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红楼梦》最早从乍浦出海的历史原因

作者：查一飞
历史证明，中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最早是从乍浦出海，东渡日本，走向世界的。据日本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考证：一直在长畸从事清日贸易的日本富商村上家的私人文书中有一本记载货物的“差出帐”，其中记到：宽政癸丑五年(公元1793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有船由浙扛乍浦港启航,十二月九日抵长崎。在“寅二番南京船”栏下，有“船主王开泰，唐人八拾人”的舶载品目录，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的记载。这是到目前为止，在红学史研究文献中，《红楼梦》传至海外，走向世界的最早记录。“差出帐”中所提“九部十八套”的“套”，应是指套装线装书的布制函。按百二十回的程本系统，每册五回，每部24册，每12册作一函套。九部《红楼梦》线装书正好十八套。

《红楼梦》何以能最早从浙江乍浦港走向日本?凡事总有其历史原因。下面我们就这一方面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首先，让我们对乍浦的地理和历史沿革作一简叙。乍浦，地处钱塘江之北，依九龙山为伴，面向大诲，自古以来就是内地海航之佳地，独具河海联运之特色，为历代政府所重视。唐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政府设乍浦下场榷盐官，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政府置乍浦镇遏使，宋淳枯六年(公元1246年)设乍浦市舶提举司，元朝时又设乍浦务和市舶司，专事海内外贸易。于1627年刊刻的明代《平湖县志》上对乍浦有这样的表述：“乍浦所，县东南二十七里，镇海上。宋元时番舶辏集，居民互市。由于乍浦港所处的地利，其海内外贸易地位也日显突出。随着海内外经贸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也日益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记载。 19世纪时乍浦地方上一有名的诗集《乍浦集咏》，其中有一首是高土奇写的“茶花诗”。诗首有序云：“海航载日本东洋茶花，有红白二种。红者正赤，千叶，白者花大如碗，中含金粟，与花瓣相错，开久微红，真异种也。诗以纪事。”这诗序具体地反映了乍浦地区和日本在民间很早就有了花事交流。花事是这样，文事、书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红楼梦》最早从乍浦走向世界也正是占了乍浦港优越的地利和天时之故。

其次让我们从清代前期清日贸的情况来看看《红楼梦》能从乍浦走向日本的历史背景。清代前期，随着清政府统治的巩固，清日贸易也遂步发展。来往于两国间的主宗商品有日本的铜和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其他小宗商品举不胜举。来往于两国间的重要港口是日本的长畸和浙江的乍浦港。为何乍浦港在这段时间里能崛起于浙北?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日贸易的变迁和乍浦所独具的港口

忧势给乍浦港发展带来的机遇。清代到康熙帝时进一步调整政策，经济日益发展，在江浙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明显增长。当时有许多宁波商船，南京商船，南船北上，北船南下，如百川汇流于乍浦港，再从乍浦港向外转运辐射，东南地区和日本地区的商务联系接待由当地官办的机构——牙行负责。乍浦港地区港务十分繁忙。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需求量也日益扩大，清政府铸币需大量铜材，除了用“滇铜”为主外，缺口部分多数从日本国输入。初始，日本国政府虽曾一度采取限制中国商船进港的措施，但在宽政贰年(公元1790年)仍允许每年有十艘清船舶入长崎港。凡进入日本港的清政府船只由长崎港方面发放进港“信牌”。也许是由于乍浦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信牌”大多发给了乍浦港区的船只。对此，福建广东等地的南方船商曾表示不满，最后由清政府乾隆帝裁决，决定从日本输入铜务均由乍浦铜局承办。乍浦港地位日见突出。由于办铜业务的高利润，到后来民间的私商办铜船只也日益增多。从此，乍浦港进一步吸引了不少南京船、宁波船，甚至福建等地许多船商也纷纷来到乍浦落户。这种情况从乍浦地名志中“铜局弄”的设置和“山湾”地区多福建藉客民的事实也得到了印证。雍正帝时姓李的一浙江总督在向上递奏中明确提到，乍浦已成为中日贸易之要港。史实证明：乍浦港在清代前期是中国驰向日本的一个重要港口。

由于乍浦港在清日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自乾隆七年后，许多在沿海发现漂散的海难船几乎都是先救到乍浦港，再作中转。用袒代用语说，当时乍浦港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知名度”确是很高的。另据日本国有关史实，在清代前期，日本曾发生过几次大火灾，许多皇家图书被焚，日本极需中国图书补充。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有许多中国优秀图书从日见繁荣的乍浦港运入日本是情理中事，中国最优秀的古典小说《红楼梦》能在这段时间里从乍浦走向日本也是情理中事了。

那末最早从乍浦驶向日本的《红楼梦》属何种版本?对这一问题由于缺乏实证材料，这里仅作一推理论析。《红楼梦》这部作品自从乾隆甲戌年间“问世传奇”后，到乾隆五十六年冬（公元1791年），程伟元用木活字排印出书前，主要是抄本流传。由于《红楼梦》作品的重大影响，“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矣”。因此从抄本到印本是必然之趋势。《红楼梦》印本中最早的当推程甲本(1791年首印)和程乙本(1792年印)。由于社会上对《红楼梦》的需求日益扩大，坊肆销书颇有洛阳

