。高鹗的续书在这个情节上是写得大致不差的。王熙凤的结局是“身微运蹇”，“家亡人散”，而且“哭向金陵事更哀”1 。高鹗所写的和原来的计划不大相合。这两个人物的结局虽然也不好，但他们的性格和活动却显然含有另外的意义，主要的已经不是表现妇女的不幸了。

对薛宝钗这个人物，读过《红楼梦》的人都是不会忘记的。但在生活里面，她的名字却不象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流行，成为共名2 。这或许是这个性格的特点不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突出。因此，对她的看法是曾经有争论，而且现在也仍然可能有争论的。

清代的笔记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

许伯谦茂才（绍源）论《红楼梦》，尊薛而抑林，谓黛玉尖酸，宝钗端重，直被作者瞒过。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真烂漫，相见以天。宝玉岂有第二人知己哉？况黛玉以宝钗之奸，郁未得志，口头吐露，事或有之。盖人当历境未亨，往往行之歌咏。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圣贤且如此，况儿女乎？宝钗以争一宝玉，致娇柔其性：林以刚，我以柔，林以显，我以暗，所谓大奸不奸，大盗不盗也。书中讥宝钗处，如丸曰冷香，言非热心人也。水亭扑蝶，欲下之结怨于林也。借衣金钏，欲上之疑忌于林也。此皆其大作用处。况杨国忠三字明明从自己口中说出，此皆作者弄狡狯处，况宝钗在人前，必故意装乔；若幽寂无人，如观金锁一般，则真情毕露矣。己卯春，余与伯谦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秋试同舟，伯谦谓余曰：“君何为泥而不化耶？”余曰：“子亦何为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罢。嗣后放谈，终不及此。3

这个故事不但说明了对薛宝钗的看法可以这样不同，争论到几乎要打起架来，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对薛宝钗的性格的解释，说她“奸”。这种说法是相当流行的。王希廉的《红楼梦问答》中有这样的话：

或问：“宝钗似在所无讥矣，子时有微词何也？”曰：“宝钗深心人也。人贵坦适而已，而故深之，此春秋所不许也。”

或问：“宝钗深心，于何见之？”曰：“在交欢袭人。”

或问：“袭人不可交乎？”曰：“君子与君子为朋，小人与小人为朋，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吾不识宝钗何人也，吾不识宝钗何心也。”

或问：“宝钗与袭人交，岂有意耶？”曰：“古来奸人干进，未有不纳交左右者，以此卜之，宝钗之为宝钗，未可知也。”

大某山民的“总评”也这样说：

薛姨妈寄人篱下，阴行其诈。笑脸沉机，书中第一。尤奸搬入潇湘馆。

宝钗奸阴性生，不让乃母。

凤之辣，人所易见；钗之谲，人所不觉。一露一藏也。

这都是说薛宝钗的特点是奸阴[注4]。从这可以看出，过去的有些读者之反对薛宝钗，是和我们不大相同的。我们是讨厌她那样坚决地拥护封建正统思想，也即是坚决地拥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这些读者却是因为把她看成一个女曹操。根据这种看法，《红楼梦》本书曾两次从林黛玉的口中说薛宝钗并非“心里藏奸”，都不过是“作者弄狡★处”而已。但是，曹雪芹如果把薛宝钗写成个女曹操，为什么不明写她的奸阴，却让我们来猜谜呢？

是有这样一些读者，他们把小说当作谜语来猜。他们认为书上明白写的都没有研究的价值，必须刁钻古怪地去幻想出一些书上没有写的东西来，而且认为意义正在那里。就是上面那个王希廉，他说黛玉是凤姐害死的，因为黛玉到贾府时带有数百万家货，害死了她贾府才好吞没这笔财产[注5]。就是上面那个大某山民，他说“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注6]。关于《红楼梦》的无稽之谈那是例不胜举的。什么时候我们的许多文学名著才能免于这一类的奇异的灾难呵！
从书上的明白的形象的描写，其实我们是可以看清楚薛宝钗的思想和行为的。她不止一次地劝导贾宝玉，要他顺从地走封建统治阶级给他规定的道路，以至引起贾宝玉很大的反感，说她是“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她又用“女子无才便是德”那一类封建思想来教导史湘云和林黛玉。有一次她对史湘云谈了她关于做诗的意见以后，紧接着说：“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织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间了，到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她所说的书大概就是“女贼”、“女论语”之类。又一次，因为黛玉在行酒令的时候说了《西厢记》和《牡丹亭》中的句子，她更长篇大论地教训了黛玉一顿。她说：“咱们女孩儿不认得字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绩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看也罢了。最怕见了这些个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一席话把黛玉说得低头吃茶，心中暗服。这一段文字写出了黛玉并不像现在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具有浓厚解放思想”。她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排斥没有宝玉那样严格。由于这种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她对薛宝钗这段话不但不反对，而且当作关怀和温暖来接受。同时我们从这段文字也可以看到作者是有意识地写出薛宝钗的这种思想倾向。后来还有一次，薛宝钗对着林黛玉和贾宝玉更直接地说出“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就是女工也“还是第二件”了。这种思想当然并不是薛宝钗的新发明，而是她所说的那些“深有益”的“正经”的书所反复提倡的，也即是封建主义一直要求妇女们遵守的奴隶道德。作者的同情和赞扬显然是在这种思想倾向的反对者方面。

《红楼梦》还明白地写出了薛宝钗喜欢讨好人和奉承人。她一到贾府以后，就“大得下人之心”。甚至那个一直心怀不满，从来不大称赞别人的赵姨娘也说她好。贾母喜欢她“稳重和平”，要给她做十五岁的生日。贾母问她爱听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她深知老年人喜欢热闹的戏，甜烂的食物，就按照贾母平时的爱好回答。她还这样当面奉承过贾母。她说：“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她怎么巧，巧不过老太太去。”结果是贾母也大夸奖她：“提起姊妹”，“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金钏投井自杀后，王夫人心里不安。薛宝钗对她说：金钏儿不会是自杀；如果真是自杀，就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也不为可惜，多赏几两银子就可以了。王夫人说：不好把准备给林黛玉做生日的衣服拿来给死者装裹，怕她忌讳。薛宝钗就自动地把自己新做的衣服拿出来交给王夫人。这一段文字不但是写她讨好王夫人，而且还显出这个封建主义的信奉者是怎样残酷无情了。决不是偶然的，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比薛宝钗的关系更亲近，然而书中从来没有写过她讨好贾母或者其他什么人。我们知道，曹雪芹本人正是很有骨气的，孤高自赏的。他喜欢和赞扬的也是这种人。他的这些描写显然就是对于林黛玉的肯定和对于薛宝钗的贬抑。

在薛宝钗和贾宝玉的关系上，书中的描写也是明确的。贾宝玉不仅“天分高明，性情颖慧”，而且“神采飘逸，秀色夺人”。他又是薛宝钗的生活圈子里唯一可以接近的年龄差不多的异性。她无论怎样到底是一个少女。她对贾宝玉也有爱悦之意，那完全是自然的。但按照她所信奉的封建道德，她不但不能自己选择男子，而且也决不容许像林黛玉那样曲折地痛苦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所以一方面她并非对宝玉完全无意，她卑屈地答应替袭人给宝玉做针线活，这恐怕不仅是讨好袭人，而且也是出于对宝玉的爱悦；另一方面却又正因为金玉姻缘之说，她“从远着宝玉”，有一次贾元春赐她的东西独与宝玉一样，她“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封建社会的循规蹈矩的少女正是这样的。书中写她“稳重”，也即是拥薛派所说的“稳重”，写她“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种或者可以说是她的性格上比较突出也正是符合封建主义所提倡的淑女的标准的。然而作者并不欣赏她的这种“稳重”。在宝玉过生日的怡红院夜宴上，她掣得的酒令牙签上画着牡丹，并且有这样一句诗：“任是无情也动人”[注7]。牡丹过去是被称为富贵花或者花王的，单实际却不过是俗艳。按照封建主义的标准，薛宝钗是群芳之冠，但作者却指出她“无情”。“无情”因为她是一个封建道德的信奉者和实际者；“也动人”，却不过是她的美貌。作者赞扬和歌颂的显然是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的如痴如醉的大胆的爱情，而不是这种熄灭了青春的火焰的“无情”。

