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了王文元先生发表在《汕头大学学报》上的《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王先生指出：红学研究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不是学术，红学研究应纳入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诸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①
应该说，王先生指出的“红学研究存在种种问题”、“红学研究应纳入文学评论之中”以及“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红楼梦》”等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王先生认为“红学非学术”、“红学非显学”却并不妥当。当前，在恶搞、解构红学已泛滥成灾，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视听，影响了《红楼梦》研究正当开展的背景下，很有必要就“红学非学术”、“红学非显学”以及对待《红楼梦》研究的态度等问题，向王先生求教。
红学不是学术？
我们在讨论红学是否是学术的时候，必须对“红学”、“学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看法，否则就没了讨论的平台。
关于“红学”，《红楼梦大辞典》指出：“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包括研究《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创作经验，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红楼梦》的版本、探佚、脂评，等等。也有人认为，红学研究的范围是指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与对《红楼梦》自身的研究无关。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广泛赞同。”②辞典提供了两种解释，一种是大部分人比较认可的解释，另一种是少数专家提出的观点。不知道王先生同意哪一种观点，还是另有创见？就王先生的行文看，王先生是将红学定位为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的。大家知道，红学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只要和《红楼梦》相关，有助于人们理解、欣赏、评价《红楼梦》的，都可归入其中。比如对红学的反思文章以及论述红学史研究的文章，就当然地属于红学——这有《红楼梦学刊》中刊载的大量的红学反思文章为证，陈维昭先生著的《红学通史》也将红学反思和红学史研究类的文章划入红学范畴。如果王先生承认这一点，那么王先生本人写的这篇文章就是红学反思文章，仍然属于红学，不知道先生的这一篇论文是否算学术文章。如果算，那又如何否定红学的学术性呢？
关于“学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③。显然，红学是以研究《红楼梦》文本为核心的、与《红楼梦》相关的专门学问，而且经梳理，各种红学知识可以较为清晰地归入其中的某一类别，这从《红楼梦大辞典》编排系统可以发现这一点，可以说红学知识已经较为系统化了。因此，红学符合“学术”的定义要求，完全可以称为“学术”。当然，王先生更关注的是这红学的“学”的科学性如何。在王先生看来，既是学术，则必须做到三点：一是真实，二是答案唯一，三是正确。
应该说这三条是对红学研究中的事实还原领域的基本要求。事实上，红学考证孜孜以求的就是努力做到这些。当然，由于人们对相关材料的理解、认识角度不同，也由于相关材料还不足以达成共识，因此，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存在分歧。但这并不能否定大家求真的努力——个别只图制造轰动效应的研究者除外。
但是，在红学研究的意义阐释领域，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要求。比如，要求“答案唯一”就不适合。原因是“人文科学不是要提供一个定论性的、唯一的排它性的答案，而是要依据人类不同时代所面对的变化发展了的环境与条件，作出新的与时代需要相吻合的重新解释与说明。……人文科学是一种对人生意义和生活持宽容态度的、允许不同的人们对人生不同理解和选择的开放性的科学”④。因此在意义阐释领域，由于视角、立场、背景不同，人们对某一对象研究，结论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是完全可以存在的，我们不必因为其结论不一，就否定其科学性。而且任何“科学”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一些观点在某一阶段看可能有一定科学性，但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可能还有更为妥当的看法。可见，科学性也只是相对的。再说，现代接受美学也表明，人们对文本的解读，可以是多元的。因此，对一个问题存在多种看法，是容许存在的。
