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氏物语》和《红楼梦》这两部世界名著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如豪华的场面，宏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等，尤其是两部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的神似，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它们伟大的现实意义。
两部作品都以“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内容，揭示了“聪明灵秀地，无可奈何天”那种残破不可补的现状。在轰轰烈烈的场面中，见出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作者于盛世中揭示出末世的必然．这是两部作品的精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两部作品有着惊人的相同。
“温柔富贵，风流豪华”虽已成为过去，但曹雪芹和紫式部都不熊忘怀，于是歌，于是泣。或歌盛世的豪华，或叹末世的凄惋。歌盛世，盛世不再来，留下的只是温乐后的悲凉；叹末世，末世尽凄苦，却存有昔日纨绔膏梁的余甘。当悲凉与凄苦同时袭来，再回味余甘之时，曹雪芹和紫式部便只有长歌当哭了．希望化为虚妄，虚妄又成绝望。两位伟大的作家正是在希望与绝望的矛盾中，唱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有着相同音调的末世的哀歌。
一、末世的哀叹
“这浊恶可叹的末世……总是越来越坏。”这是紫式部对她生活和描写的那个社会进行的诅咒。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凡鸟偏从末世来……”。
这是曹雪芹对他所处的时代得所写的人物发出的哀叹．此类例子在两部作品还有很多。这是否偶然巧合？如果我们对作家、作品及其时代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末世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必然．《惊氏物语》成书于10世纪末、11世纪初、日本贵族壮宕的鼎盛时期——平安王朝时期。当时，平安京的上层负族恣意享乐。歌舞升平之中，权势者们的明争暗夺也愈演愈烈。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斗争的阴影：皇妃间的争宠―实际上是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身份高贵的弘徽殿女御和地位卑微的桐壶更衣间展开，摄政大臣间的倾轧和争夺，以源氏为中心激烈地进行。
所有这一切，在紫式部眼里，怎不是“浊恶可叹”、“越来越坏！”世道、人心，以及唐和朝鲜经济文化的影响，使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变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必然，贵族社会的总崩溃已在眼前。这就是紫式部眼中和笔下的所谓末世。
同样，《红楼梦》问世的18世纪，清帝国在“烈火烹油，鲜花看锦”的乾嘉盛世的背后，“外面看起来轰轰烈烈，内囊却尽上来了”。皇室内部的激烈斗争，宫廷内外的奢侈腐化，都或曲或直地在大观园内外、在宁荣府的世界里反映出来。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冲击着封建社会的基础，预示着它全面、彻底的没落和总崩溃的到来。面对这无可补的、残破的、封建末世的天，曹雪芹只好、也只能唱几句哀怨的挽歌。
二、入我门来
在这个末世里，紫式部希图给不幸的女子找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她终于找到了源氏公子庇护下的六条院；曹雪芹则希图给那些“清净洁的女儿”找一个自由自在的真如福地，他选中了大观园。然而，不论是六条院还是大观园，都不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六条院里，充满着无尽的精神痛苦，大观园里也难免被国公府的主子们搜检查抄。宁静打破了，梦幻破灭了，世上的一切，原来终归于虚幻，于是，作者又将她们连同主人公一个个送进了空门。
佛教传入中国，同儒道思想结合，成为历代统治者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它在初创时期的消极反抗的精神，也在传播中逐渐消耗殆尽，剩余的只有逆来顺受。佛教传入日本后，与日本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内起着更为消极的作用．这在两部作品中可见一斑。
在《源氏物语》里，贵为天皇的朱雀帝，随着逊位和失势，又惧怕当时摄政大臣源氏公子报复，不得不郁郁地出了家；滕壶皇后受弘徽殿的百般排斥，同时又怕与源氏的丑闻泄露，最终也只好皈依了佛门，空蝉、浮舟……无不是忍受着极度的内心苦痛，循入寂寞的清灯古寺。末世里人们的无可奈何，就以这种无力的退避表现出来．
显然，紫式部不可能找出拯救他们的更好的办法。虽然她深通佛经，却不信佛门可以超脱。所以在她的笔下，所有入空门的人，心理无一不是极度痛苦的，这是对佛门所谓极乐世界的否定。