曹雪芹所描写的薛宝钗主要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反对和讨厌她也主要是由于这些描写。凡曰冷香，可能作者有暗示她非热心人的意思。但这不过和点名她“无情”相同。无情和非热心人并不等于奸阴。水亭扑蝶，自然可以看出她有机心。但这种机心是用在想使小红坠儿以为她没有听见那些私心话，似乎还并不能确定她是有意嫁祸黛玉。借衣金钏，那是讨好王夫人。书上说王夫人原来就怕黛玉忌讳。薛宝钗这样作，其结果自然是在王夫人的眼中和心中，她比林黛玉“行为豁达”。但我们也很难说她这是蓄意使王夫人疑忌林黛玉。我们前面引的那段清人笔记，还说薛宝钗曾经说到过杨国忠，好像就是作者暗示她和杨国忠一样奸；又说她让贾宝玉看她的金锁，好像就是写她很不正经，和平时为人两样。那更是一些十分明显的穿凿附会。

按照书中的描写，薛宝钗主要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给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并且以她的言行来符合它们的要求和标准的人，因而她好像是自然地做到了“四德”俱备。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欢心，并最后被选择为贾宝玉的妻子，也主要是她这种性格和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的结果，而不应简单地看作是由于她或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那种认为薛宝钗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争夺贾宝玉的看法，是既不符合书中的描写，又缩小了这个人物的思想意义的。作者在第五回就写过，薛宝钗入贾府后，因为“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丫头们亦多喜与宝钗去玩；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这也可以说明她的性格的特点并非奸阴，而是按照封建正统思想所提倡的那样做，就自然和环境相适应而自己还不怎样察觉。至于把薛姨妈曾一次搬入潇湘馆也看作是去监视林黛玉，并从而帮助薛宝钗争夺贾宝玉，那就更是一种可笑的奇谈了。当然，我们说薛宝钗有机心，说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主义的虚伪，这就也是说，她并不是一个率真的胸无城府的少女，她并不是没有心眼和打算，她的言行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矫柔造作和虚伪之处。但这和奸阴还是在程度上很有差别的。

花袭人也曾被人看作“蛇蝎”，看作“奸之近人情者”，并且被认为曾以谗言“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惠香，问秋纹麝月”，幸而她没有早死，后来嫁了蒋玉菡，才知道她的“真伪”[注8]。这种看法也是不恰当的。黛玉死于花袭人的谗言，这是高鹗的续书也不曾写过的[注9]。晴雯、芳官、惠香的被逐，花袭人有嫌疑，而且宝玉就怀疑过她。但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她的谗言，作者在书中曾明白地交代过。第七十四回写王善保家的对王夫人讲了一通晴雯的坏话，王夫人回忆起她对晴雯的不好印象，特别叫来对证一次，这样才决定撵晴雯。第七十七回写王夫人到怡红院来查人的时候，又这样明白地写道：“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王善保家的就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王夫人皆记在心中，故今日特来亲自查人。”[注10]这就是芳官惠香和宝玉的嬉戏也为王夫人所知的由来。这也就是第五十八回到第六十一回所写的芳官这些小丫头和园中老婆子们的纠纷的一种结果。王夫人那里的人知道怡红院的事，自然是园中的老婆子们告诉的。王夫人训斥芳官的时候，就说到了她和她干娘的那次吵架。花袭人这个人物的使人讨厌和反感，和薛宝钗一样，也不是由于她特别奸阴，而主要是由于她的头脑里充满封建思想。她也曾不止一次地规劝贾宝玉，要他顺从地走封建统治阶级给他规定的道路，可能由于她和贾宝玉的关系很亲昵，规劝的方式又特别委婉，宝玉倒并没有给她难堪，只是嘴里答应而实际上并没有接受。贾宝玉挨打以后，她对王夫人说：“若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她建议把贾宝玉搬出大观园，因为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应该男女有别。她说，如果不预防，万一有了什么事，宝玉的‘一生的声名品行’就完了。王夫人听了她的话，‘如雷轰电掣的一般’，并且非常感激她。这一段文字说明花袭人和贾政王夫人的封建主义立场完全是一致的。她这次进言除了根据平时对宝玉的看法而外，当然和她有一次被宝玉误当作黛玉，向她吐露心事很有关系。然而她这次进言并没有把这件具体的事告诉王夫人，只是从封建大道理来讲。当然，这次进言不仅她本人大得王夫人赏识，而且引起了王夫人对于宝玉的私生活的更加注意，客观上是和后来晴雯芳官等人被逐有关系的。但这也并不能说明她个人特别奸阴，而是写出了笃信封建主义的人自然会形成一个壁垒，自然会一致反对贾宝玉的叛逆。晴雯被逐以后，贾宝玉说，怡红院有一株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就是预兆。花袭人不相信草木和人有关。宝玉又说，许多有名的人的庙前或坟上的草木都有灵验。花袭人说：“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经人来？还有一说，她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让我，还轮不到她。”作者对这个庸俗不堪的封建主义的信奉者作了有趣的嘲讽，在“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上，就刚好把晴雯排在她的前面。

花袭人的身份、教养和个性都跟薛宝钗不同，她也不像薛宝钗那样聪明，美貌。王夫人说她“笨笨的”贾母说她像“没咀的葫芦”。这个人物的形象就和她的思想上的近似者区别开来了。第三回还写明她有这样一个性格上的特点：“这袭人亦有些痴处，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她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这就有些像契诃夫所写的那个“可爱的人”了。高鹗的续书写她出嫁那一段，是和这种性格符合的。但这个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可爱的人”在宝玉之外还有一个痴爱者，那就是——封建主义。她努力使这两个所爱者和而为一，然而她失败了。

贾政和王夫人也是笃信封建正统思想的人物。书中曾用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的话说贾政“为人谦恭厚道”，后来又直接说他“礼贤下士，济弱扶危”。然而他所来往的不过是贾雨村之流。他见到宝玉就训斥。宝玉说话被喝。就是在不嫌恶他的时候也要喝一声“作业的畜生”。所以宝玉很怕他，见到他就和老鼠见到猫一样。贾政在书中是作为一个宝玉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出现的。这一方面写出了他是一个坚决的封建主义的维护者，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所谓严父的典型。第四十五回，赖MOMO对宝玉说，贾赦贾政小时也是经常挨他们的父亲的打；至于贾珍的祖父，更是“火上浇油的性子，说声恼了，什么儿子，竟是审贼”。封建社会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不合理，然而世世代代传下来，公认为必须如此。王夫人不像贾政这样严历，但她的维护礼教也是十分积极的。在她身上，特别集中地写出了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明明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男性蹂躏了无数的女子，但王夫人却认为“好好的爷们”都是丫头们勾引坏的。金钏儿不过和宝玉说了一句玩笑话，王夫人就劈脸打她的嘴巴，指着骂她为“下作的小娼妇”，而且马上就把她撵出去，逼得她投井自杀。晴雯不过生得样子好一些，眉眼有些像林黛玉，王夫人就把她看作蛇蝎一样，很怕她接近宝玉，亲自带人把这个“四五日水米不会沾牙”的病人从炕上拉了下来，叫人架走，而且连她多余的衣服都不准带。晴雯就是这样屈死的。但书上还说王夫人“是个宽仁慈厚的人”，“原是个好善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比较慈善的人也就是这样。书中写傻大姐拾得了绣春囊，邢夫人一看见，“吓得连忙死紧攥住”；后来王夫人把它拿给凤姐瞧的时候，更是“泪如雨下，颤声说道……”这写得多么深刻呵！在宁国府和荣国府这两个封建大家庭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男女关系的混乱和荒淫，然而那都是平静无事的，等于合法的。就是像凤姐过生日那一次，贾琏的丑时闹了出来，贾母也说那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但这一次拾到了一个绣春囊，却掀起了这样大的波澜。结果是几个丫头作了牺牲品。封建主义的虚伪就是这样的，它的某些拥护者在某些时候，甚至完全不觉得他们的道德的虚伪，他们的行为的虚伪，而是那样诚恳地相信着和行动着！

薛宝钗、花袭人、贾政和王夫人这些人物的性格各不相同，然而在诚恳地信奉着封建主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人物，《红楼梦》写出封建主义是怎样深入人心，不仅是贾政和王夫人这种家庭的长辈，就是像薛宝钗这样的少女，花袭人这样的奴隶身份的人，他们的头脑也为它所统治。封建礼教封建道德明明是不合理的，虚伪的，然而这些人却信奉到如此真诚的程度。薛宝钗真诚地提倡歧视妇女压迫妇女的封建思想，真诚地拥护给她本人也只有带来不幸的封建婚姻制度。花袭人真诚地为压迫她的阶级的巩固而努力。曹雪芹就是这样深刻地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生活的复杂和残酷。