王先生引“《易》无达占”来嘲笑红学无定见，认为红学非学术⑤。所引既不全面，也不科学。董仲舒说的是：“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⑥可见在儒学大师那里已经很通达地认识到，不仅哲学的《易》“无达占”，而且文学的《诗》“无达诂”，史学的《春秋》“无达辞”。文史哲都存在无定见现象。看来自古皆然，并不希奇，但人们并没有因此否定易学、诗学和史学的学术性。倒是王先生不引“《诗》无达诂”和“《春秋》无达辞”，似乎有蒙蔽读者之嫌。
所谓“《诗》无达诂”，指“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⑦，即清末词人谭献所说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⑧，清人张书绅所说的“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自读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记》”⑨。事实也是如此，不独《红楼梦》研究存在着这一现象，其他的古典文学名著研究也存在着诸多无定见现象，存在着多元认识。我们又怎能因此就简单地说它们不“学术”呢？
王先生为消解红学的学术性，说：“在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红学是在续写《红楼梦》，是‘小说创作’之继续。这不正说明‘红学’非学术吗？”⑩如此认识，令人哭笑不得，小说续写的意思是学术研究？抑或学术研究的意思是小说续写？只听说逍遥子的《后红楼梦》、秦子忱的《续红楼梦》、兰皋居士的《绮楼重梦》、海圃主人《续红楼梦》等等是续写《红楼梦》而成的，还没有听说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红楼梦》的续写。如此将用抽象思维写成的学术研究文章当作小说续写作品，来否定红学的学术性，恐怕没有什么说服力。
王先生否定红学的学术性，主要原因在于红学研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他认为红学三大派都存在问题，如红学离不开附会，就是红学研究代表人物冯其庸、周汝昌的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也经不起推敲等等。他说：
“红学家”不会不明白考证是怎么回事，所以近年“考据派”、“索引派（当为索隐派——引者注，下同）”一直遭受“红学界”的批评，“索引派”被讥讽为“笨伯猜谜，附会大家”。按照王国维的思路，研究分析《红楼梦》的内容、艺术风格与思想性，固然比考证、索引好，然而即使这样做，也不能谓之“红学”，更不该将其升格为“显学”。紒紜矠
应该说，红学家对考证、索隐提出批评，并没有否定红学的意思。相反，倒是让人们看到红学家们的自省精神，反映了红学家们的学术良知。
王先生问“考证或变相考证一部小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紒紝矠？对王先生这样的博学鸿儒来说，考证也许是没必要——但我疑心王先生对红学知识了解得那么多，恐怕还是看了相关考证论文才知道的——王先生自己就说他“所收罗到的红学考证书（与长文）已逾三百种”紒紞矠。一部小说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的考证，那还不是因为《红楼梦》博大精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文本中有诸多问题需要多方考证才能搞清楚；加之，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看，需要了解作家的相关身世，而作家的身世又十分复杂，自然需要考证一番；《红楼梦》的版本、评批也很复杂，也需要考证才能弄清真相。红学考证为读者读懂《红楼梦》、更好的欣赏《红楼梦》作出了贡献。至于王先生说考证者只是“为饭碗而忙碌”、“为稻粮谋”，没有带来社会效益紒紟矠，恐怕不太妥当，至少是不全面。考证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手段，不可能带来直接的、功利的效益，带来的只能是长远的、非功利的效益，因此，用世俗的、物质化的标准来衡量红学考证是不妥当的。另外，王先生还通过清朝考据学繁荣与当年乾隆大力提倡有关，认为考据为的是转移学界视线，来暗示红学家疏远现实，红学家“惟利是图”紒紡矠，似乎也很不当。清朝考据学的兴盛出现于“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时代，说那时的著述者“著书都为稻粮谋”也许是现实写照。而1949年之后的学术考证与此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像王先生这样的博雅之士似乎应该知道，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避席畏闻考证学”的，能够放心大胆地进行红学考证，恰恰是一个开明时代来临的表征，“著书亦为读者谋”的体现。