纸贵之势，到乾隆58年(公元1793年)苏州东观阁据程甲本作了一些校订后自行木刻刊印出版，自此开了副本翻印《红楼梦》之风。据《红楼梦》流传的势头分析，从乍浦出海的《红楼梦》版本当属日益普及的程本系统。但由于刘印本的北京苹文书屋初刻印数也不多，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认为：在一版百部程度的情况下，程甲本和程乙本在一、二年时间内是很难从刊地北京流到江南再运到日本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日本现存的程本都是中华民国阶段后从北京购置的，从未发现过早的程本。反之，苏州到乍浦十分近便，苏州东观阁当年刊刘的本子运到乍浦，经乍浦港出海驶向日本，是十分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最早从乍浦驶向日本的《红楼梦》九部十八套很可能是苏州东观阁的本子。
上面我们粗略地谈了《红楼梦》最早从乍浦走向日本的历史原因和有关版本的情况。下面我们准备从乍浦所隶属的嘉禾大地上红学兴盛、发展，绵绵不断的历史，来看看《红楼梦》能最早从乍浦走向日本所孕含的红学氛围。

红坛有言：“红学始盛于浙西”。历史上自明朝宣德五年设置平湖县以来，乍浦港区隶属平湖，而平湖和其邻连的海盐，海宁等县又隶属于嘉兴地区。在地域上滔滔的钱塘江自天目山滚滚而来，把浙北大地划为西部。江之北都属“浙西”，江之南部，宁波等地为“浙东”。乍浦港所隶的嘉兴大地正是“浙西”滨海之佳处，历来工商业十分繁荣。自《红楼梦》诞生和流传的两百多年来，嘉兴地区代代绵延，产生了许多在红学史上有一定造诣的传播者、研究者和评论者，使红学之苑历久不衰。下面我们作一概述。

周 春（1792--1815年）字兮、号松斋，晚号黍谷居士。海宁籍人。乾隆进士，曾任广西岭溪知县。他撰写的《阅红楼梦随笔》有乾隆五十九年的自序，可以说是目前所知的《红楼梦》研究史上最早的一部评论专著了。因此，从时间最早这一点上说“红学始盛于浙西”，也是确切的。周春在他的专著中提出了《红楼梦》是“叙金陵张候(勇)家事”说，开了“索隐派”红学的先河。

黄金台（1769--1861年），平湖人。清代文学家，对文学词赋广泛涉猎，颇有建树。他在《红楼梦》研究上虽没有什么专著，但有不少诗、赋中都评述到了《红楼梦》的写作目的和艺术成就。在《木鸡书屋诗文钞》中的《读〈红楼梦〉图记》里，他认为“亦真亦幻，何殊梵志一壶。此曹雪芹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他又说“雪芹以粲花之舌，抒绘水之思。”“撰史百二十卷”，“并传不朽，花真鲜语，石亦能言，渡欲海之慈航，照昏衢之智烛”。另外，黄金台还有不少用诗歌形式述评《红楼梦》人物的绝句，有一定成就。

陈其泰，字静卿，号琴斋，别号桐花凤阁主人，海盐人。生于1800年，卒于1864年。他著作多种。尤其是他的《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对《红楼梦》的艺术结构、艺术特色和对曹雪芹的艺术才华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陈其泰还对《红楼梦》人物进行了评论。如对《红楼梦》二十一回，他认为“以袭人为贤，欺人太甚”，主张将“贤”改“刁”。另外，陈其泰明确指出了《红楼梦》自八十一后“系另一人续成之，多与前八十回矛盾处”。可以说是早期红学史上较全面评述《红楼梦》的一个重要代表。

王国维（1877--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作为近代著名学者，在红学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于1904年写成《红楼梦评论》，抛弃了过去的评点派、索隐派的研究方法，而以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观点为研究《红楼梦》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途径，可以说是将西方美学引入红学研究的第一人。他在《红楼梦》研究中主要成就有二：一．肯定了《红楼梦》是我国第一部最伟大的悲剧作品：二，肯定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美学价值，明确指出其中有的部分是全书最壮美的部分。但王国维在《红楼梦》研究中悲观主义的局限性也很明显。
吴世昌（1906--1986年)，海宁人．他和早期的周春和王国维，在嘉兴大地被誉为三代著名的“红学家”，这个说法形象地反映了红学从“浙西”始盛以来，不断发展、根深叶茂的情况。吴世昌早年在英国工作期间就出版了英文版《红楼梦探源》，对《红楼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西方《红楼梦》读者和研究者中有很大影响。1962年他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率全家归国，继续从事红学研究。1979年出版《红楼梦探源》外编。在《红楼梦》版本研究中，他第一个对庚辰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红学界的重视。

综上所述，我们从乍浦港的历史和地利，清日贸易的发展和变迁，以及对乍浦港所在的嘉禾大地上红学始盛和发展的历史氛围诸方面的栈析，可以看到《红楼梦》能最早从乍浦东渡日本、走向世界，是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的。这是历史给予乍浦港的殊荣。

一九九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