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揭示出不同国籍和时代的作家由于历史轮廓的某些一致，作家经历的相似，创作主张的趋同，则可以写出相仿的话语来，这说明文学艺术创作心理活动能够异地相契、异时而通。这也是比较文学 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
把《红楼梦》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岂非不伦不类？可能读者看到这个题目，就会产生惊讶之感。但是，这两部世界文学名著确有某些相通之处，特别是塞万提斯为《堂吉诃德》写的前言，和《红楼梦》第一回的写法非常相似，如果不复按原文，简直难以置信。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在贫困挣扎中写成的，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当时他为这部著作的出版写了一篇饶有风趣的前言。他说他原想只讲个直捷简单的故事，不用前言或开卷例有的十四行诗、俏皮短诗、赞词之类。因为他感到写前言很吃力，好多次提起笔来，不知从何说起。恰好这时来了一位很有见识的高明的朋友，在这位朋友的帮助下，他的疑难才得以解决。都有哪些疑难呢？塞万提斯说：
我这个故事乾燥得像芦苇，没一点生发，文笔枯涩，思想贫薄，毫无学识，也不像别的书上那样书页的边上有引证，书尾有注释。我多少年来默默无闻，早已被人遗忘，现在年纪一大把，写了这样一部作品和大家见面；读者是对作者制定法令的前辈先生，想到他们的议论，怎不栗栗畏惧呢？别的书尽管满纸荒唐，却处处引证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大哲学家，一看就知道作者是个博雅之士，使人肃然起敬。瞧瞧他们引用《圣经》吧，谁不说他们可以跟圣托马斯一类的神学大家比美呢？他们非常巧妙，上一句写情人如醉如痴，下一句就宣扬基督教的宝训，绝不有伤风化，读来听来津津有味。我书上可什么都没有。书页的边上没有引证，书尾没有注释。人家书上参考了哪些作者，卷首都有一个按字母排列的名表，从亚里斯多德起，直到塞诺封、索伊洛，或塞欧克西斯为止，尽管一个是爱骂人的批评家，一个是画家。我不知自己参考了另几位作者，开不出这种名表。而且卷头也没有十四行诗；至少没有公爵、侯爵、伯爵、主教、贵夫人或著名诗人为我作诗。其实我有两三个朋友还是行家呢，如果我向他们求诗，他们一定答应，他们的诗决不输国内最著名的诗人。
由于上述这些理由，塞万提斯认为与其出版《堂吉诃德》，不如让堂吉诃德先生埋没在拉·曼却的文献库里。他说“自觉才疏学浅，没这个本事”，而且“生性懒惰”，不愿奔走求人，因此只好在摊着的纸张面前发呆。他的朋友听了这番述说，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巴掌，不觉哈哈大笑，说：“老哥啊，我认识你这么久，一直没看清你，今天才开了眼睛。我向来以为你干事老练，现在看来，你跟我料想的真是天悬地隔。你这么一副灵活的头脑，困难再大，你也能应付自如；这一点点不足道的细事，很容易办，怎么竟把你难倒，弄得束手无策呢？说老实话，不是你没本事，你太懒，太不动脑筋了。”接着，便一条一条地加以论证驳难，把塞万提斯的顾虑一扫而空。当然，塞万提斯的这位高明的朋友，不过是他的假托，是作者故弄狡狯，借别人的嘴巴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种写前言的方法，是很巧妙也很别致的，读来饶有韵致，不感枯燥。
《红楼梦》的卷首没有前言，甲戌本第一回前独有的一篇《凡例》虽然带有前言性质，但那不是曹雪芹所写，不能完全代表作者的观点。可是，《红楼梦》第一回在交代故事缘起时，插入一段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对《红楼梦》的内容和作者的创作思想多所说明，完全可以当作前言来读。而且在写法上也是一问一答，空空道人提出问题，石头加以解释，和《堂吉诃德》的前言如出一辙。当然石头也好，空空道人也好，都是作者信手虚拟人物，无非是故弄狡狯，使读者增加阅读的兴味。石头是作者自况，空空道人相当于塞万提斯的那位朋友。但答问内容，《红楼梦》作者即石头站在正面，空空道人处于被驳难的地位；《堂吉诃德》相反，作者被驳难，他的那位朋友站在正面。塞万提斯感到烦难的是，他的书没有引证，没有注释，书前缺少按字母排列的参考作者的名表，同时也没有达官显贵的题诗。曹雪芹借空空道人的嘴提出的问题是：“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针对空空道人的发问，一一作了回答，就像塞万提斯的那位高明的朋友解除他的疑难一样。塞万提斯的朋友责怪他“太懒，太不动脑筋”，嘲笑他遇到一点点不足道的细事就束手无策；石头则认为空空道人傻气，说“我师何太痴耶”。不独写法，连语言、格调都何其相似！
至于在内容上，塞万提斯通过他那位朋友的嘴，讲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主张，就是：“描写的时候摹仿真实，摹仿得愈亲切，作品就愈好。”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同时也是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的指导思想。我们知道，《堂吉诃德》这部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品，主要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的游侠经历，对十六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作了逼真的多方面的妙趣横生的描写，人物近七百个，包括贵族、僧侣、市民、地主、农民、兵士、商人、演员、理发师、骡夫、牧羊人、强盗等，应有尽有，触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法律、习俗各个方面，充份揭示出西班牙社会面临的重重矛盾和它的已经趋于衰落的历史趋势。在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上，《堂吉诃德》占有不可代替的位置。《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更是举世皆知，它创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比《堂吉诃德》要多得多，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画面也极为广阔。