红学中确实存在着附会现象。但“附会”主要是索隐文章存在的问题。比如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穿凿附会得让人忍俊不禁。就是对索隐，我们也应抱着知人论世的态度，基于“了解之同情”，从学术源流看，不过是对我国传统学术中的今文学研究方法的继承。加之曹雪芹自己说：“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紒紣矠其中隐去的真事究竟是什么？作者没有点明，所以引得后世一大批学者去索隐，比如蔡元培。对索隐这种文字游戏，这种错误的学术方式，我们不必大动干戈，认为它如何地大逆不道。只须在此类错误一出现时，就及时地加以批驳，让人们及时地了解事实的真相就行了，而不必待其长成毒瘤后再兴师动众，与之费神劳力。
至于炒熟饭现象，一方面是一些研究者不了解红学研究历史，不了解红学研究成果，因而老调重弹。这种现象随着学术规范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将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也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所决定的，人文学科探究的是一种关于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要面对这一问题，都要追问这一问题，因而“人文学科似乎总在重复着旧的话题老调重弹，以至于常常有人认为今日的人文科学家似乎并不比两千年前的圣贤圣哲们有什么更先进之处。……但你不能简单地因此就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没有进步发展的科学，因为你不能用自然科学的进步发展模式来判断人文科学的进步与发展问题”紒紤矠。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红学研究，包括其他人文学科研究，存在一定的重复研究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允许适当的重复研究，即对一个话题可以作重新解读，并不是说可以重复抄袭。陈维昭先生就对9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些陈词滥调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这“不仅以其自身的平庸而令人反感，而且也使人们对整个红学产生了反感”紒紥矠。但要说明的是，这种重复研究现象并非主流，认真读读《红楼梦学刊》上的文章，就可以得出适宜的结论。因此，王先生认为批评派只会翻来覆去分析什么主题、性格、创作手法，没有新意紒紦矠，很不妥当。
对批评派红学的红学观点，王先生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摆出考证派大师冯其庸、周汝昌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批评错位，应该对批评派的文章进行批判，比如何其芳、蒋和森、王蒙的文章。当然，也可能是运用擒贼先擒王的策略，打倒了冯、周，其他的红学家也就得乖乖投降了），证明他们所说的《红楼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没道理，冯其庸所说的有反封建思想不正确。
针对冯其庸所说的“《红楼梦》是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综合和结晶，从《红楼梦》的时代来说，这部书既是对传统文化思想艺术的继承，又是对它的飞跃和发展”紓紛矠批评说：“与唐诗宋词相比，《红楼梦》中的诗词充其量只能算是三流……至于思想，《红楼梦》恰与儒家正统思想反对，……难以找到‘中国传统’的正统思想。”紓紜矠针对周汝昌认为《红楼梦》拥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特色批评说：“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儒家文化的叛逆，……无法读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特色。”紓紝矠对此，我认为，一、正如王先生自己认为的“《红楼梦》确实蕴含传统文化”，而且传统文化含量丰厚，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二、《红楼梦》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很复杂，既有认同，也有否定。认同方面，正如张毕来先生所说：贾府不存在反儒反孔的思想传统紓紞矠，林黛玉的思想中也没有什么反孔反儒的成分紓紟矠。贾宝玉不愿中举做官，但对“四书”和孔孟程朱毕恭毕敬紓紡矠，他所反对的是八股文章，“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紓紣矠。刘敬圻先生进一步指出宝玉推重四书，景仰孔圣及儒家楷模，强调大观园题词必须颂圣，认为朝廷受之于天，要为君父生色，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批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以更加维护朝廷的角度来批文武之死的。至于对儒家的孝，宝玉也是恪守的，可见以宗法观念为根基的儒家伦理精神已经渗入到贾宝玉生命本体中去了。因此，刘先生得出结论说：“在阅读中，在感觉上，在通常情况下，总认为贾宝玉与儒家文化传统最为疏远，可一旦走出感觉的误区，一旦把人物整个地还原到文本之中，一旦在比较研究中进行观照，则发现贾宝玉恰恰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最为亲近。”