《红楼梦》里的一僧一道，恍惚迷离的太虚幻境，在读者心目中是神秘的．这里的空门比紫式部笔下的佛门更难进。我们暂且不去探讨为什么那一僧一道总是同行同止，也不去理会为什么清净洁的警幻仙子要贾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以及宝玉为什么又续《肢筐》，又说世上的书只有“四书”．又要参禅念佛……我们只说，念佛难免人间痛苦，悟彻后却可万念俱息。当甄士隐、柳湘莲，以及惜春、宝玉们悟彻后，或飘然而去，或毅然弃却人间富贵，在庸众眼中，这难免是痛苦的，是痴呆的，曹雪芹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两部作品不同之处是：曹雪芹笔下的空门已经不限于紫式部笔下的佛门，而是儒释道三家的共和圣地，当然，也是那些“浊物”不能染指的净土。所以，不论是整日和道士胡屏的贾敬，还是见了老太太、凤姐们，提起国公爷便“脸酸酸地”那个谄庚势刊的“老神仙”．都没有资格入此门．紫式部笔下的佛门，只是失望者消极的避难所，而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却似乎寄托着一种理想：在这里，掌权的已不是什么如来、观音，而是一群女子。连同那一僧一道也要事事来这里“交割清楚”。且这里的姐妹相处，也有一种平等的民主迹象。显然，紫式部笔下只有绝望，曹雪芹笔下则可见新的寄托．这是因为，一方面曹雪芹和紫式部对末世的认识深浅不同含另一方面，也表现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和10世纪日本贵族社会末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当然也预示着它们前景也将是迥然有异。
三、女儿命薄
女儿命薄是末世的象征。在曹雪芹的笔下，所有清净洁白的女儿都在薄命司。通观《红楼梦》，没有哪一个能逃过这样的命运．贾府的四位小姐，名字就叫“原应叹息”（元迎探惜），还有奉氏、尤家姐妹、晴多，金钏等，竟无一例外。其他的，则在“十二支曲”和判词里，为她们注定了命运：贵为小姐的，八正册；小姐而后丫头，丫头又兼小姐的，入副册；注定终生不能发迹，只能“配小子”的，连同那些“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只好入另一副册了，这不是用宿命论一词可以说得清楚的，而是曹雪芹对那个“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封建社会的控诉，也是对社会最底层妇女悲惨命运的深切概括和同情。
我们可以想象到，六条院的妇女，如果在警幻统治下，也是一定要入薄命司的。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甚至比中国妇女更低。末世的“浊恶可叹”也正在这里。
六条院的薄命女儿们不敢——也从来不思——反抗。最具个性的空蝉，在源氏的淫威下，也只有消极地逃、躲，而大观园里的鸳鸯、司棋、晴雯和黛玉们，则大胆地进行着心理上和行动上的反抗．
不论是六条院还是大观园里的女子，都没有把所处之地作为他们理想的地方。就连高不可攀的皇宫，元春也认为是“见不得人的去处”。但可悲的是，《源氏物语》里的明石父女，《红楼梦》里的柳家母女，却又极力想跻身于这个行列。明石道人是贪图宫廷的富贵，而柳妈，又何尝不是贪恋国公府的荣华？更为可悲的还在于明石夫人和柳五儿或先或后的觉醒以及觉醒后的无可奈何，以至于象明石夫人那样的麻木，末世的可悲正在这里。
四、情、淫及其它
源氏公子和贾宝玉，都有一种痴情的乖决，这是末世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来解释这种乖戾的根由：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皆无大异……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来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那气，恶者之所乘也”。
而源氏公子和贾宝玉既不是秉正气的大仁，又不是秉邪气的大恶，而是正邪二气的混合，是“所余之秀气”和“一丝半缕误而泄世之邪气”的混合：
“故其气亦必吠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乘此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身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刘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那译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会候富青之家，则为情痴情种……”。
本文不打算探讨曹雪芹的哲学思想，这里我们只是把它作为源氏公子和贾宝玉性格的注脚。他们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竟是那样惊人地相似！的确，他们的聪俊灵秀在万万人之上，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芸哥儿认了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宝玉做“父亲大人”，便找到了来园子里鬼混的借口，于是，无聊时就和宝玉扯些谁家的丫头标致之类的话，袭人在宝玉无聊时，也只得随着他，“说些女儿如何好”．《源氏物语》第二回《帚木》中，头中将、左马头和原氏公子几乎自始至终都在津津乐道地谈论各色女子。
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性格，在那个时代是毫不奇怪的。他们生活在悠闲和富贵的环境中，除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之外，便没有其它的事情好做，所以，生出许多荒唐事来。这些人物是封建盛世的产物，作为统治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末世必将伴随而至．我们从这些人物的身上不仅仅看到了末世的必然，同时也省悟到：盛世即末世。这正是老庄哲学中盛即是衰，荣即是枯的道理。