七

王熙凤的更流行的名字是凤姐。她是一个写得非常生动的人物。她在哪里出现，哪里的空气就活跃起来，就常常有了热闹和欢笑。她是贾母宠爱的孙媳妇。她以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妇女就作了荣国府的家政的主持人。本书的开头曾从别的人物的谈话中这样介绍她：“模样有极标志，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书中所写的她的语言是最有个性和特点的。她在各种场合说的话都表现出她聪明，有心眼，又很有口才，都是说得那样得体，有时说得很甜，有时说的很泼辣，有时又很诙谐。不用说出她的名字，只要把她的那些话念出来，我们就知道准是她。她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林黛玉正在和贾母说话，突然听见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有些差异：“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原来这就是贾母宠爱的凤姐：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凉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志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到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可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这一段还并不能充分显出王熙凤的说话的特点。要知道她的语言的活泼，多变化，淋漓尽致，或者说贫嘴，那是还要越往下读才越清楚的。然而，就是这简短的平常的几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出她是多么面面周到，多么会逢迎贾母，而且她的悲和喜是转变得多么快！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人的。难得的是作者毫不着力地几笔就把她的为人和说话的特点勾画出来了。

《红楼梦》从第十二回起，连着几回都主要是写凤姐。“毒设相思局”是写她的狠毒。“协理宁国府”是写她的才干。“弄权铁槛寺”是写她贪财舞弊。从最初出场的印象看，凤姐不过是个聪明的会讨好人的女子。然而，和金陵十二钗中所有其他的人都不同，我们很快就看出来了她是一条美丽的蛇。贾瑞固然是一个肮脏的人，但凤姐为什么要那样处心积虑地设毒计害死他呢？送秦可卿的灵柩到铁槛寺的时候，水月庵的尼姑求凤姐利用和贾府有关系的官僚势力强迫人家退婚。结果是凤姐得了三千两银子和平白地害死了一对未婚夫妻。书上写道：“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作者的谴责是很明白的，书上还写出了凤姐做这件坏事是这么自觉和大胆：她对水月庵的尼姑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这是她表示敢于向一切阻止她做坏事的力量的挑战。以后凤姐这个人物就是这样在书中活动的：一方面是谈笑风声，善于逢迎，好像一个灵巧的不会咬人的小动物；另一方面却是继续暴露出她的贪婪和狠毒，好像那已经成为她的天性。她瞒着贾琏放债，受利钱。她甚至把大家的月钱也支来放债。后来贾府钱用的接不上的时候，贾琏想偷借贾母的金银器去当钱，要凤姐向鸳鸯说一声。她就要贾琏给她一二百两银子作报酬。夫妇之间就是这样勾心斗角，唯利是图。贾琏偷娶尤二姐的事情被她发觉以后，她对尤二姐是那样狡诈，对尤氏是那样放泼，最后又那样残酷地把尤二姐折磨死了。她还曾派人去设法害死尤二姐以前的未婚夫。这虽然未成事实，可以看出这个容貌美丽的妇女是怎样冷酷：她是可以随便杀死一个人而她的心灵不会颤动的。正如本书的开头曾借别的人物的口讲过她一些好话一样，到了后面，又由贾琏的仆人兴儿给她作了这样的结论：“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

要说金陵十二钗里面有奸阴的人物吗，这倒真是一个。她的人生哲学真是和《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一样：“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就是她的道德标准。这就是她的信仰。然而她又并不是曹操这个不朽的典型的简单的重复。女性的美貌和聪明，善于逢迎和善于辞令，把这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更加复杂化了，更加隐蔽的巧妙了，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从来不会把这两个名字混淆起来，不会把应该叫作曹操的人叫作凤姐，也不会把应该叫作凤姐的人叫作曹操。这是一个笑得很甜蜜的奸诈的女性。
这个女性也是高出于贾赦、贾政、贾珍、贾琏以及薛蟠这样一些男子之上的。不过高出于他们的并不是她的天真，她的善良，而是她的阴险，她的毒辣。剥削阶级从它们的本性来说就是利己的，残酷的。然而他们却又不能不提出一些从表面上看来或者从当时看来也好像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道德观念，这样来巩固它们所统治的社会。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存在的历史特别长久，它所提出的那些道德观念是很系统化，很根深蒂固的。这样就不能不从那个阶级中产生一些真正信奉封建道德的人。贾政、王夫人、薛宝钗大致就是这种人的代表。但必然还有更多的人，他们感到封建道德给他们所保证的利益还不够满足他们的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的行为就更加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他们的阶级本性。贾赦、贾珍、贾琏、薛蟠主要是向肉欲方面发展，而凤姐却主要是向金钱和权力方面发展。这就是他们的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
《红楼梦》描写了这样一些人物，就又从这一方面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黑暗。

薛宝钗和王熙凤都是作者不赞成的人物。书上那样反复地写她们的不好的思想和行为，而且有时甚至明白表示了作者的贬抑或谴责，那决不是偶然的。但作者又对这两个人物有些同情和婉惜。他把她们也看作是聪明的、有才能的、薄命的女子。这就是他把她们也列入“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原因。不用说在这点上是和我们今天的看法很有差异的。薛宝钗和探春一起代替凤姐管家的时候探春的“兴利除宿弊”和薛宝钗的“小惠全大体”都得到了作者的赞赏。薛宝钗宣布完她的所谓“小惠全大体”的办法以后，书上写了这样一句：“家人都欢声鼎沸”。这和《儒林外史》写一群读书人祭泰伯祠，“两边百姓”居然“欢声雷震”一样，都是表现了作者的思想的局限。曹雪芹出生于封建大家庭，又经历了破落以后的穷困，所以在书中把如何节省一点家庭开支，如何节省而又不至于引起有些人不满这类事情写得那样重要。通过这些情节来描写探春和薛宝钗的性格是很自然的，但作者在这里不止是作了客观的描写，还加上了主观的赞赏。对于王熙凤的同情和惋惜，首先是明显地表现在“金陵十二钗正册”的题词上：

[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其次就是第七十一回写她虽然那样厉害，泼辣，在矛盾众多的封建大家庭中也难免有受到委屈和悔辱，以至灰心流泪的时候。在作者的计划当中，这个人物后来的遭遇和结局是相当悲惨的。我们的看法为什么和作者很有差异呢？这是因为薛宝钗的结局虽然也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一种结果，但我们今天决不会把封建社会的愚忠愚孝式的牺牲者和因为叛逆而得到悲剧结局的人放在一起。至于王熙凤，虽然因为她到底是一个妇女，不管她怎样奸阴，到了她所凭借的有利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后，是可能也陷入悲剧的境地的，不能说作者打算这样写没有现实生活的根据，但对于这种露骨地表现了剥削阶级的本性而且手上带有血迹的人，不管她的结局怎样，我们却是不会予以同情和惋惜的。

八

我们就《红楼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就他们的性格和故事的意义，作了如上的说明。如果读者们想在这篇论文里找到所有他们感到兴趣的人物的名字，所有他们感到困惑的问题的解答，那就一定要失望了。《红楼梦》是一个森林，一个海洋，我们不可能把它的每一棵树木，每一种波浪都加以说明，虽然这个森林和海洋又正是由这些细小的部分构成的。

在文学理论上被归入史诗类的小说，它固然可以有契诃夫的那种顷刻即可读完的短小而深刻的作品，高尔基的那种像猛烈的风鼓动着船帆一样激动我们的短篇，也可以有屠格涅夫的那种单纯、优美的和抒情诗相似的较长的故事，但按照小说的特性说来，它是更长于表现广阔的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正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样，《红楼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说这一形式的性能和长处，因而成为我国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长篇小说本来是容量最大的文学形式。但像《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那样展开了异常巨大而复杂的人生的图画，而又艺术上异常成熟和完美，却是世界上极少出现的天才才能创造出的奇迹。世界上也曾有过一些奇迹似的伟大的建筑，但那都是有千千万万的人的手和头脑造成的。《战争与和平》、《红楼梦》以及其他巨大的文学的建筑却是出于一个人的劳动。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之前，曾在一封信里说过他的艰苦的准备：

我现在很郁闷，什么也没有写，只是辛苦地工作着。你不能想像，我发现在我必须播种的土地上耕的很深的这种准备工作是多么困难。考虑和再考虑我正在准备的很巨大的作品中的所有那些未来的人物的种种遭遇，并且权衡几百万个可能的结合，以便从它们中间选择出那一百万分之一来，真是难极了。而这就是我正在做着的事情……[注1]