紓紤矠由此可见，王先生认为的“怎么也读不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正统思想”的说法不科学。当然，有肯定，并不是说宝玉就完全臣服于儒家观念，比如“修齐治平的价值系统已失去了对他的感召力与约束功能”，“尊重人与尊重个性已成为思维定势与行为惯性”紓紥矠。因此，王先生的批驳没有说服力。三，王先生将《红楼梦》诗词与唐诗宋词相比，这本身就有点不伦不类，理由是没有可比性，因为小说人物的诗歌应按照小说人物的身份、教养写，其水平不可能一样。合理的做法是，王先生应该找出曹雪芹本人的诗歌来和唐诗宋词作比较，或者拿唐传奇、宋话本中的诗歌来与《红楼梦》中的诗歌作比较。
至于对冯先生认为的“《红楼梦》这部书不仅是对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包括它的意识形态）的一个总批判，而且它还闪耀着新时代的一线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将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挽歌，也是一首必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晨曲”紓紦矠，王先生不是针对小说，不是针对冯先生提出的论据作批评，而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一是认为“《红楼梦》所处的时代与‘封建社会’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寿终正寝了”，“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死亡两千年了，那里有死两千年才为死者写挽歌的？！”二是“作者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总批判’，‘总批判者’的头衔应该戴在胡适的头上”純紛矠。
关于第一点，关涉到对封建、封建制度的理解。在《辞海》中，“封建”指：1、“封国土，建诸侯”；2、即封建制度；3、指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純紜矠显然，王先生关于“封建”的意思用的是第一义项，没有考虑其他义项，这是不妥的。
“封建”本是我国古代所固有的词语，而“封建制度”却有译介外来语所具有的特定涵义。我国古代的“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一般认为“封建”自周公始，在秦以后被郡县制所代替，“封建”的原有意义已发生了变化。关于“封建制度”，《辞海》解释为：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純紝矠由此可见，“封建”可以解释为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不宜解释为“封建”，换句话说，封建制度不是“封土建国”。因此，说封建社会已经在两千多年前就完结了，恐怕与史学界的基本共识不符。关于封建社会终结于何时，大家的基本共识是终于1840年鸦片战争。所以，王先生的这种釜底抽薪法不能让人信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封建社会结束于何时不可以探讨，比如最近就有人提出恢复“封建”的本义，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结束于秦统一，秦统一后的社会形态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来指称純紞矠。但是此时的“封建社会”已与冯其庸先生所说的“封建社会”不是一个概念了。作为批评文章，必须建立在尊重对方立场的视点上，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共识基础上，使讨论有一个公共平台。否则，讨论就失去了意义。
关于第二点，曹雪芹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社会批评、文化批评方面的论文，我们无法找到他关于对封建社会的直接批判文章。但是，这并不能说曹雪芹就“没有能力对其进行‘总批判’”，因为批判的武器可以是论文，也可以是形象化的作品，比如小说。
另外，王先生对一些红学家比较赞同的贾宝玉、林黛玉所走的人生道路进行了冷嘲热讽，认为这是今人不能走的道路，人们要是都像贾宝玉那样不读圣贤书，传统文化早就断香火了。純紟矠首先要澄清的是，宝玉并非不读圣贤书，只是不喜读后人杜撰的“圣贤书”而已；其次，王先生将艺术理解与世俗生活同一化了，如此功利化的读解恐怕并不科学。比如，我们尽管十分欣赏断臂维纳斯，在生活中却不能像维纳斯那样也来个断臂。
王先生还认为红楼梦研究应该归入文学评论，莫非这样就可以解决“红学非学术”问题了？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文学评论是不是学术研究？如果文学评论是，那又怎么能说明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不是学术？
因此，将“学术”概念狭隘化，简单地以答案是否唯一，粗暴地以《红楼梦》研究存在问题来解构“红学是学术”的观点是不当的。
