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未有之一人”——试论贾宝玉对传统男性形象的背离

作者：廉萍
脂批对贾宝玉有这样一段评语:“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并称之为“今古未有之一人”(见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批语)。这段话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宝玉的礼赞,但如果我们中性地看待它,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宝玉何以“今古未有”,脂砚斋何以“实未目曾亲睹”,将为我们真切地把握宝玉形象提供一条有用的线索。当然,贾宝玉的形象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本篇小文无法全部涵盖,仅能分析其中的一个特点而已。

《红楼梦》第三回书中,用了两首《西江月》来形容宝玉: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解者以为“这两首词用似贬实褒、寓褒于贬的手法揭示了贾宝玉的性格。”这两首词到底褒贬如何,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情绪,也许我们应该先去书中具体观察一下贾宝玉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再作结论。

贾宝玉无疑是一个有些“奇怪”的人,其行为之怪诞,有口皆碑。祖母、父母、兄弟姐妹,甚至丫头、小厮都可以随口说出几条。并一再受到父母的管教及宝钗、湘云、袭人辈的规劝。这一点读《红楼梦》者自然深知,不烦再引。太虚幻境警幻仙子对他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第五回)闺阁良友和见弃于世道,是宝玉形象的两个重要特征。他的怪僻表现也大致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对世务经济的态度和对女性的态度,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对自身性别的否定。在经济世务方面的怪僻表现具体有:给读书上进的人起个名字叫“禄蠹”,不喜结交贾雨村类的官员,批评“文死谏,武死战”,不喜上学读书,目宝钗、湘云、袭人要他结交官员、留意世务的规劝为“混帐话”等。

而宝玉生活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几千年中,男性一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社会和家庭都对男性期望极高。所有的男性都要担负起修齐治平的大任。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足够的男性楷模,总结出了一系列男性应该具备的理想品格,供一代又一代的男性仿效实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追求完美人格的历史,当然,这种完美主要是针对男性而言。读书作官,学优则仕,是这个时代男性的正统道路,也应该是宝玉的“一生事业”。《红楼梦》书中虽然“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但到了宝玉,往往另生别论。比如宝玉也经常考虑自己的死亡问题,在受笞以后,宝钗等来看望他,他这样想: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假若我一时竟遭殃横死,他们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们这样,我便一时死了,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第三十四回)后来又再次强调自己的这一希望: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三十六回)这种理想和“文死谏,武死战”相去甚远,不具备什么社会价值,却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它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美也是来自人性中的柔弱,是一种凄美。不过如果试想一下,无数女子的眼泪,托起一个男子,漂往未知的幽僻之地。就会发现这组意象中“男子”二字显然有些突兀,因为在常人的心目中,柔弱是单属于女性的。但我们读时往往觉不出突兀,这是因为经常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宝玉的性别。宝玉总在否认自己的性别,而作者也在刻意让他背离传统男性形象。即使对于女性的柔弱多情,那个时代有着正统思想的人们也不容易接受。我们今天看黛玉葬花凄美绝伦,但在当时正统的眼睛里绝不是福慧双修。对女性的要求尚且如此,男性更不必说。所以宝玉和燕子、鱼儿说话,畅谈心中所思所想,经常被旁人目为“呆气”、“疯话”,是“无故寻愁觅恨”。这种性格,显然背离了社会和家庭对于他作为“宝二爷”的期望。

对女性的态度方面的怪僻表现具体有:在丫头们面前做小伏低、爱红,从小和姐妹们在一起娇养惯了,只爱在内帏厮混,认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在女性面前往往自惭形秽。对不被重视的女子充满爱护和同情,袭人、麝月一干人自不必说,其他如受呆霸王欺凌之香菱,受贾琏忽视之平儿,虽然是“别人”的屋里人,但一有机会,仍如待袭人、晴雯诸人一般,极尽照顾呵护之能事等。这种呵护并没有企图要占有的目的,只是“天分中生成一份痴情”。以平等之心、敬爱之心、怜惜之心对待所有年轻女性,贾宝玉是古小说中之第一人,也是《红楼梦》中独有之一人。情悟梨香院后依然如此。(黛玉亡后宝玉对于女性的冷淡,表面上看是由于要出家入道,对情、色已经心灰意懒,骨子里却是继承了元稹《莺莺传》里以女为妖、尤物害人的男性本位思想,和前八十回的宝玉形象格格不入,姑且不论。)尤其对于黛玉,别有一番情怀。宝玉之性情,也在和黛玉的厮磨中体现得最充分。