没有写过情节复杂和人物众多的小说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这种困难的。有些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录告诉我们，《战争与和平》中的许多人物都有模特儿。任何天才的作家的像想和虚构都必须有生活的基础，他的人物和故事不可能凭空编造出来。但如果以为生活既然提供了基础，文学的创造就不是一件难事，那就完全错了。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事件的发生和变化，以及人物和人物、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都是由许多条件规定的，因而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以它们为材料来虚构，就常常要把它们拆散，打乱，而又凭借想像去重新创造出一些有机的整体，这就很容易因为某一条件或某一部分的考虑不周密而引起了整个的或部分的不自然不合理。人物越多，情节越复杂，这种虚构的困难就越大。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过程我们知道的不具体。但他自己在这部小说里也曾说他写了十年，改了五次，并且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注2]胡适和某些曾经为他的说法所俘虏的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好像他只是把他的经历记录下来，就成功了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完全不懂得文学的创造的艰苦的。世界上也有一些自转式的作品，把它们和《红楼梦》比较，我们就会感到，像这样集中、这样典型、这样完美地描绘出来了封建社会的巨大的真实的小说，不经过很大的虚构是不可能产生的。主张自转说的人常常以脂批为佐证。其实有许多脂批是很不利于自转说的。第二十二回写薛宝钗过生日，凤姐点戏，脂批说：“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悲夫？”[注3]第二十八回写贾宝玉和冯子英、薛蟠等人喝酒，他喝了一大海，脂批说：“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第三十八回写吃螃蟹，吟咏菊诗，贾宝玉叫把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脂批说：“伤哉，作者犹记矮★舫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这些批语，如果粗心大意地去读，好像可以理解为《红楼梦》写的都是真人真事。但如果仔细地想想，就知道前一条不过说凤姐有模特儿；后两条更不过由书中某种细节联想到生活中类似的事情，而且可以看出，这仅仅是细节上的相类似，书中的故事和生活中的真事其实是并不相干的。还有些脂批更明白地说出了书中许多情节是虚构。第二十三回，贾元春命家中姊妹和贾宝玉入大观园居住，批语说：“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燃工程浩大，故借贾元春之名而起，再用贾元春之命以安诸艳，不见一丝扭捏。”[注4]第四十八回，香菱入大观园居住，批语说：要写香菱入园，必须写薛蟠远行；要写薛蟠远行，才写他挨打和想做生意；要写他挨打，才写赖尚荣请客。脂批中这一类说明作者的匠心的地方是非常多的。不管这些说明是否完全符合作者的意图，但可以看出，批书人是把这部书当作虚构的小说，也即是作者开头就声明过的“假语村言”看待的，并没有把它当作曹雪芹的自续传。

第十七回，贾宝玉和贾政等人游赏新建成的大观园，对一个打算取名为稻香村的地方发生了争论。贾政欣赏它有田园风味，宝玉却说它不如另一处风景好：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为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他还没有说完贾政就气的喝命出去。不用说，这一次争论也是贾宝玉对。在大观园那样一个城市中的园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玩具似的假农村，那是多么不调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艺术见解：虽然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人工创造出来的，但它们应该像生活和自然界一样天然。

《红楼梦》正是这种艺术见解的卓越的实践。它也是一个人工建成的大观园；但在它的周围却或远或近地、或隐或现地可以看见村庄和城郭，群山和河流，并非一个孤立的存在；而在它的内部，既是那样规模宏伟，结构复杂，却又楼台池沼以至草木花卉，都像是天造地设一样。

伟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决不是不请求匠心，不请求技巧。不请求匠心和技巧，文学艺术就不可能比生活和自然更集中，更典型，更完美。他们正是请求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在作品中把生活现象作了大规模的改造，就像把群山粉碎而又重新塑造出来，而且塑造得比原来更雄浑，更和谐，却又几乎看不出人工的痕迹。

这就是《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一个总的特色，也就是它的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伟大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它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

一个线索和三两个重要人物的故事是容易安排的。要反映广阔的复杂的生活，线索和人物就不能不众多，就不能不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和写法。《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是这样：像可以旋转的舞台似地，这一个线索和这一些人物出场的时候，其他的线索和人物都退居幕后。复杂的人生和戏剧就是这样轮流地在我们面前演出。这本来是向来的小说都用的手法，所谓一张口难说两家话。但场景的变换和交替那样繁多，而又衔接得那样剪裁自然，那样恰倒好处，却是托尔斯泰的发展和创造。线索和人物复杂了，场景的变换繁多了，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就是它们不容易被记住。情节和人物要不被人忘记，当然最根本的是它们本身要写得精彩和有性格；但在结构和写法上托尔斯泰也是很有匠心的。凡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不出现则已，一出现就必给以相当充分的描写，一直到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然后移笔去写别的。《红楼梦》主要是写一个家庭，不像平行地写几个家庭那样便于分出几个清楚的线索，但在这个范围内它又不是仅仅写一个主要故事和三两个主要人物，而且把许多事情许多人物都加以细致的描写。这样它的结构和写法就又不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为错综了。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分析《红楼梦》的结构。那样会写得冗长而且繁琐。极其简单的说来，八十回或许可以分四个部分。开头十八回主要是介绍荣国府、宁国府和大观园这些环境，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秦可卿这些人物。第十九回至第四十一回主要是写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的试探，宝玉和封建正统思想的矛盾，以及薛宝钗、史湘云、花袭人、妙玉和刘姥姥。第四十二回至七十回，因为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已经互相了解，黛玉和宝钗之间的猜忌也已经消除，小说就从已经写过的生活和人物扩展开来，主要去写一些从前还不曾着重写过的、或者新到贾府来的、或者大观园以外的女孩子，鸳鸯、香菱、薛宝琴、晴雯、探春、邢岫烟、尤二姐以及一些小丫头了。最后十回开始转入贾府的衰败的描写。主要是写了这个家庭的入不敷出，大观园的搜查和晴雯之死。这四个部分各有重点，而又和全书的主要线索主要人物联系在一起；而且每个部分又不只是写了它的中心内容，而是还写了许多情节许多人物。所有这些线索、情节和人物就是这样复杂地交错着。这样，全书的情节和人物虽然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的，我们却不大感到有一个作者在那里有意安排，而只是看到生活的河流是那样波澜壮阔，汹涌前进了。

描写广阔的复杂的生活，不能不寻求与之相适应的作品的结构。但还有一更为根本的条件，却是写规模巨大的作品和短小的故事都必须具备的，那就是要把生活写得逼真和生动，那就是作品里要充满了生活的兴趣。规模巨大的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难也许在这里：它不能不写得很多日常的生活，平凡的生活，也不能不写一些大事件，大场面；前者要写得很吸引人固然需要杰出的人才，而敢于正面地去描写后者，并且写得很出色，那就更需要大手笔了。《红楼梦》在这两方面的成就都是惊人的。我们且不说那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细腻而又生动的场面。像刘姥姥第一次进荣国府见凤姐，那不是很平常的生活吗？但你看它写得多么活现：

那凤姐儿……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里拿着小铜火★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了。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

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吧，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

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

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儿便躲在背后。百般的哄他出来揖，他死也不肯。

凤姐儿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弃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
刘姥姥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像。”

凤姐儿笑道：“这话说的叫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个穷官儿。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又像书中第一次写贾宝玉到薛宝钗家里去，后来林黛玉来了，那也不是很日常的生活吗？但是，林黛玉一出场就写得很有特点：

话犹未了，林黛玉已遥遥的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让坐。

宝钗因笑道：“这话怎么说？”

黛玉笑道：“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

宝钗道：“我更不解这意。”

黛玉笑道：“要来一群都来，要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了，明儿我再来，如此间错开来着，岂不天天有人来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热闹了？姐姐如何反不解这意思？”后来他们一起喝酒。宝玉说，酒不必暖了，他爱吃冷的──

薛姨妈忙道：“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写字手打颤儿。”

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酒性最热，若热吃下去，发散的★★★★★★★★★冷吃下去，便凝结在内，以五脏去暖它，岂不受害？从此还不快不要吃那冷的了！”

宝玉听这话有情理，便放下冷酒，命人暖来方饮。黛玉磕着瓜子儿，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雪雁走来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因含笑问他：“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那里就冷死了我？”

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

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你到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就依，比圣旨还快些？”

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无回复之词，只嘻嘻的笑两阵罢了。宝钗素知黛玉是如此惯了的，也不去睬他。

