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精神结构说

作者：梁归智　王瑞兵
一、文章缘起

戊寅之年, 每逢周末, 山西大学哲学系隽才李春安、王瑞兵二君则到舍下夜话, 李君于哲思偏长, 王君则更有文致。近与王君剧谈《红楼梦》, 所相触磕启沃者尤多。王君所谈, 有一种哲学系出身的话语风格, 而笔者也有已经习惯的思致文风, 因而将谈话整理成文之时, 于话语形式的不一致, 颇感踌躇。继而思之, 保持对照鲜明的话语方式, 正可凸显思想交流的真实, 反有一种打破常规的新鲜感和刺激作用。因此下面行文, 其语言风格的驳杂, 正是有意为之,尚望读者垂鉴。

二、哲学的观照: 态度、原则和前提

阅读《红楼梦》的基本态度, 应该回到《红楼梦》本身, 尽量搁置前在的哲学、政治、社会理论、文艺观点, 尽量避免用一种理论去分割《红楼梦》、解剖《红楼梦》。虽然, 我们承认, 我们的理解和解读总是有一种前在的意向和语境的制约, 但我们还是能够回到《红楼梦》的原初言说和我们的原初阅读体验中去, 进而澄清《红楼梦》内在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并不是某种逻辑推断的结果, 而是从《红楼梦》文本中慢慢浮现出来, 凝固于我们内在体验中的一种基本稳定的精神意蕴和体验形式。这种意蕴和形式凭借对《红楼梦》的一些基本语汇阐释和- 些现象描述, 可能予以还原出来, 从而使我们得以剥除历史、政治、文化加之于《红楼梦》之上的尘埃与迷雾, 最终能够探究到进入这座艺术迷宫的真正入口并踏上它的阶石。我们所认同的基本原则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品性、行动、事态都源于作者的精神结构, 正是这一结构支配着《红楼梦》小说的人物精神品性、意愿和态度, 并将其置入特定的情境中, 使之交互生发出这一意愿的确定内容。那么我们对人物的态度、意愿及其所处情境的体验就是对作者内在精神结构体验形式的充实与完满。在对自我阅读体验的反思与描述之中, 我们完全可以探究出何以有如此体验的来源和这种体验所蕴含的基本形式及其确定内容。这一形式与作者的体验形式是可以极其接近的。举- 个例子: 格拉祖诺夫在听完别人演奏的一首曲子之后可以即刻弹奏出来, 其演绎之精确程度令原弹奏者颇为惊讶。这种本领莫扎特也有。这就说明了我们在上述态度和原则之下是可以基本还原《红楼梦》的精神结构的。

还原《红楼梦》精神结构的基本方法: 大观园是我们观照《红楼梦》阅读体验时的视域中心, 正副十二钗与贾宝玉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精神关联和大观园人物与园外人物的意愿、态度、关系, 都可以比较清晰地描述出来。而每一个个体人物之精神意蕴也可以在具体情境之中揭示出来。书中所描写的一切, 诸如亭台楼阁、四时风物、佩饰装束、歌语笑颦、诗词歌赋、离合聚散无不以鲜活灵动的精神昭示着红楼意蕴。

这样做的假设前提是: 1. 依据曹学研究所给予的曹雪芹生存状况的背景, 我们可以基本断定曹雪芹是个诗人哲学家和艺术家,而且是一个没落贵族后裔。他内性的聪慧高傲与外在遭遇的兴衰巨变造就了- 颗具有深沉悲剧情怀和强烈反叛意识的独特心灵,这颗心灵一方面对生命和世界中纯洁而美好的东西深深地眷爱迷恋, 一方面又为其无可避免的衰落和破碎而无比伤感痛惜, 由于眷爱和惋伤, 又激发出对构成毁灭性力量及其根源的追思、谴责、批判与怨恨。总之, 对曹雪芹精神气质的初步了解和体验是我们提出《红楼梦》精神总体假设的必要前提。

