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红学──每个人都是主角

作者：王小宁
一谈到“红学”，即使不相关的人也会感兴趣。 这不仅因为《红楼梦》中的故事是那样的家喻户晓， 恐怕“红学”本身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也是重要的原因。 100 年来，每一个醉心于红学的人都在努力构造自己的那部《红楼梦》， 索隐派、考证派再到后来有关红学的大争论……“《红楼梦》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 就连其中一点小小的发现都可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今年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因发现了一册庚辰本较早版本而在报刊和网络上引起“地震”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不久前， 红学界又因为连续召开了海峡两岸中青年学朮研讨会和曹雪芹祖籍铁 ?酊琐ル漪蒺 Q 会再次受到社会的广泛瞩目。这两场分别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和天津师范大学、 铁岭市主办的学朮会议的确显示了“红学”与往不同的新面貌。

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

周汝昌、 李希凡、王蒙、冯其庸、蔡义江、胡文彬、张庆善、张锦池等红学界著名学者专家也分别参加了这两个学朮会议。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孙隆椿到会祝贺。 李希凡先生在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研讨会天津开幕式上谈自己的学朮研究时说：“我是依然坚持我的观点的。 ”他说，我本来是搞文艺批评的，对于文艺理论问题有一个视角和立场。 无论是研究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是从这样一个视角看问题的。 偶然的机会使我介人红学，同红学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红楼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讨方法和研究视角，这都是值得珍视的。 曹雪芹的问题不是一个家世的问题， 是民族文化长期的结晶，是各方面交织构成的结果。 我直到今天仍未改变我的想法。冯其庸先生再次呼吁红学界要重新重视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 他说，如果舍弃文本去谈《红楼梦》，那么所谓的“红学”就是本末倒置的。 “红学”不是“曹学”，版本的考证、作者身世的考证只应该为研究文本服务。 “红学”百年，对《红楼梦》资料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这为《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利用这个基础深人挖掘文本，使“红学”在新时期达到理论创新和飞跃是“红学”学者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 一向书生本色并愿意扶持后学的周汝昌先生在对新闻界谈对“红学”的看法时强调了自己以往的观点。 他说，往往倒是红学的“门外汉”的研究成果使人耳目一新。 他指出，所以王蒙和刘心武这两个人是很了不起的。 他鼓励学者在治学上要敢于破除陈腐、标新立异和另辟蹊径。

红楼梦研究走向民间

在天津师范大学海峡两岸红楼梦中青年学朮研讨会开幕式上， 南开大学的副校长陈洪教授向在座的学者介绍了天津一个街道所属的“红楼梦文化学会”，这引起大家的好奇。 据说这个“研究会”肇始于这个街道的居民对《红楼梦》的喜爱， 在研讨会上，其中的几位成员还向大会提供了自己的 “论文”，讲述了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 陈洪教授说，《红楼梦》研究走向民间， 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化连接纽带，是天津“红学”的一大特点。 在铁岭举行的东三省红楼梦学朮研讨会同样显示了近年“红学”研究走向民间的特色。 东三省研讨会最初发起干铁岭当地的两位“红学”爱好者李奉佐和金鑫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长达 25 万字的名为《曹雪芹家世新证》的著作。 书中，作者利用大量一手数据结合实地考证和采访论证了今辽宁铁岭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上被俘归旗之处。 周汝昌先生在了解到论著的内容后指出，其中一些重要的论点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该书涉及的明清易代数百年间复杂的历史过程条次无紊、考证方式逻辑谨严， 同时还探讨了一些学朮界以前没能深人的问题。 比如何谓“三韩”，“千山 ”究 竟指东北的什么地方？当时的铁岭人为何不愿直接署其真籍？周先生认为书的作者所做的认真而细致的工作恐怕在“本学科领域”也是“极为罕见”的。

学朮是文化联结的纽带
“红学”在台湾也是一门“显学”。 两岸的学者利用短短几天的时间通过《红楼梦》这部独步古今的伟大著作交流心得， 同时也通过相通的文化联络感情。 台湾中央大学的教授康来新和她的研究生为研讨会提供了一篇名为《恋恋楝亭》的论文。 楝亭，为曹雪芹祖父，当时的江宁织造曹寅所建。 据说曹寅的父亲曹玺任江宁织造的时候，曾在庭院手植核树一株，曹玺逝后，曹寅官江宁织造，其树尤存。 所以他就在树下建亭以缅怀父亲，并自号‘楝亭”。 楝树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比较常见的树，因其性苦，又称 “苦楝”， 音同“苦恋”，其蕴涵的对骨肉亲情的依恋含义已经融人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在国外，有人干脆称之为“ china tree ”（中国树）。来自台湾的学者引用曹楝亭（寅）的诗“紫雪冥蒙楝花老， 蛙鸣厅事多青草……”表达他们的盛情。 他们说在台湾岛上有很多楝树，每到春来的时候就开起很好看的花，“中大”的校园内也有。 希望在下一个楝花盛开的季节， 两岸学界的新老朋友可以聚集在海的另一边，共同欣赏“紫雪冥蒙 ”的景色，但希望不要等到“楝花老”去，无花可看。 从今年的“红学” 高峰会议上可以了解到：一位或几位精英似的主角是没有的， 每一位红学学者都是他们自己的“主角”， 学朮的研究和热点是多元的，红楼梦的民间意义恐怕早已超出其单纯的学朮意义。 正如同红楼梦学会的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蔡义江先生所认为的一样， 红楼梦的研究及成果贵在其文化意义的普及。 多年来，红学界致力于为创作了这样一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著作的作者建一个“曹雪芹纪念馆”，但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诸如此类， 相信新世纪里“红学”所要做的工作恐怕不仅仅是“学朮”本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