《红楼梦》是充满了这一类日常生活的描写的。这些描写能够吸引我们，不觉得厌倦，还不仅仅因为它们写得细腻，逼真，而人总是对于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有兴趣的；这里还有一个秘密，就是通过这些描写，故事正在进行，人物的性格正在显现。既然这部书的故事和人物是吸引我们的，这些组成部分自然也就引起我们的兴趣了。曾经有那种不能够欣赏文学作品的人，说《红楼梦》老是细细描写吃饭一类的事情，实在讨厌。他们就是不懂得这点道理。第四十三回写贾母给凤姐作生日，脂批说：“一部书中若一个一个只管写过生日，复成何文哉？故起用宝钗，盛用阿凤，终用贾母，各有妙文，各有妙景。”批书人在这里还没有说到贾宝玉的过生日。那样众多的人物只写四个人的生日，固然这已表现作者有匠心，有剪裁。但更难得的是写得一点不重复，而且全部成为书中的十分必要的部分。薛宝钗过生日，那主要是写贾母喜欢她，她也讨好贾母，林黛玉有不平之意，后来又生贾宝玉的气，使他感到痴情的苦恼。凤姐过生日，贾母倡议“学小家子，大家凑分子”，这写法已和第一次很不同了。结果在凤姐意满酒醉之余，却碰到贾琏在和别的女人私通。通过这个事件，描写了凤姐的性格，暴露了封建家庭的丑恶。贾宝玉过生日，那是他和薛宝琴、平儿、邢岫烟四人同在一天，而且白天过了晚上又过。怡红夜宴那是繁华已及的文章，作者在这里又把全书的这些重要人物的性格或结局暗示一次，和第五回相照映。然而这已是“开到荼糜花事了”，不久就要转入萧条的季节，我们再也读不到如此欢乐的描写了。最后贾母过生日，关于宴会的正面的描写是很简单的，主要却是写到了这个大家庭的许多矛盾，宁国府的尤氏碰到了荣国府的值班的老婆子的钉子，凤姐受了她的婆婆邢夫人的气，探春感慨他们这种大家庭还不如“小人家人少”，“大家快乐”，宝玉说他是过一日算一日，而且最后鸳鸯碰见了一对青年男女的幽会。作者集中地描写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矛盾、苦恼和破绽，全书的空气就从此为之一变。以后再用几回来写贾府的人不敷出，搜查大观园的风波，晴雯之死，过中秋节的强为欢笑，月夜的呜咽的笛声和林黛玉史湘云在水边的余音袅袅似的联句，就完全笼罩着一种凄凉悲楚的气氛了。我们可以看出，四个生日不但写得各有各的特点和内容，而且它们是那样和谐地成为全书的整个情节的发展的一些组成部分。

第五十八回至第六十一回，我们初读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这些情节过于琐碎，这个小丫头和那个老婆子吵嘴，那个丫头又在厨房里大闹，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什么必要去写呢？我们再细读一遍，就知道它们的意义了。这是作者有意识地要写到的小人物，写这个大家庭的人和人之间的种种矛盾，写连厨房这种差事也有人在钻营争夺。这些情形难道不像整个封建社会的不安定一样吗？而展开这些纠葛的时候，又继续描写了贾宝玉的性格，写他总是同情女孩子们，总是替她们说话，而且小丫头们和老婆子们的吵嘴和后来的情节的发展也有关系，这样就也和全书的主要线索连接起来了，并不显得多余和支蔓。
也许《红楼梦》里面写得比较平淡的是那些结社吟诗的场面。这些描写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某种生活的反映，而且和那些结社吟诗的人物的生活也是很和谐的。但写得过多，就显得作者是主观上对这些事情很有兴趣，有些未能免俗了。写诗并不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写多了就不大好呢？这是因为《红楼梦》写得那些女孩子的结社吟诗，正是和当时的一般为文人一样，常常是出题限韵，即席联句，老实说那已经不是真正写诗，而是近乎一种文字游戏了。那是中国文人的诗歌衰落已久的表现。有些读者很欣赏《红楼梦》中的这些诗。比起那些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拙劣不堪而又在书中自己喝彩的所谓诗来，这些诗自然是像样多了。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诗写得各自符合人物的性格，因而成为书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但如果真把它们当作诗看，那就必须说明，其中大部分是格调不高的。更多地表现出作者在诗歌方面的才能的是《红楼梦》十二支曲，而不是这些替书中人物拟作的诗词。这些拟作的诗词，正因为要切合不同的人物的身份、性格以至写作水平，而并不是曹雪芹的自由地抒写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就并不能充分地表现他在诗歌方面的才能。从香菱学诗那一段还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写诗的意见似不如他对于写小说的见解精到。他好像认为写诗主要是依靠学古人和苦吟。只是那样，还是写不出很好的诗来的。唐宋以后有不少诗人都是苦学古人和硬做诗，所以写不出很好的诗来。然而历史规定要完全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末流的那些陋规和恶习，恢复到诗歌真是从深厚的生活的土壤和作者的感动里产生，那要经过“五四”文化革命以后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就不必惋惜曹雪芹没有写出李白和杜甫的那样的诗篇，而应该非常庆幸他把他的主要劳动放在写小说上，给我们流下了这样一部用散文写成的伟大的史诗。
关于《红楼梦》里面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的话。然而这些说明仍然远不足以表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真要详细地说明作者的描写的手腕和匠心，那是要像过去的有些批评家一样，每一回都给它加上一些评语才行的。日常生活的描写，细节的描写，是小说的基础。能够写得细腻，逼真，这就需要有才能。但是，并不是一切生活细节都可以进入文学艺术的世界。一个有头脑的小说家也不能为描写而描写。有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它们或者把细节的描写变成了沉闷的琐碎的刻画，或者并不能给人以美的感觉，或者仅仅成为一些没有深刻的思想内容的现象的描摹。因而并不是能够描写生活细节就是一个好的小说家。
生活中不但有日常的细节，而且还有重要的事件和波澜。它们是日常的生活的发展的结束，是生活的意义和矛盾的集中的表现。如果说在现实里，这种集中的表现是稀有的现象；在文学艺术里它却是常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特别是规模较大的作品，如果没有重大的事件和大波澜，那就必然是沉闷的。《红楼梦》里面的大事件和大波澜都描写得非常出色，也只有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才能相比并。像贾宝玉贾政等游赏新建成的大观园，贾元春省亲，贾府眷属到清虚观打醮，以及多次的大宴会，没有魄力的作家是根本不敢去正面描写的。曹雪芹却在一部作品里写了这么多的大场面，而且写得那样不费力，那样明晰而又生动。在这许多大场面的描写里，也是故事在进行，人物性格在显现，洋溢着生活的兴味，而且揭露了生活的秘密。《红楼梦》里面的波澜更是很多很多的。它从来不作过长的平静的流泻。它常常是在一段细腻的描写之后，或者就在细腻的描写之中，突然就发生了波澜和变化。全书中的最大的波澜是贾宝玉挨打和搜查大观园。经过了多次的曲折的爱情的试探，林黛玉了解了贾宝玉果然是知己，贾宝玉也向她吐露了胸臆，我们想大概总有一段平静的生活的描写了吧。然而接着就发生了金钏儿的自杀。贾政碰见贾宝玉在为这件事叹气；虽然贾政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已经引起平时对他的反感了。接着又有忠顺亲王府来索取蒋玉菡，贾环来说金钏自杀也是由于他。这真是写得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样子。贾政决心要打死贾宝玉了。在这个时候却又穿插贾宝玉想找人捎信到里面去，结果只碰到了一个耳聋的老婆子，更增加了紧急的气氛。打大的时候，先是王夫人出来哭劝，最后是贾母出来阻止。于是通过这个事件，不但集中地表现了封建正统思想的拥护者和叛逆者之间的矛盾，而且鲜明地写出了贾母、贾政、王夫人、贾环等人的性格。搜查大观园也是用的集中写矛盾的方法。作者用这个事变来结束了大观园的和平和欢乐的生活，写出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许多矛盾，而且晴雯、探春、惜春等人的性格也是一齐活现在纸上。进搜查的“奸谗”并直接执行的王善包家的，一次更次地遭到了晴雯和探春的反抗，而且结果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只搜查出来了自己外孙女的秘密，更是波澜中的波澜，更是写得变化多端，大快人意，就是画家的笔也无法描写得这样生动酣畅了。

史诗类的文学作品都是用文字来描写生活，描写人物。由于这个共同点，中国和外国的伟大的作家就不谋而合地把小说艺术发展到如此惊人的高度。它能够容纳很广阔很复杂的生活。它能够把生活细节和大事件都描写得十分真实，十分生动，从而写出了巨大的典型环境和众多的典型人物。在这些根本的地方竟是这样一致。然而这并不是说《红楼梦》在艺术上没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它的结构、语言和写法都继承了中国过去的小说的特点。《红楼梦》的结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那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甚至常常在一回里，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生活的片段，而是几个线索交织在一起。这自然和它的题材有关系，但同时也是继承了我国过去的章回体小说的特点。它的语言更显然可以看出和以前的白话小说的语言的血统关系。不过那样生动，丰富，并且以北京话为主，却是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其他写法上的特点当然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的第二回，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兴一人，即俗语所谓冷中出热，无中生有也。其演说荣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若从作者笔下一一 叙出，尽一二回不能得明，则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兴一人略出其文，好使阅者心中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然后用黛玉宝钗等两三次皴染，则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也……