传统社会里男女严重不平等。所谓“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避深室,藏头羞见人。”(傅玄《苦相篇》,见《玉台新咏》卷二)从《红楼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即使千金万金的公侯小姐,在家庭中有一定的地位,但在社会上是没有发展机会的。探春就有这样的感叹。在两性关系中,男性显然更有优越性。凤姐如此刚强,面对贾琏的用情不专,也只好脸儿黄黄、忍气吞声,只能背后用计。男性的三妻四妾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偷情也得到了老祖宗的默许。在这种环境中,宝玉对于女性的态度更加卓尔不群。

《红楼梦》叙述的第一个世俗婚恋故事是“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第一回回目。强调世俗,是因为书中还有一个和它相对立的“太虚幻境”,并在贾雨村故事之前已经叙述了一干风流冤孽的前缘)。假语村言也好,侥幸(娇杏)也好,作为一部大书“大旨谈情”的第一证,其象征意味可想而知。从写作手法上来讲,写丫头娇杏以后做了正夫人,是反衬小姐英莲日后为人做妾的命运,强化全书“梦”、“幻”的主题色彩。从内容上来讲,则代表了文学作品中一种传统的爱情模式。整个故事的关键情节是这样的:“(娇杏)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作者下文又一次强调了贾雨村的知己之感,并最终玉成其事。这很象红拂故事的翻版,起码贾雨村这样认为。这是传统爱情故事的一个类型,建立在女性对男性能力、才华的认可和崇拜的基础之上。这种爱情属于“自由”的、“进步”的一类,有感情基础,但显然带有强烈的男性中心色彩。

在宝、黛故事中,这个特点淡化了。虽然书中写二人是三生石畔注定的木石前缘,初次见面就已经彼此觉得面善眼熟,但在现实世界中二人的感情仍有一个历历分明、令人信服的发展过程:自幼同随贾母一处坐卧,所以熟惯,既熟惯,则更觉亲密,既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二人口角,多是此类。结果便是宝玉去俯就,在潇湘馆外吞声叫好妹妹。此情此景,百年之下犹能令人心折不已。甲戌本第五回评语说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第二十五回评语又说“二人纯用体贴工夫”。体贴,正是二人感情动人之真谛,读《红楼梦》者自知。

以上两方面的表现都说明了宝玉对男性传统角色的背离。这种背离不是空穴来风。有宝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个人方面一者因为他已经拥有极其优裕的生活条件,没有依靠俸禄解决衣食问题的迫切要求;再者,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衣食无忧、祖母溺爱等)也为他思想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社会方面即男性已很难背负历史赋予这个性别的重任。男性成功的标志在于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但社会提供的途径又只有读书作官一条路。所以,满腹文章,偶尔文武双全,就成为男性的全部魅力与价值所在。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明显。《红楼梦》很推崇的《牡丹亭》、《西厢记》二书,其男主人公就是如此,并且凭文章考中的状元成了婚姻有望的最后保证。所不同的是,早一些的《西厢记》对男性的才学文采还很推崇,到了《牡丹亭》里,就多了几分揶揄、嘲弄。

张生雪窗萤火二十年,学成满腹文章,修书退兵之后,红娘由衷地赞道:“一封书到便兴师,显得文章有用,足见天地无私。”拷红时替张生辩护,也说“秀才是文章魁首”,总之,男性的文才作为张生的优点之一,是起了正面的作用。《牡丹亭》中则不然,柳生自然也是个才子,“偷天妙手绣文章”,《闹宴》一折中却有这样一段表现,衣衫褴褛的柳生求见杜丽娘之父杜宝,被告知杜宝其时正举办太平宴,柳生想:“原来如此,则怕进见之时,考一首《太平宴诗》,或是《军中凯歌》,或是《淮清颂》,急切怎好?且在这班房里等着打想一篇,正是‘有备无患’。”结果“腹稿已吟就,名单还未通。”而且被抓起来打了一顿。这一细节,近似插科打诨,不仅不是表现才华,反倒暴露了酸丁气息。满腹诗书的才子身分和狼狈之间犹不忘作应景文章的可笑行为之间的不谐调,实际是社会给予男性的过高定位和男性自身有限的才能、素质之间不谐调的体现。拿男性视为安身立命之根本的“文章”来取笑,也显示了对男性人生价值的怀疑。在《红楼梦》中,贾宝玉也写诗写文章,但在大观园中,并不以此见长,面对诸裙钗,反倒常常相形见绌。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对男性固有的期望,但贾宝玉生活得真实、自由,并不以之为耻。社会过高的定位和期望,对男性来说,正日益成为一种负担。他们往往面临这样的困境:个人的状况不能满足传统和社会的要求,但不得不努力靠拢,这种徒劳结果显得可笑。真正好的作品应该关心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红楼梦》关心的问题之一正是男性的这种生存困境,一曲《好了歌》,勘破了男性所追求的一切世俗目标:功名、富贵、娇妻、儿孙。暮年甄士隐放弃一切的飘然而逝,是一种解脱途径,少年贾宝玉,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否定自己的性别,甚至比较极端地认为男人都是些须眉浊物,是泥做的骨肉。这种背离,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能导致失败:背离仕途经济的后果是不能固守祖业,最后贫困潦倒,过着绳床瓦灶的生活。背离传统男女之大防而培养起来的真正的爱情也遭到失败,没有和“从不说这些混帐话”从而心心相印的黛玉成亲,却娶了能规劝他、利于他走上仕途经济之路的宝钗。脂批称贾宝玉“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正说明在现实的生活中,背离传统大为不易。此等人物,人间若有,必是天天受父师之责,天天受责,必不难改情移性。而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正以追逐利禄、以求实现社会期望之辈为多。因此贾宝玉在更大程度上是作者所创造的集理想和现实于一身的艺术形象,而不一定全是写实的自传。

