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正康
“一部红学研究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部红学研究方法论的演进史。”“只有研究理论与方法常新,才能保证研究成果以及学科本身常新。”这是梅新林《拓展红学研新视野 》①一文中的观点,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因此,红学研究者应关注理沦的发展。
现在,我十分欣慰地看到了一部在角度、立论、语言上都别树一帜的理论著作——鲁枢元的《超越语言》②。文论界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学术研究曾填补了我国创作心理研究的空白,这次他又超越了自己。他以王蒙所说的“博采众书而又取舍在我的做学问的眼光与胸怀”③,理直气壮地声扬自己对文学语言、对文学艺术、对人类精神生活的种种新的见解。韩少功以作家的敏感称道:“这本书份量很重,是国际量级,足可‘西渐’入侵欧美。”④我也颇有同感。我觉得用他的理沦,特别是“场型语言”理论,对《红搂梦》研究很有启发。本文先介绍鲁氏某些理论,然后用鲁氏理论观照《红楼梦》所得到的新收获。
一
鲁氏认为,文学作品中存在着这样三种类型的语言:线型语言、面型语言、场型语言。
线型语言:主要是一种陈述性的语言,它遵循因果关系和逻辑规律,在文学作品中用来叙述情节的发展、交代事件的过程。
面型语言主要是一种描绘性语言,它凭依着作家对于对象的观察和印象,在文学作品中用以对人物、景物、场面的刻画描写。
场型语言主要是一种建构性语言,一种立体的、空间的语言,依赖于表象和意象的自由拼接,作用于作家和读者的直觉与顿悟,从而创生出审美新质,创生出文学作品的氛围、气韵、格调、情致。
鲁氏又进一步阐述道,线型语言和面型语言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