下面还有一些说明作者匠心的话。这一段话像是批语误入正文；但也很可能是作者自己写的文字。开头几回，作者有时是自己出来说话的。这一段话值得注意，不但因为它再一次声明书中所写的贾家的故事是“无中生有”，是虚构，而且因为它说明了作者的一种手法。它说作者描写荣国府的手法是这样的：先介绍一下它的大概情形，以后林黛玉、薛宝钗和刘姥姥等人进荣国府，又再对它作了一些描写，用了这样几次类似中国绘画上的皴染的手法，这个家庭给读者的印象就很鲜明了。这的确是一个作者常用的手法。不但写荣国府，写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的爱情，写贾府的转入衰败，写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重要人物的性格，都是先用这种或那种方法略为介绍一下，然后是断断续续地加以多次的皴染。这就可以作为一个《红楼梦》的写法上的特点的例子。曹雪芹不但是小说家，诗人，同时还是一个画家。他用这种所谓皴染的手法，可能是有意识地参考了中国的绘画的方法的。这种手法不能说别的小说家就没有用过。但曹雪芹特别用得多。这样，《红楼梦》就具有一种近于油画似的色彩，和《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那种精雕细刻的写法有些不同了。这一类结构、语言和写法的特点，孤立起来看，好像并不是很重要的。然而文学艺术常常并不是由于它们在艺术原理上的根本差异，而正是由于这些具体的从过去的传统继承和发展而来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它们的强烈的民族色彩。

九

塑造了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而且其中不少人物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不朽的典型，这也《红楼梦》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的成就。要广阔地多方面地反映生活，就不能不出现众多的人物。这种规模具大的作品的最困难之处，也许还并不在于如何把复杂的千头万绪的生活现象很自然地组织起来，甚至也不在于如何把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描写得真实，生动，细节逼真，善于写大事件，并且富有波澜和变化，而正是在于不容易把那样众多的人物写得成功。我们曾经说过，《红楼梦》里面使人读后长九不能忘记的人物至少是以数十计。为了说明它的主要内容，我们已经分析了一些人物。那已经写得够冗长了。然而还有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我们没有能够包括进去。溺爱孙子，很会享乐，胆小得见了马棚走水的火光就吓得口里念佛的贾母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老祖母的典型；年老好色而又很霸道的贾赦和“禀性愚强”[注1]的“尴尬人”邢夫人是贾政王夫人之外的又一对性格不同的夫妇；混人式的呆霸王薛蟠写得那样有色彩；从近郊的农村来到荣国府和大观园的刘姥姥写得尤为活跃；对林黛玉忠心耿耿的紫鹃，作了王熙凤的助手却仍燃保持着善良的性格的平儿，想爬到高枝儿去的小红和孩子气很重的芳官，都各有特点；甚至只是寥寥几笔描绘的，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嘴里便被填满马粪的焦大和拾到绣春囊的傻大姐，都一概使人不能忘记。这些人物以及其他写得有个性的人物我们都没有机会评论。在这些人物里面，刘姥姥或许是更重要的。刘姥姥“只靠几亩簿田度日”，她一起生活的女婿也以“务农为业”。她年纪比贾母大却身体健壮得多。作者把这样一个下层的人物引到官僚贵族的家庭生活中来，显然是有对比的用意的。她曾感慨地说，大观园里随便吃一顿螃蟹，所花的钱就够庄稼人过活一年。我们知道，这次吃螃蟹还是薛宝钗替史湘云出的主意，是一次最省钱的宴会呢。写得深刻和动人的是凤姐叫鸳鸯捉弄刘姥姥，要她吃饭的时候说几句粗话来招得大家大笑那一段。如果以为那只是为了写她的乡气，就完全错了。作者接着就交代，刘姥姥并非真可笑，她早就明白那是捉弄她，那是要她取笑，只是因为她也愿意凑趣，才事先装做不知道罢了。这样就不仅写出了这个穷亲戚的本来的忠厚和不得不如此的辛酸，而且使我们明确地感到，真正可笑的并非这个乡下老太太，而是贾府的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了。包括后来叫刘姥姥作“母蝗虫”的林黛玉，她那样得意她的“雅谑”，其实是一点也不能使人同情的。对于刘姥姥这个人物，作者也充分地写出了她的复杂性，因而好像显得有些矛盾。一方面描写了她的乡气和见识不广，因而这个人物流行在生活中就带有几分可笑的意味，产生了“刘姥姥进达官园”这样一个谚语，并且由于她的善于凑趣，人们有时又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某些年老的帮闲；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经历了贫困的生活，对于下层人物有些接触，他就不但赞赏了醉金刚儿二的豪爽和义气，而且着力地描写了刘姥姥这样一个人物，写她是忠厚的，健康的，因而激起了我们的同情。写出了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同时又集中地着重地描写了他们的性格上的突出的特点，这样人物的形象就鲜明了。《红楼梦》正是这样描写人物的。如我们已经作过的分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和王熙凤这样一些人物，他们的性格都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然而各有各的突出的特点，而且这些特点都蕴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们的性格的复杂性和各个方面是通过先后的重点不同的描写来互相补充，来完满地表现出来；他们的最突出的特点却是多次地反复地显现在许多不同的事件和行动中，甚至贯穿全书；而由于事件和行动的差异，变化，我们读时又完全不感到重复；这样这些人物就自然而然地给予我们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许多次要人物，包括刘姥姥在内，虽然用的篇幅多少不同，也基本上是采取了这种描写方法。这和生活是一致的。我们对于生活中的人物的全部性格及其主要特点的认识，也是必须经过多次的反复才越来越明确起来。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不过更为集中，删削了许多不必要的枝节而已。

为了使人物的性格鲜明，《红楼梦》还常采取这样的写法：关系很亲近的人总是写得个性的差异很大，使人决不至于混淆起来。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是这样。花袭人和晴雯，尤二姐和尤三姐也是这样。薛蟠和薛宝钗是一母所生的兄妹，然而一个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标准淑女，一个却是那样蛮横和没有文化的混人。人的性格本来有很多差异。人的性格的形成的原因也很复杂。阶级出身当然是形成人的性格的一个基本条件，然而并不是唯一的条件。因此，同一的阶级，同一的家庭环境，甚至是一母所生，而性格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异。曹雪芹写得是小说，并不是科学记录式的各个人物的性格的形成史；因此他在我们面前展开了生活，展开了人物的性格的千差万异，但常常并不详细交代这些差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不仅薛蟠和薛宝钗，尤二姐和尤三姐这样一些人物，就是贾宝玉的性格为什么和贾珍、贾琏等人那样不同，也并没有把所有的条件都写出来。有些研究《红楼梦》的同志企图从小说中去找出形成贾宝玉的性格的全部原因，那是失之拘泥的。
我们曾以《红楼梦》和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相比。托尔斯泰写作于十九世纪的后半，他继承了俄国和欧洲的经过了长期发展的小说艺术的传统，因而在细节的描写上他是更为精致的。但在人物的塑造上，或许因为我们是本国人吧，我们觉得《红楼梦》里面写得使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人物，好像比较《战争与和平》或者《安娜．卡列尼娜》还要多一些。并不是每一部著名的作品都能创造出一个在生活中流行的典型人物的。《红楼梦》所创造的却不止一个。不仅贾宝玉和林黛玉，凤姐和刘姥姥也同样流行在生活中，成为某些真实的人的共名。

善于在一部作品里面塑造出众多的人物形象，这是我国过去的长篇小说的宝贵的传统。《三国志演义》是最早的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大约产生于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它所展开的画幅就异常广阔，其中使人不能忘记的人物也至少是一数十计，而且创造了诸葛亮、曹操、张飞这样一些流传在我们生活中的典型。由于产生的早或其他原因，它里面的比较细致的描写不多，语言也不够生动。不用细致的描写，也能够创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典型的人物，这里面的秘密是很值得研究的。这说明人物的性格的创造主要是依靠通过不同的事件行动去多次地反复地表现他们的特点，细节描写的细致与否并不是决定的条件。不过小说艺术本身到底还是需要生活的描绘的。同样是雄伟的史诗式的作品《水浒》，就在细节的描写和语言的生动上有了显然的进步。《水浒》中的许多人物也是个性很分明的，虽然流行在生活中成为共名的人物好像只有一个李逵。《西游记》展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神化式的世界，但孙猴子和猪八戒也同许多著名的典型人物一样广泛地流行在我们地生活中。《红楼梦》正是在人物的创造、细节的描写以及语言的运用上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些传统，从而达到了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在《红楼梦》以前，以家庭为题材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有《金瓶梅》。过去有些谈论《红楼梦》的人喜欢把它和《金瓶梅》比较。我们估计曹雪芹是读到过这个作品的[注2]。《金瓶梅》里面的许多人物也是写得很有个性，而在描写生活细节的细腻和运用口语的生动上，或许更可以说它超过了以前的几部长篇小说。曹雪芹很可能吸取了它的优点。然而《红楼梦》的总的成就却比它巨大的多。《金瓶梅》所描写的那些生活和人物当然也是真实的，尽管你不喜欢那些生活和人物，你不能不承认它们是真实的。然而，这是许多人共同的感觉，我们更喜欢读《红楼梦》。理由也许不止一个。但其中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一个规模巨大的作品里面，正如在我们的一段长长的生活经历一样，不能满足于只是见到黑暗和丑恶，庸俗和污秽，总是殷切地期待着有一些优美的动人的东西出现。