这些失败给全书打上了很深的烙印。不管《红楼梦》是否作者自传,宝玉是否就是作者,二者都目睹身历了大家族由盛到衰的过程,当没有什么问题。“富而不骄,贫而不诌”,只是一种理想人格;“富贵不能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却是人之常情。写《红楼梦》时的作者,已是贫困潦倒,反省少年时代,应当不无忏悔。这种情绪必然会传达到作品中来。作者在尽情描述已逝的繁华的时候,时时不忘点染这种追悔的情绪。这在全书的开头与结尾尤其明显。开卷第一回,作者说明创作动机,自云:“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是石头寓言,也是作者自况。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贾雨村所说“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从师长之规谏的。”正是“世人诽谤”的内容。晚景落魄,再念及此语,心中应当不能不有所感触。脂砚斋说“此书系自愧而成”(第十二回评语),不无道理。

小说正文,虽然对宝玉颇多赞许,用正笔,用反笔,但犹如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埋伏着“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作者浓笔重彩刻画的少年宝玉之种种形状,也暗示了多年之后,蓦然回首时深深的痛悔。有如万丈红尘之上一粒冰冷晶亮的星,书中时时有一些细节提醒阅者眼目,令沉醉于繁华中者为之一惊。第五回警幻训辞中有:“而今后万万解释,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第十六回秦钟临终道:“并无别话,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说毕,长叹一声,萧然长逝了。(见庚辰本)警幻仙姑掌管人间风情月债、女怨男痴,这几句话仿佛不近情理。而秦钟的临终忏悔,也似乎有些索然无味。那些宝、秦“自为高过世人”的见识,无非就是以上所说的不屑读书、蔑视世俗、以情为重等等,的确是高出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之辈一筹。但警幻在书中还充当着指点迷津的角色,而秦钟作为“情种”之谐音,其言行都寄托着作者的寓意:“情”永远不可能离开对社会诸因素的依托,背离社会去追求单纯的“情”必败无疑。秦钟之悔,正是作者之悔;警幻之训,自是全书正论。

因此,两首《西江月》中“于家于国无望”的句子,并不是轻描淡写,其中的沉痛非真正过来人不能深知。但作者显然又不甘心对往事全盘否定。所以体现在作品中,就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以情为最重,又忏悔为情所惑、所误,但最终仍不能忘情。这种复杂心态,造成了《红楼梦》传达的情绪的复杂,也不能用褒、贬一言以蔽之。不同的读者将永远会有不同的解读答案。

总而言之,贾宝玉形象的主要特点是对男性传统社会角色的逃避,对男性传统美德标准的否定,对男性传统成就的怀疑。这种背离传统的结局是失败。因此,这个形象的最大意义在于否定,因为他虽然不满于传统,但自己也找不到出路。最后虽然出家作了和尚,并不表明最后的解脱是皈依某种宗教,因为书中总是一僧一道一起出现,这一僧一道,不是宗教的代表,而是作者的哲学概念“梦”、“幻”的化身。“梦”、“幻”则是作者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用来解释自己命运的最好理论。《红楼梦》所揭示的人生哲理是很深刻的,集中了古代知识分子对人生思考的重要结论,象美中不足,月盈则亏,都是中国式的朴素而深刻的真理。这些富于辩证色彩的道理古人很早就总结出来了,《红楼梦》利用小说的形象性又一次阐发了它。这些中国式的东西,才是我们的作品的精华。《红楼梦》超出一般小说的价值在于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画面,取得了极高的成

就,同时也许是无意之间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原因:情,虽然是人类活动中最可宝贵的部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不能超越社会之外而存在。黛玉之死,袭人他嫁,以及宝玉的失败,都显示了单纯的“情”在社会秩序面前的无力。

参考书目:

①　《红楼梦》(上、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②　《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修订本),陈庆浩,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