红学不是显学？
本来，《红楼梦》的研究史已经证明了红学是学术，是显学，无须置喙。但王先生说不是，对一些学者认为红学与甲骨学、敦煌学并列为20世纪三大显学很是不满，认为红学热是“人为加温造成的”，是现代性迫使中国人的审美兴趣“由雅变俗”造成的，它致使《红楼梦》“成为俗文人的追逐对象”，被用来“填补空虚的心灵”，《红楼梦》研究被“请上学术殿堂的高阶，将其‘金玉其外’，造成学术繁荣假象，一方面遮掩无聊文人的偃蹇狭陋与喜新厌旧的浮躁心理，另一方面无需劳神，通过炒《红楼梦》冷饭而将自己留名于中国文学史”純紡矠。
第二，他认为“英国可以有‘莎学’，中国不该有‘红学’”，一是因为莎士比亚作品后人难以理解，需要研究，“莎学从来没有钻进考证索引与重复评论的死胡同，也没有自诩为‘显学’”。二是莎士比亚是英国第一文豪，适当赞美甚至神化可以理解；曹雪芹不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进不了前十名”。其三，英国文学史简单，以小说类作品为主（莎士比亚戏剧应算作小说），谁的小说写得好谁就可以坐第一把交椅。“随着‘红学’的走红，诗词歌赋已渐渐被国人遗忘，……中国古典文学将彻底断其统续。”純紣矠
第三，中国文学宝库中，有无数优秀的作品，“何必一棵树吊死，贵其一而贱其余，强分伯仲叔季而徒心血耗乎”純紤矠？
针对王先生的上述三条理由，我们先谈第三条：为何《红楼梦》能以一书名学，而其他作家的作品为何不能？这是不是不公正？其实这一点，刘梦溪先生在他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就以专章形式作了详尽回答。刘先生指出：一是《红楼梦》自身特点决定的，它具有反映时代的深刻性、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艺术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和成书过程的复杂性等，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广阔的研究天地。二是考据学引入《红楼梦》研究，促成了红学成为一门专学。三是“五四”以来出现了一批深孚众望的毕生以研究《红楼梦》为业的学者。四是红学具有超学科的特点，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还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不同专业的学者都可以切入红学研究。五是《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是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红楼梦》是综合艺术，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对此加以研究，对了解本民族文艺学的特性，建设中国文艺学大有好处。純紥矠
再谈第二点：“英国可以有‘莎学’，中国不该有‘红学’。”王先生所举理由很不充分。一是莎士比亚作品难懂，《红楼梦》也不太好懂，《红楼梦》毕竟是带有文言色彩的古白话小说，和普通话还有一定距离，加之涉及的知识面广，现在一般的青年人能一遍看懂的实在是少。这就需要研究。莎学的复杂性一点也不比红学简单，比如，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作品是真是伪，莎士比亚和英皇室是否有隐情等等，有考证，有附会，有索隐，也有一大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帐；莎学是世界性的学问，红学也是。尽管莎学可能没有被称作显学，但谁也没办法否定其显学地位。二是王先生认为曹雪芹进不了前十名，和《红楼梦》同样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下二十部純紦矠，没有统计意义，也没有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只能是自言自语。所以想以此来否定红学研究价值是没道理的，想以此来证明红学不能和莎学相提并论也没有学理依据。王先生的第三条依据更显荒谬，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小说？把两种不同的文体混为一谈，恐怕很难让人认同。
关于第一点，红学热的问题。首先王先生在这里不是说理，而是在漫骂、诋毁了：什么研究《红楼梦》是“俗文人”，什么“填补空虚的心灵”，“什么‘金玉其外’”，“遮掩无聊文人的偃蹇狭陋与喜新厌旧的浮躁心理”等等。最滑稽的是，王先生在最后又说，他“不否定《红楼梦》研究者”，并列举出了王国维、冯其庸、周汝昌和王蒙四位大家。除了这四位，莫非其他的红学研究者就是俗文人、无聊文人了？难道王国维、冯其庸、周汝昌和王蒙的《红楼梦》研究不是红学？如果是，那又如何判定他们的学术性？其次，王先生似乎还适应不了文化变迁，古代诗歌是高雅的，但毕竟是圣化社会的正宗文学。自明中叶开始，我国已经开始向世俗化社会转型，尽管这一转型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完成。文学的样式随之有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有什么必要必须抱残守缺，死守传统一成不变呢？何况《红楼梦》作为一部集大成之作，充满着诗意，充满着哲理，并不粗鄙呢？第三，红学热的出现并非完全人为造成的，也不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自《红楼梦》诞生后就曾出现一浪又一浪的红学热潮。“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紕紛矠并不是现在才有，“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紕紜矠，正是当年红学热的写照。