所以如此，不能不归功于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他的鲜明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曹雪芹在第一回里通过石头的嘴说道：“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这和塞万提斯提出的摹仿真实的文学主张完全相同，只不过曹雪芹作了进一步强调，认为在描写的时候应该“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使人不容置辩。当空空道人说《红楼梦》没有朝代年纪可考时，石头立即予以反驳，说：“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这也是作者在申明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取其事体情理”，实际上是要求作家反映生活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塑造人物性格要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这样来提出问题，使曹雪芹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更具体化同时也更理论化了。
《红楼梦》的创作，在曹雪芹是有反对风行于清朝中叶的才子佳人小说的目的，因此他在第一回里一再强调：“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环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抨击，是曹雪芹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另一个侧面，他处处把《红楼梦》和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对立起来，唯恐界限划得不清。而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则是为了扫荡西班牙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作者在前言里让他那位朋友反复申明：“你这部书是攻击骑士小说的。”“你这部作品的宗旨不是要清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之间的声望和影响吗？那么，你不必借用哲学家的格言、《圣经》的教训、诗人捏造的故事、修辞学的演说、圣人的奇迹等等。”又说：“总而言之，你只管抱定宗旨，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乾净。那种小说并没有什么基础，可是厌恶的人虽多，喜欢的人更不少。你如能贯彻自己的宗旨，功劳就不小了。”而且在作品的故事情节行进当中，作者也借题发挥，用各种办法嘲讽、揶揄、斥责骑士小说。最有代表性的是第六章：“神父和理发师到我们这位奇情异想的绅士家，在他书房里举行有趣的大检查。”塞万提斯写神父和理发师趁堂吉诃德睡觉的时候，由主人的外甥女带领，进到了他的书房，看见里面有一百多部精装的大书，还有不少小本子，全部都是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管家婆深知她的主人是由这些书所害，所以当即拿来了一盆圣水和一柄洒水的帚子，说：“学士先生，请您屋里洒上圣水吧。别让书里哪一个魔术家窝藏下来作怪捣乱。咱们要把他们赶出人世呢，他们不会乖乖地依顺。”然后神父、理发师就一本一本地翻检，翻出一本，扔到天井里一本，准备烧掉。按照神父的意思，还可以有所选择，略加区分，不一定全部判处死刑，堂吉诃德的外甥女说：“不行，对哪一本书都不能开恩，因为都有罪。”事实上，《堂吉诃德》出版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红楼梦》除第一回阐明作者的反对才子佳人小说的主张外，第五十四回还借贾母的口把这类陈腐旧套痛快淋漓地揭露一番。贾母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把人家女儿说得那样坏，还说是佳人，编的连影儿也没有了。开口都是书香门第，父亲不是尚书就是宰相，生一个小姐必是爱如珍宝。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佳人了。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做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再者，既说是世宦书香大家小姐都知礼读书，连夫人都知书识礼，便是告老还家，自然这样大家人口不少，奶母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么这些书上，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鬟？你们白想想，那些人都是管什么的，可是前言不搭后语不是？”贾母又说：“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别说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贾母这番破才子佳人小说陈腐旧套的话，比之《堂吉诃德》里的神父、理发师、管家婆和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对骑士小说的攻击，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堂吉诃德》在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作用相似，《红楼梦》传世以后，那些陈陈相因的才子佳人小说便没有什么市场了。
《堂吉诃德》的前言里，还有这样的话：“你还须设法叫人家读了你的故事，能解闷开心，快乐人愈加快乐，愚笨的人不觉厌倦，聪明的爱它新奇，正经的不认为无聊，谨小慎微的也不吝称赞。”无独有偶，《红楼梦》第一回也引“作者自云”说：“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同时通过石头的口说：“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仿佛曹雪芹并不认为自己的书有多么大的作用，在这点上，他也和塞万提斯所见略同。当然这里面有掩饰之词，《红楼梦》的反映封建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它的反对传统思想形态的批判力量，曹雪芹并非毫无所知，否则他也就不必写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样的寓意深远的诗句了。《堂吉诃德》的客观意义，也比塞万提斯的主观创作意图丰富得多、阔大得多、深远得多。