2 依据版本学、脂批及探佚学的研究成果, 可以断定原著《红楼梦》基本上已经完成。也就是说, 它的精神结构及其基本命意已经在曹雪芹生前确定下来了。此后的不断修改, 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只是寻求更为合适的方式凸显和深化这一结构和命意而已。那么从现有的版本及其复原状况来看, 我们接近原著风貌和还原其精神实质是完全可能的。

3 从红学研究的历程来看, 认为《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家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和事件来源与曹雪芹实际生活的可靠性的关联作了详细的考证, 并确定了《红楼梦》的历史向度即家史自叙传。而小说中对这- 向度也有明确的提示。但同时又指出了《红楼梦》是一部诗意化的作品。小说中个人创作的成分已大于历史客观事实记述的成分。综合这两个《红楼梦》写作向度, 我们可以确切无疑断定的是,《红楼梦》保持了作者内心精神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红楼梦》乃是作者的精神结构最充分的体现。

三、文学的回应: 进入《红楼梦》的角度

上述哲学话语的言说, 其实是明确这样几点:

1 阅读《红楼梦》, 最重要的是进入《红楼梦》的精神结构, 说到底, 也就是进入曹雪芹的内在精神世界。

2《红楼梦》与曹雪芹, 在精神向度上是不应该分割的, 但又只能通过进入《红楼梦》的文本而楔入曹雪芹的灵魂。而《红楼梦》的文本受许多先在条件的制约。这实际上是说, 曹学、脂批、版本和探佚学是进入《红楼梦》和曹雪芹精神结构的必要前提。

3 但红学中曹学、脂批、版本和探佚学等基础学科都只是“台阶”, 踏上这些台阶, 还是为了“回到《红楼梦》本身”, 进入曹雪芹“精神结构”的堂室。
4 要回到《红楼梦》本身, 必须尽量搁置读者前在的各种文化

心理结构的影响。要对各种自觉不自觉的哲学、政治、社会理论、文

艺观点的先在积淀保持高度的警惕, 即要尽量排除用既有的思维

定势框套理解《红楼梦》的惰性和习惯。

5 曹雪芹是- 位诗人哲学家, 是一位由经历家族盛衰巨变而对人的生存生发终极价值质疑的艺术家。进入《红楼梦》的精神结构, 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此种精神向度。

四、为“三类人”立传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关注的是哪- 种人类?是“正邪两赋之人”——“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 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 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 其聪俊灵秀之气, 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 又在万万人之下。”而这正邪两赋之人,其具象化者则为“三类人”:“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 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 则为逸士高人; 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 断不能为走卒健仆, 甘遭庸人驱制驾驭, 亦必为奇优名娼。”

此三类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和奇优名娼, 乃社会中“边缘人”之种类也。“仁人君子”与“大凶大恶”虽然具相反的精神向度, 但他们皆非边缘人, 而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对边缘人的关注是最具有民主精神之精义的——尊重少数。此一立场在曹雪芹所生存的专制时代, 其突破性意义更是具有惊世骇俗的性质。正邪两赋之人一方面是处于社会的正常规范之外, 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具有罕见的气质和才能之人。他们的追求向往意趣所在都是主流社会(包括“大仁”与“大恶”两者) 所难以理解和认同的。实际上, 这是一个灵俗两界的分歧。是对被主流世俗社会所忽略漠视的灵界向度的特别的呼吁。

灵界向度是少数人所具有的, 即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奇优名娼此“三类人”与社会中多数人在精神境界上是互相隔绝　格难通的。这里尤须注意的就是“少数”与“多数”之间的隔膜。由于他们是少数, 所以此三类人其实是一些精神贵族——具有天赋的灵界向度之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此三类人立传, 其超前性、反叛性和灵魂性都是直通诗魂的。我们只看他所列举出来的个例: 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 所谓皆易地相同之人也。其“同”在何处? 就同在灵界向度上,同在他们的精神结构是与社会的“多数”(这里面是包括了绝大多数“人民”的) 所完全隔膜的。最能说明此点的就是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三个皇帝, 他们的悲剧在于具灵界向度而被误置于需要治理国家的位置上。而曹雪芹却推崇他们, 因为他是肯定灵界向度的。