那些最能激动人的作品常常是不仅描写了残酷的现实，而且同时也放射着诗的光辉。这种诗的光辉或者表现在作品中的正面的人物和行为上，或者是同某些人物和行为结合在一起的作者的理想的闪耀，或者来自从平凡而卑微的生活的深处发现了崇高的事物，或者就是从对于消极的否定的现象的深刻而热情的揭露中也可以透射出来……总之，这是生活中本来存在的东西。这也是文学艺术里面不可缺少的因素。这并不是虚伪地美化生活，而是有理想的作家，在心里燃烧着火一样的爱和憎的作家，必然会在生活中发现、感到、并且非把它们表现出来不可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一个作品没有诗，就是没有深刻的内容的同义语。

人对于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有兴趣的。在生活的辽阔的原野上，本来没有什么区域是文学艺术所不可到达的禁地。然而要求从平凡的生活看到美的事物，从阴郁的天空出现阳光，从人的心灵发现崇高的、温柔的和善良的东西，这也是人的自然的愿望。据说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的第三章发现的时候，那封达姬雅娜的信使得所有俄罗斯的读者激赏若狂。那样谦卑和真诚的少女的爱情的告白的确是很动人的。但在所有关于达姬雅娜的描写里面，最深地感动我们的或许还并不是那封信，而是接近全诗结束的她成为贵夫人以后对奥涅金所说的这样一段话：

对于我，奥涅金，所有这些奢侈，

这种令人厌恶的生活的华美，

我在社交界的旋风中获得的重视，
我的时髦的家和这些晚会，

它们算得什么？我愿意马上

抛弃这些化装舞会的破衣裳，

抛弃这些豪华、喧嚣和尘烟，

为了一架书，一座郊野的花园，

为了我们那乡间的简陋的宅第，

为了那个地方，在那儿，奥涅金，

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您，

为了那一片幽静的填地，

在那儿十字架和树枝的阴凉

正覆盖着我的可伶的奶娘……

这是《欧根．奥涅金》里面的诗中之诗。这是普希金称为“我的忠实的理想”的达姬雅娜的最优美最动人的感情的流露。我们读的时候，已经感到这不仅是这个虚构的人物的说话，而且也是诗人自己在抒写他对于贵族生活的厌弃和对于朴素的单纯的生活的向往了。曾经成为俄罗斯革命青年的“生活的教科书”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那是对于今天的读者仍燃具有强大的道德力量的。书中着重描写的薇拉．芭芙洛芙娜、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据作者自己说，他们不过是“新的一代中的平常的正派人”，而比他们更崇高的革命家拉赫美托夫，书中还只是描画了他们的侧影的淡淡的轮廓。然而就是这三个平常的正派人，而且就是他们对于私生活的处理，他们的结婚和因为性格不合而产生的婚后的分离，他们那样互相尊重独立的人格，互相为别人的幸福着想，是至今仍然闪耀着理想的光辉的。尽管我们的社会已经比那个时代前进了，我们仍然不能说今天的所有的男女都已经达到了那样高的道德水平。如果在私生活上都达到那三个平常的新人物的水平，社会上许多很不理想的恋爱和婚姻的纠纷就不会有了。

《金瓶梅》所缺少的就是这种诗的光辉，理想的光辉。问题还并不仅仅在它是那样津津有味地描写那些淫秽的事情。就是把那些描写全部删削，成为洁本，在它里面仍然是很难找出优美的动人的内容来。或许可以这样为它辩护：这是题材的限制。写西门庆那样一个“市井棍徒”，写他的生活范围所及的妻妾、帮闲和官僚等人物，黑暗、污秽和庸俗或许正是它应有的内容和色彩。如果不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作品，这也是可以容许的。但是它却写了一百回，从头到尾都是那样一些人物和生活。尽管它描写得那样出色，那样生动，仍然不能不使读者感到闷气。意在显示“恶德和缺失之点”的“死灵魂”只写了一本。而且还应该说，“死灵魂”的作者对他们的描写的坏人坏事的态度是更明朗的，是无情的讽刺和鞭打；而《金瓶梅》，虽然客观的效果也是淋漓尽致的暴露，它的作者的主观爱憎却不够分明。李瓶儿对待他的前夫花子虚比西门庆还要恶毒，到后来她却被描写成为一个比较善良的人物。这或许还可以说仅仅是前后矛盾。奇怪的是在写出了西门庆的很多恶霸行为以后，居然又歌颂他“仗义疏财”，“救人贫难”，“济人之急”。这就更类似莫伯桑的《俊友》了。《俊友》这部充满了坏人坏事的小说也是表现它的作者的惊人的艺术才能的。然而它却写得那样旁观和阴冷，几乎使人分不清作者到底是憎恶还是欣赏那些黑暗得事物。

《红楼梦》所写的主要也是剥削阶级的人物和生活，也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腐烂和没落的家庭。然而它却从这个阶级的叛逆者和奴隶们身上写出了黑暗的王国的对立物。残酷、污秽和虚伪并没有完全压倒诗意和理想。所以我们能够一读再读而不觉得厌倦。我们从它感到的并不是悲观和空虚，并不是对于生活的信心得丧失，而是对于美好的事物的热爱和追求，而是希望、勇敢和青春的力量。

常常有这样的作品，它能够把生活细节描写得逼真，然而却写不出使人不能忘记的人物。又常常有这样的作品，它不但能够写出生活，而且能够把某些人物写得有个性，然而仍然不能获得读者的衷心的喜爱。根本的原因就是它里面没有诗，没有理想。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认识，没有热烈的爱憎，没有崇高的理想。正是因为这种艺术上的贫血病的普遍存在，《红楼梦》在放射着强烈的诗和理想的光辉这一方面的突出的成就，就更加值得我们重视。

十

《红楼梦》就是这样：它从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天然浑成的封建社会的生活的图画，塑造了可以陈列满一长长的画廊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和典型的人物；通过这些生活和人物，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封建主义的残酷和虚伪。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而在这个黑暗、污秽和罪恶的世界里，它又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美丽的爱情，描写了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们和奴隶的反抗，描写了他们对于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追求；这些描写是这样重要，它们成为全书的突出的内容，并从而使全书闪耀着诗和理想的光辉。《红楼梦》就是这样，准确些说，它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它的总的意义和效果就不能不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红楼梦》里面就完全找不到封建思想的流露。曹雪芹生长在封建贵族的家庭里，又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段兴盛和巩固的时期。尽管他的家庭破落了，他个人从封建贵族的行列中被排挤了出来，他是那样深刻地多方面地看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种种不合理，然而他的头脑里却不可能同时也存在着封建思想，而且这些思想不可能不在他的作品里流露出来。秦可卿死的时候，王熙凤做了一个梦，她梦见秦可卿对她说：

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来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田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有无争竞，亦没有典卖之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以永祭。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

这段话和秦可卿的故事没有关系，这并不是在写她的性格，而是借这个人物写出了作者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显然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尤二姐自杀之前，也曾经做过一个梦。她梦见尤三姐对她说：“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尤三姐劝她用鸳鸯剑去斩凤姐。她不愿意，并且还希望她的病痊愈。尤三姐又说：

“姐姐，你终是个痴人。自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还。你虽悔过自新，然已将人父子兄弟致于聚★之乱，天怎容你安身？[注1]

这几句话和尤三姐的性格不合，也应看作是作者的思想的流露。这种思想不用说是和尤二姐和尤三姐故事的客观意义直接矛盾的。书中还有颂扬清朝的统治的地方。贾宝玉给芳官取名耶律雄奴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雄奴二音又和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社生色。