源氏公子和宝玉虽然同有一种几乎对所有女子都关怀备至的怪戾，但他们的关怀，又有明显的不同。紫式部笔下的源氏公子决不会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所以，我们从贾宝玉那里看到的是对不幸女子深切真挚的同情，甚至痴情深沉的爱，而源氏公子，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对妇女的玩弄―虽然也有怜悯和不遗弃．宝玉是置身于这些女子之中的，而源氏却是凌驾于她们之上的。用贾母的话说，宝玉原该是女儿，因为“错投了胎”，才托生成了男子。
曹雪芹自己也分不清情和淫的界线，他借了警幻的口解释道：
“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并据此把情分为二种：一是皮肤之淫滥，一是所谓意淫。她说：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此之好淫者，不过悦容顺、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盛物耳。如尔（宝玉）则天分生成一段痴情，香辈推之为‘意淫’……”。
从这里可以区别二人性格本质的不同，显然，源氏属于前者石宝玉属后者。如果我们说前者属淫，后考属情，不知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宝玉爱“灵”，源氏爱“肉”．近于赦、珍、琏、蓉之徒的源氏偏偏又当上了摄政大臣，享太上皇待遇，受万万人敬仰，这就决定了他和“与家与国无望”的宝玉性格和命运的不同。
曹雪芹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一个情字：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主必淫。
擅风情，采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
此处虽指“淫丧天香楼”的秦可卿而言，却代表着乌烟瘴气的宁荣二府。我们在《红楼梦》里虽看不到秦氏淫丧的本来面目，但只要听听贾珍“尽我所有罢了”的哭声，焦大“爬灰的爬灰”的骂声，以及柳湘莲的诅咒声……再看看赦、珍、莲、蓉、茗烟、秦钟、贾瑞们的行为，便可悟出这“败家的根本”是指什么而言的了。腐化、堕落、私通、乱伦……，国公府原来就是这样的乌烟瘴气。
那么紫式部笔下的景况又如何呢？只要看看源氏公子就够了。他是嘴化堕落的总代表，在他那里，上自母后（继母）滕壶，下到宫女奴蝉，丑的如末摘花，俊的如夕颜，老到落了牙的老宫女，小至十一、二岁的幼女……只要他能涉及到的，无一得干净，连同他的养女也不例外。他的“理论”是从头中将、左马头那里学来的，而他的行为又被夕雾和熏公子们继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真可谓“青出于蓝”。
曹雪芹欣赏宝玉似的情，紫式部赞赏源氏那样的淫，但两位作家又同时把它当成“败家的根本”，并认为世道也正是坏在这里．其实，情也好，淫也罢，都只能是那个“浊恶可叹的末世”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情或淫才败家坏世的。情和淫固然会促成末世的到来和转化，但败家坏世的，却是那个时代的腐朽的社会制度，这是曹雪芹和紫式部都不可能了解的。
五、妻妾制度
在封建社会．妻和妾都是男子的附属物，但她们的地位又是显然地不同―妻是主子，妾是奴才。妻的地位在她们所生育的子女与奴仆之间，被恩格斯称作“为男子生产财产继承人的工具和奴隶总管”。妾的地位，可从赵姨娘向探春讨丧葬银看出：
“这大嫂子也栩涂了，我拉杜谁？谁家姑娘拉扯奴才了？"
这是探春冲李纨向生母赵姨很及那些周家奶奶们发的小姐款儿。她心目中，她是主子，生，生母赵姨娘是奴才，她怎么能拉扯奴才呢？偏偏赵姨娘不识相，结果讨了个大大的没趣，不但银子没讨来，闲气没争胜，还落了一肚子的窝囊气。自己本来就是妾，偏不懂妾就是奴才，还要搬出个连做舅舅资格也不够的赵国基来，难怪探春小姐抢白：
“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个舅舅来？”
她只认九省检点王子腾，不认自己的亲舅舅。但她身上毕竟流着这个妾的血，不管她如何自命高洁，仍难免远嫁海疆。末世的一切，对世人都是无情的鞭挞和嘲讽，所以说她是“生于末世运偏消”。
用贾府老祖宗的话说，妾可以“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去”，因为“我这里有银子”。妾也可以送，秋桐就是赦老爷给儿子的赠品。有人甚至连作妾的资格都没有，如晴雯，她的叛逆和反抗是那个社会不能容忍的。
和宁荣二府不同的是，六条院的女人都是妻，也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而日本贵族社会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六条院女子的荣辱，全在于男子的宠爱与否，也在于其子女地位的高低。四十岁的源氏，可以使太上皇十六岁的女儿做他六条院群妻中并不受重视的一个；明石夫人可因女儿做了皇妃而显赫。但是，我们从源氏的赐姓和夕雾的择婚等事件，可以看出贵族社会的末世中，这种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制度也面临着危机。
《红楼梦》里，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多妾制。皇妃尽管高贵，也只能是帝王的妾．妾要得到尊重，只有等妻死后扶了正．才能名正言顺地做主子，如娇杏，但这种“福份”降临的机遇少得不能再少。