曹雪芹所心系的, 是历史上具灵界向度的少数人, 总是被社会之多数所误解, 所挤压, 所迫害, 他们的命运总是那么悲惨, 所以他要在太虚幻境里设- 个“薄命司”, 要“千红一哭”和“万艳同悲”。薄命司里的正副金陵十二钗和贾宝玉、秦钟、柳湘莲、蒋玉菡、北静王等人, 都是曹雪芹对他所心系之灵界向度这一核心问题的艺术演绎。理解了“三类人”, 也就理解了《红楼梦》。

五、灵俗之争的结局: 悲金悼玉

具有灵界向度的少数人在历史的夹缝中挣扎求存, 其才性在这种挣扎中焕发出灿烂的光辉, 但其肉体却最终被社会所压碎和毁灭。这种易时易地皆同的悲剧成了历史的“常态”, 整个社会的反应却是麻木的。曹雪芹对此一司空见惯的历史悲剧抱深悲巨哀, 乃有“悲金悼玉”的由衷感叹。

对“悲金悼玉”的理解, 要突破“金玉”只是代表“金玉姻缘”这一表相的看法, 而要理解为是悲悼“金玉之质”。第五回妙玉判词所谓“可怜金玉质, 终陷淖泥中”及第二十七回林黛玉《葬花词》中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 强于污淖陷渠沟”即揭示了这一根本性的精神向度。此“金玉之质”即灵界的向度。《红楼梦》里有如许多的诗词, 有的当代作家从所谓写实主义的写作传统, 感觉似乎诗词太多了, 不知道诗境正是《红楼梦》灵界向度的一种表征也。

有史以来, 诗人(我们这里说的是真正的诗人, 不包括某些用分行方式写作的“禄蠹”。) 是最具有灵界追求向度的人, 而诗人也最受到历史和社会的挤压与漠视。灵俗之争是有史以来最根本的一种悲剧, 却又被俗界的“大多数”所有意无意地掩盖和歪曲, 这种人间最惨痛的悲剧乃不被社会注意而悄无声息地上演着, 消亡着。因为俗界的社会完全不能理解“金玉质”的价值所在。

作者用各种艺术手段凸显灵界与俗界两种向度的区分。通灵玉和顽石的表里关系, 风月宝鉴的正面和反面, 第五回贾宝玉对宁国府书房的拒斥和对秦可卿卧室的接受, 都是这种灵俗两界的象征性揭示。“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文章”和燃藜图是俗界的向度,“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气笼人是酒香”和海棠春睡图是灵界的向度。所谓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也是这个意思。水做的好女儿香菱、平儿分别被泥做的浊物薛蟠和贾琏所玷污, 正是灵界被俗界所玷污的悲剧。而贾宝玉之“意淫”体贴乃是作者最心仪礼赞的伟大情怀——对灵界向度之礼赞也。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才能够懂得第五回中《红楼梦引子》是全书真正的“主题歌”:“开辟鸿􏣓, 谁为情种? 都只为风月情浓。奈何天, 伤怀日, 寂寥时, 试遣愚衷。因此上, 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六、《红楼梦》的根本意旨: 证情与证灵

因此, 脂批所谓全书最后乃是“情榜”, 各位主要角色都有以“情”为核心的考语——即今所谓“鉴定”, 如贾宝玉为“情不情”、林黛玉为“情情”、金钏儿为“情烈”等, 皆是“证情”, 即第一回所说“大旨谈情”也。