芳官笑他不能真正立武功，却借他们来开心作戏。他又说：

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注2]。

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威胁，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头即点明此书无朝代年纪可考，以免触犯当时统治者的忌讳；但这里所歌颂的显然是当时的清朝，是清朝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征服。孟轲说过舜是东夷之人，所以贾宝玉称满族是大舜之正裔。这些歌颂到底是真心话还是敷衍之词，就很难判断了。歌功颂德的风气在当时是很盛行的。吴敬梓作的《金陵景物图诗》，本来主要是歌咏自然风景，和清朝的统治有什么相干，但他也要颂扬几句[注3]。吴敬梓的朋友程廷祚作《上元县志序》，那也是大可不必颂扬清朝的，但他几乎处处不忘“颂圣”，就像专门做来给皇帝看一样[注4]。曹雪芹的朋友敦诚，也是一方面很有牢骚，一方面又歌颂清朝的皇帝[注5]。曹家岁曾被抄家，但当时的确像是一个“升平”之世。曹雪芹借贾宝玉的话来歌颂几句，也是不足奇怪的这些思想以及其他类似的思想，都带有封建色彩。不过这些部分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极其微小，无损于《红楼梦》的总的意义和效果，无损于它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的总倾向。
俞平伯先生曾主张《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许多文章已经批评过，那当然是错误的。但在《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当中，又曾出现了两种不恰当的意见。一种是否认曹雪芹真有“色”“空”和“梦”“幻”等思想[注6]。一种是过分强调曹雪芹有宗教情绪，过分强调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注7]。作者在第一回里面说：“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第二回写跛足道人给贾瑞送风月宝镜的时候，他说：“这物出自太虚玄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它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俊杰，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它的背面。”这个镜子的正面和背面是什么呢？正面是贾瑞的意中人凤姐，背面却是一个骷髅。不能不说，作者主观上是有：“梦”“幻”和“色”“空”这一类的思想。问题在《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实际是和这种所谓“立意本旨”相违背的。它里面的感人的地方并不在这些消极的成分，却刚好是和这些思想相反的描写和精神。梦幻也好，红粉骷髅也好，都是在一些士大夫中间流行已久的思想，并非作者特有的人生见解。正如他的头脑里不可能不多少还带有一些封建思想一样，他的时代、他的阶级和他的个人遭遇也不能不使他受到这一类消极思想的传染。这些一般性的东西并不能掩盖他的主要的思想的光芒。他的主要的思想和倾向显然是对于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的不满，显然是对于青春、爱情和有意义的生活的赞美，对于不幸的叛逆者和被压迫者的同情。这些才是构成曹雪芹的思想和《红楼梦》的内容的特色的要素。至于过分强调他有宗教情绪，过分强调他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这实际上不过是强调“色”“空”观念的换一种说法而已。如果把“梦”“幻”和“色”“空”一类说法看作佛教思想，不能不说曹雪芹多少沾染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但并不等于信奉佛教。沾染了在封建士大夫中间曾经很流行的某些佛教思想和老庄思想，和对待佛教和道教的实际态度还是有差别的。按照《红楼梦》里面的描写，不仅贾敬服丹砂致死，否定了道家修炼之说，而且从书中的正面人物贾宝玉“毁僧谤道”，很恨人“混供神，混盖庙”，又说烧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也可以看出作者并不信宗教。对于带发修行的妙玉，书中说她“云空未必空”，并且叹息她“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对于惜春的出家结局，书中也说“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芳官、葵官和★官[注8]的出家，更和晴雯的惨死并列，显然作者认为同是不幸的结局。我们不可能知道贾宝玉的最后的出家曹雪芹将要怎样去描写，但我们也很可以怀疑一下，未必真正是由于所谓“解悟”。

和这样的理解有些矛盾的，是第一回描写甄士隐书寝，梦见一僧一道对他说：“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活坑矣。”这好像作者又的确有以宗教为出路的意思。甄士隐后来果然是跟着一个跛足道人隐去了。林黛玉幼时，曾有一个癞头和尚化她去出家。贾宝玉为魔法所害，也是这一僧一道所救。这一对神秘的僧道在书中是多次出现的。应该怎样解释这些情节呢？这或许不过是小说家言。正如谚语所说的，“演戏无法，出个菩萨”，或许是为了某些情节的发展和结束的方便，作者才采取了这一类的写法。如果作者真是相信一切皆空，相信宗教可以解决人生问题，如果这是他的主导思想，他就不会以十年辛苦来写《红楼梦》，不会以许多女孩子和儿女之情来占据全书的主要篇幅，而且写得那样有兴味，那样充满了对于生活的激情。有人批评小说中关于太虚幻境的描写，说它“很足以反映出作者思想中虚无神仙的思想”[注9]。这也是把小说家言看得过于认真的。叫作太虚幻境，就和子虚、乌有先生等人名一样，已经点明了是假托。况且它又还是出现在贾宝玉的梦中。为什么要写贾宝玉做那样一个又长又离奇的梦呢？或许也是处于结构上的需要，或许也是一种艺术手法。《红楼梦》的人物是那样众多，情节是那样复杂，在结构上不能不有一二次笼罩全局的提纲挈领式的叙述。通过这样一个梦，不但描写了贾宝玉，而且对书中的十几个重要的女子的性格或结局都作了介绍。这和从冷子兴的谈话介绍荣国府的轮廓，同样处于作者的匠心。已经发生的事情，可以从别人的口中谈出；尚未发生的事情，作者就只好用这种迷离的的梦境和神秘的金陵十二册子来作一次总的暗示了。根据这就判定作者有虚无神仙思想，恐怕结论未免下得太快了。在话本和拟话本里面，在《聊斋志异》里面，都有许多精彩的短篇作品；但它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因果报应的思想表现得很普遍，而《聊斋志异》更喜欢描写信佛念经真有灵验。《红楼梦》却极少之一类的迷信。除了宝玉凤姐为魔法所害，好像真相信那种法术有效验而外，秦钟临死见鬼，那是游戏笔墨[注10]；贾宝玉衔之而生的通灵宝玉，全书写它真有灵异不过一次[注11]，那也是照应最初的虚构不得不有之笔。高鹗的续书就迷信闹鬼，层出不穷，在这方面也是和曹雪芹的原作不合的。

当然，也还可以这样追问一下。虽然文学艺术容许奇特的幻想，容许大胆的浪漫主义的手法，但我们今天来写小说，却无论如何是不会在故事中穿插那样一对神秘的僧道，也不会描写那样一个太虚幻境的。这个差别不就说明了曹雪芹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和迷信吗？曹雪芹当然是和我们有差别的。他当然不能完全超越他的时代的限制。他不但没有现代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而且他虽然对他的阶级和封建社会怀抱不满，却不可能有也不可能看到真正的出路。热爱生活而又有梦幻之感，并不是真正相信宗教而又给小说中的人物以出家的结局，都是从这里可以得到解释的。

真实的人物往往比小说中的人物更为复杂。不承认曹雪芹的世界观中存在着矛盾[注12]，那显然是错误的。从《红楼梦》里面表现出来的曹雪芹的思想已经够复杂了。但他的几个朋友的诗文所描写的他的某些性格，在《红楼梦》里面就还不能完全看到。《红楼梦》开头的那些自述和议论当然就更不能代表他的全部思想。那里面有一些他的重要的艺术见解。那里面说明了这部小说有褒有贬[注13]，并且流露出来了牢骚不平之意。但那里面说这部作品“凡论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说“毫不干涉时世”，说作者的动机是高罪天下，说梦幻等字是此书立意本旨，却都是靠不住的。总的看来，他所不满和反对的都是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黑暗的事物，他所肯定和赞扬的主要是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和反抗，是被压迫和被埋没的有才能的妇女，是带有理想色彩的爱情和人对于自由幸福的生活的渴望。虽然他的头脑里也仍然带有一些封建思想和其他消极的思想，对于已经失去的繁华的贵族生活有时也流露出有些留恋，但《红楼梦》里面的积极的进步的内容却是压倒了这一切的。只有王国维那样一些自己原来有浓厚的悲观思想的人，才会把它局部的东西加以夸大，说它是旨在鼓吹“解脱”和“出世”。《红楼梦》对于很多具体事物的否定和肯定，都是出于作者的自觉的。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他不可能整个否定封建社会，整个否定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点上《红楼梦》的客观效果就和作者的主观思想有了很大的差异和矛盾了。在有些人物和情节上，作者的主观认识和客观效果也是有距离的。对于贾政和王夫人，对薛宝钗和花袭人，甚至对于王熙凤，曹雪芹的感情都和读者并不完全一致。许多文章都提到的黑山村庄头乌进孝向贾珍交纳租子那一段，作者的原意不过是要写出贾府已有些人不敷出罢了；但我们现在却从它可以看出贾府的豪华生活是建筑在对于农民的剥削上。这自然是作者未必意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