六、身前身后事
紫式部亲历了平安王朝时期的宫廷生活，做过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对官廷的内幕和妇女的不幸有着深切的同情和了解，对贵族社会的没落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她以宫廷生活为背景，对那一时期的社会厉史，进行了真切的描绘。
曹雪芹也身厉了家族的鼎盛和败落，看到了末世之天已不可补，才凝着血泪，写出了这部不朽的著作。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都是以不闻于正史野史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描写内容的，正如紫式部所说：
“这些称是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是“这丰世亲见亲闻。”
但是．作者并未将生活翻版，而是将生活进行了精巧艰苦的艺术创造和艺术加工。更重要的是，作者将其真情实事作了幻化：
“作者自云曾经历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教演出来，敷渲出来。”“这些虚构的故事中，亦颇有情味，描写得委碗曲拆的地方，仿佛真有其事。所以，虽然明知是度构，看了却不由你不动心”
作者毕竟还是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作背景的，因此，不可能不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奇怪的是，两个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作家，却用同一腔调，声明自己的作品与政治无缘。紫式部说：
“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
但她还是喊出了：
“这个浊恶可叹的来世……总是越来越坏！"
社会的黑暗，逼迫作者不得不用曲笔来表达自己欲言不能的许多事。
曹雪芹的表达更加曲折：
“……石头记……，大旨不过谈情，亦只是实录其事，绝无伤时诲淫之病……”
细读《红楼梦》的人，都理解这个“大旨不过”。半部《石头记》，惊动了皇帝老子的大驾，以致后半部“奇”不敢传，“世”不敢闻。甚至连脂砚斋的评语批点，也只好将真事隐去，而用假雨村言了。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述闺阁中之事切，略涉外奉者则简，不得不泻其不均也”②。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潮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③
这些话，更加深了我们对作品政治内容的理解，作者写身前身后事，但涉及朝廷政治的，都不得不格外谨慎，也正是惟其谨慎，才更真实、更巧妙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也只有谨慎，作品才得以流传。
七、结语
《源氏物语》《红楼梦》都以盛世的繁华见出了末世的必然.在“家庭琐事，闺阁闲情”的叙述中再现“吃人”的日本贵族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紫式部和曹雪芹在对往事留恋和叹息的同时，对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中受压迫妇女的命运和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始终有妇女的大胆追求和反抗:从《诗经》的大胆呼声到卓文君传奇;从崔莺莺的西厢偷情到杜丽娘的情死·····一直到林黛玉的心理反抗，而鸳鸯、司棋、晴雯、尤三姐们的追求和反抗，则不只限于对自由婚姻的追求，而是涉及到对封建伦理的挑战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了。
然而，在六条院里，始终没有这种追求和反抗，空蝉是消极地逃躲，夕颜则任其玩弄、摆布以致于死，也无半点逃避的表示。这也许就是东方君子和西方才子们所津津乐道的日本女子的美德?贵族末世摧残人性是，令人痛心，发人深省。
在那样的末世里，被人吃的也曾经吃过人，吃人的也将要被人吃，不仅鲁迅笔下狂人翻看的历史如此，紫式部和曹雪芹生活的社会历史也是如此，
他们是从正在吃和将被吃的一群中逃出来的，所以在他们的意识里，仍留着那血腥的甘美——侈靡的贵族生活的余甘。但他们或多或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赞美中时有诅咒，对那正在吃和将被吃的一群，既有企羡.又有痛惜，这正是末世的悲哀之处。.
很显然，18世纪的曹雪芹10世纪的紫式部更清醒，惟其更清醒，才倍增了无可奈何的苦痛，连同他笔下的人物，也倍尝了比紫式部笔下人物事李心灵上的苦痛，这使《红楼梦》比《源氏物语》更增添了几分悲剧色彩。
贵族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没落是历史的必然，紫式部和曹雪芹不可能不对其各自生活过的时代和，社会留恋和惋惜，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哀歌”，原因也正在这里。
注释:
（本文引文除标明之外，均出自《源氏物语》和《红楼梦》）
①、见周汝昌《曹雪芹小传》;
②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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