但“证情”的本质其实是“证灵”, 是对灵界向度的一种终极价值的笃定。“情”有各种层面的不同意义, 但曹雪芹特别着重的是由“情”而入“灵”的向度。情而至极, 乃通于灵。《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记载:“王戎丧儿万子, 山简往省之, 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 ’王曰:‘圣人忘情, 最下不及情; 情之所钟, 正在我辈。’简服其言, 更为之恸。”这里所谓“圣人忘情, 最下不及情”正是“仁人君子”和“大凶大恶”的另一种表述, 惟“正邪两赋之人”才是“情之所钟”的“我辈”。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乌纳穆诺(M iguel de U nam uno) 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也有一段相映成趣的叙述:“- 位腐儒看见梭伦为了一个死去的孩子而哭泣, 就向他说:‘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 你又何必如是哭泣呢?’这位圣者回答说:‘就是因为它不能挽回什么。’很显然的, 哭泣是有用的, 即使它只是减轻痛苦; 然而, 梭伦对于腐儒的答语是有着极深刻的意义的。我确信我们可以解决许多事情, 如果我们都能走到大街上并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苦——也许这只是个人的卑微的悲苦, 然后, 在哭泣悲叹中、在向上帝的悲号与祈求中, 让每一个人都结合在一起。即使上帝听不到我们的哭喊, 但是, 它是愿意倾听我们的哭诉的。圣殿之所以尊贵庄严, 就因为它是人们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一首普遍为那些受命运折磨的人所唱的乞怜之声, 它的意义(价值) 并不亚于哲学。单是治愈病痛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学习为它哭泣。也许, 那就是最高的智慧。为什么? 问问梭伦吧。”这是由“情”而通“灵”精神向度的绝妙说明。“学习哭泣”就是“最高的智慧”,“圣殿”的价值就在于哭泣。曹雪芹把“眼泪还债”的神话作为全书的精神基调, 千红一哭, 万艳同悲, 其意义也正在这里。曹雪芹是把“哭泣”提升到形而上的根本的情怀意向与精神价值之高度的。惟有达到此种“情界”之极处, 才可望进入“灵界”——尽管这里没有西方基督教的“上帝”和“圣殿”。《老残游记》的“自叙”开头说:“婴儿堕地, 其泣也呱呱; 及其老死, 家人环绕, 其哭也号陶。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 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 灵性之现象也, 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 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能“哭泣”才有“灵性”, 才是衡定“人品高下”的标尺。有情方能哭, 能哭方有灵, 这就是“最高的智慧”, 它拒绝任何“实用理性的智慧”——那是传统的、“禄蠹”的智慧。

与林黛玉的“眼泪还债”相通, 贾宝玉“意淫”、“情不情”的根本意向情怀乃是灵界向度, 所谓“今古未有之一人”。曹雪芹的伟大又在于, 他要告诉世界, 灵界向度虽然属于少数人, 但这少数人其实也不少, 而是分布于各种阶层, 从王爷到戏子, 从贵妃到丫头, 皆有其人也。即“三类人”也——唯此三类人, 方有“最高的智慧”。“灵”的对立面是“俗”, 即是说,“情种”的对立面是“禄蠹”。书中描写当贾环、贾兰叔侄两个来看望贾宝玉时, 贾宝玉与他们无话可说, 而与秦钟、蒋玉菡和柳湘莲相遇时, 贾宝玉就有说不完的话。这是灵俗两界的根本分野。但曹雪芹偏又写是大禄蠹贾雨村道出了“正邪两赋”——“三类人”的深微哲理, 写贾雨村是灵界翘楚林黛玉的启蒙老师, 写贾雨村每次到荣国府都要求与贾宝玉见面——但最后又是贾雨村落井下石, 累害贾家。这里面既有曹雪芹的调侃, 又有曹雪芹的深微思索。灵界是不可能脱离俗界而孤立存在的, 灵界不能导向虚无缥缈。

灵与情互为表里, 就防止了灵界向度滑向价值虚无和情怀缥缈的可能性, 而保证了灵的人间性和实在性, 能活生生地哭泣方能“证情”——肯定了爱的终极价值向度。此所以贾宝玉的“情极之毒”、“悬崖撒手”不可能是最后的结局, 而必须要重返红尘与史湘云结合并归向“情榜”方得大欢喜大觉悟也。这正是曹雪芹“以情补天”的卓越贡献。贾宝玉作为“圣之情者”是被赋予像耶稣和佛佗那种“救世主”地位的, 他在以身作则地传教, 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传教, 他传的是“情教”——“灵教”。