《堂吉诃德》的艺术风格是轻松、具有讽刺意味，并富于传奇性的。初读这部作品，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荒唐可笑的游侠故事，作者的态度也许并不十分认真。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批评家瓦尔伽斯就说过：“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不过倒是个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转引自杨绛先生的《堂吉诃德》译本序。据《堂吉诃德》的中文翻译者杨绛先生说，英国是最早重视《堂吉诃德》的，但比较早的英国读者也把堂吉诃德看作可笑的疯子。显然，这种看法对塞万提斯和他的主人公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塞万提斯的写作态度是极其严肃的，他对自己的荒唐的主人公充满了热情。诚如杨绛先生所说：“塞万提斯对他的笑不是冷冷的讥诮，而是温暖的笑。他虽然在故事的开头几章把堂吉诃德作弄得很粗暴，他对这位疯狂的骑士并没有憎恨。他有时也微微的笑，好像是看透了堂吉诃德隐微之处而在笑他。可是不论大笑或微笑，都和同情交融在一起，分拆不开。”（见《堂吉诃德》中译本杨序）。堂吉诃德的行为是可笑的，态度是严肃的，内心是真诚的。同样，《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也有很多荒唐之处。他的吃女儿脸上的胭脂，闲了没事跟鸟儿说话，听刘姥姥讲茗玉抽柴而神往，看龄官划蔷则发呆，以及每日里“杂学旁搜”、“无事忙”，都说明他的言语行为不无荒唐的特点。正如宝玉出场时那首《西江月》词所形容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但贾宝玉的态度也是严肃的，内心尤其真诚。他对未婚女儿们的态度，开始有泛爱主义的倾向，后来随着大观园内外不断发生人生的悲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在恋爱观上不独意专，情也专了。贾宝玉未尝不可以称为大观园中的一个“骑士”，只不过因环境的压迫，他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不够充份，最后反而为险恶的环境所埋葬。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的心境，远没有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轻松，他的个人寄托太多，政治寓意太深，是饱含血泪进行创作的，因此写出来的是沉重的人生和社会的大悲剧。而塞万提斯，在写作时则比较超脱，很多地方有意开当时西班牙社会的玩笑。《堂吉诃德》也是悲剧，但喜剧乃至闹剧的因素很多，在这点上，《红楼梦》与它迥然有别。就作者对作品主人公的态度而言，《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则又殊途同归，他们都对自己的主人公寄寓极大的热情，即使描摹人物的荒唐举动，有所嘲讽，但同时也流露着作者的拳拳之爱。他们不惜让自己的主人公做他们自己明知做不到的事情，这又使得《红楼梦》和《堂吉诃德》两部作品在真实的描写现实的同时，都寄寓着作者的理想成份。
《堂吉诃德》和《红楼梦》所以会有这些相同和相通之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塞万提斯和曹雪芹各自生活的时代环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轮廓来说，不无共同点。塞万提斯生于公元1547年，卒于公元1616年，正当西班牙社会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如同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所说：“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1页）。 但人民群众的反抗教会、反对专制统治的斗争并没停止，由于文艺复兴的影响，反而在十六世纪初开始形成一股人文主义的文学思潮，《堂吉诃德》就是这股文学思潮的代表作。《红楼梦》的出现，也是在清王朝的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作品的基本思想和明中叶以来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有着内在的联系，也体现了一定的人文主义思想。同处于历史的转折时期，代表着共同的文学思潮，这是这两部文学名著在思想上和艺术表现上有相同之处的根本原因。当然，两位伟大作家的生活经历也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饱经风霜，历尽坎坷，对人生的理解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塞万提斯是一个穷医生的儿子，很早就投入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曾多次负伤，后来又被俘，靠亲友赎身才得以回国。《堂吉诃德》是他在狱中开始写作的，作品刚出版时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当塞万提斯于1616年4月23日去世时， 他葬于何处也不为世人所知。曹雪芹的处境则更加悲惨，虽生于荣华，但被抄过家，晚年飘零，贫居北京西郊，食不果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况下，时断时续地创作《红楼梦》，“书未成”，便被贫病夺去了生命，真可谓“千古文章未尽才”。《堂吉诃德》和《红楼梦》在写法上和反映生活的深度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可能也和他们的作者的相似的经历有关吧。
我们把《堂吉诃德》的前言和《红楼梦》第一回加以比较，并不是想以此证明这两部世界文学名著具有同等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更不是说它们描写的社会生活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和内容。而是通过比较写法的异同，希望从中探寻出某些共同性的创作规律来。人类对艺术的创生能力，特别是艺术创造的心理活动，往往异地相契、异时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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