七、《红楼梦》的写作向度: 诗法与史法

灵的超俗性和情的人间性, 二者相反相成。这也就决定了《红楼梦》的写作向度一是诗法, 一是史法。《红楼梦》具有诗与史的双重素质。诗法体现灵界向度, 史法体现人间向度, 也就是所谓诗意的写实主义。
诗法即整部小说渗透着诗的气质。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不仅是一种写作方法的选择, 而更是一种灵界向度的自然体现。“形式”与“内容”原是不能割裂而论的。形式里有着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即如书中的女儿都有一种花作为象征, 林黛玉和晴雯是芙蓉花, 薛宝钗是牡丹花, 史湘云是海棠花, 贾探春是杏花, 花袭人是桃花, 麝月是荼　花等, 这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方法”、“技巧”, 其实是灵性的品味和境界。花品即人品也。首先, 无论什么花, 都是花——是大自然的美物, 所谓采日月精华、受天地灵气者。其次, 各种不同类型的花又各有其自己的境界和特点, 当然也有高低上下之分。

写作向度的另一法即史法, 所谓“追踪蹑迹, 不敢稍加穿凿”“半世亲睹亲闻”, 所谓“家史自叙传”“忽喇喇似大厦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而其内涵是“一把辛酸泪”“字字看来皆是血”“细看宁非血泪乎”。诗法写出灵界的超卓和美丽, 史法则写出俗界对灵界的残酷无情的迫害。

由此我们可以懂得, 灵的精神品质是一种至清至净、至坚至洁, 充盈于草木、山水、花鸟、女儿之间遍布宇宙的高贵气质。其神圣性要超越于人类灵魂及其肉身的存在。生命可以被毁灭, 而灵性不可以被践踏。人和万物的生命都因禀赋了灵性而得以神圣, 并不可被侵犯。人的独立、自由和幸福也只在灵性的共契中才能得以实现。任何以道德、生命、社会、国家、宗族为名义对人之灵性的剥夺与践踏, 都是最为残忍、不义和不可容忍的罪恶行为。而灵性生命因任何内在(人的自然成长、欲望的放纵) 外在原因的泯灭、失落都是生命最深刻的悲剧。但体验到如此无情冷酷的现实, 却并不“逃逸”, 而要“证情”和“证灵”, 以情和灵给这个世界以亮色和暖色, 以超拔和拯救。这才是曹雪芹写《红楼梦》之不可企及的伟大之处。

八、曹著与高续: 灵俗之辨

曹著与高续“两种《红楼梦》”的本质分野其实就是灵俗之辨。高续通过后四十回的续补和对前八十回的篡改, 把原著从灵界的高度上拼命往俗界的低水平上拉。高续把曹著庸俗化了。这是“两种《红楼梦》”争论的全部问题。

后四十回完全丧失了“诗法”和“史法”的写作向度。前八十回把音韵、音乐性都渗透进小说的字里行间, 故而其语言风格是活脱灵秀的, 这是“诗法”的写作实现。后四十回则多为较长的句子, 行文　嗦絮叨, 更“白话化”——也就是更庸俗化。更不必说前八十回的“假语村言”、“草蛇灰线”、“实象和假(借) 象”等寓言、卮言、重言的象征隐喻手法消失殆尽了。读前八十回, 我们可以在里面流连徘徊, 读后四十回则有一个讨厌的导游在耳朵边不断地呱噪。曹著写大感慨大悲剧, 高续则写小情感小悲剧。故而其“史法”也就大相径庭了。当然小情感小悲剧也有它的意义, 但这种小学生水平的话还需要不厌其烦地说以证明自己不是白痴吗?阅读立场的突破, 灵界向度的趋同。没有脱胎换骨的改造, 对话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必要的。胡风晚年曾说, 如果天假以年, 他要为中国文化史上几个大冤案的澄清竭尽全力: 一个是鲁迅, - 个是路翎, 还有一个就是曹雪芹。有多少人能听懂他的话呢?

1998 年10 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