至于王先生说的“随着‘红学’的走红……中国古典文学将彻底断其统续”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用俗语说，就是“不会睡觉怪床歪”。古典文学是否断其统续，关键在于古典文学是否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生活需要，在于国家重视与否，在于中小学语文课程建设以及高校中文教学质量如何，与红学兴盛不是呈反比关系——相反，要是人人真能读懂《红楼梦》，搞清楚《红楼梦》中有关诗词歌赋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红楼梦》中引用到的古典文学作品及相关文学大家的作品，我坚信，古典文学会“绵绵无绝期”的。再说，《红楼梦》本身就是古典文学作品之一呵。
写到这里，还忘了交代“显学”的意思，据《辞海》，指的是“著名的学说、学派”紕紝矠。显然，红学是合乎上述定义的。在《红楼梦》研究中，稍有风吹草动，无论其观点正确与否，都很容易引起国人广泛关注。比如王先生的观点，就很新奇，也没有什么人要故意炒作——相信王先生本人也怀着学术良知，没有自我炒作之意，却很快就引起了《人大复印资料》紕紞矠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紕紟矠这样权威杂志的关注，并加以转载、摘登，这大概也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红学作为显学，不须炒作，她自来红，是自然红，而不是苏丹红。
正确对待红学研究
王先生之所以有上述偏见，恐怕与王先生对待《红楼梦》、红学以及研究者的态度有关。
对待《红楼梦》，尽管王先生说“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却又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红楼梦》的价值。过分神化《红楼梦》固然不妥，因为这可能使我们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但过分低估《红楼梦》的成就，恐怕更是不当。
对待研究者的态度，一方面，王先生说：“我反对给予干这个行当的人以过高评价，让做着一般事情的人洋洋得意到以为自己在做一种伟业。”紕紡矠此话令人激赏。因为无论是多么著名、重要的学科，如果研究者做不出什么业绩来，人们也不会把他当回事儿。因此，搞红学研究的不必拉大旗作虎皮，自认为高人一等。但是，另一方面，王先生有时又情不自禁地称《红楼梦》研究者是“俗文人”、“无聊文人”，似有不妥。因为我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不能不尊重他的人格。当然，这不是说，因为要尊重他，就不能批评他的观点。
对红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王先生提出批评意见，值得欢迎。但是，如果将这种不满上升到否定一切，上升到否定红学的学术性，否定红学的显学地位，似乎不妥。红学研究历经250年，成果丰硕，我们不能两眼漆黑，只见问题，不见成绩。确实，红学作为一门学科，其自身的研究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比如谈起红学，仅仅是列举式地谈到红学的研究范围，挂一漏万，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我们要问的是：红学的本体论究竟是什么？红学研究的价值论呢？方法论呢？范畴论？外延论？规范论？评价标准论？等等。比如目前对红学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似乎还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如引用别人的观点或对批评到的观点不加注明，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现象就时有出现。因此，很难说红学体系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但我们不应因此就认为红学非学术。作为研究者，应该进一步探讨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进而探讨、建立、完善红学本体理论，使之在健康轨道上发展。这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
对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王先生抱着功利态度，恐怕不妥。其实，红学研究成果只要能有助于人们弄清真相，有助于对《红楼梦》正确读解即可。我们应该以审美的、非功利的心态来对待红学研究成果，不能以立竿见影的功利心态来看待红学成果。
在对待曹雪芹问题上，把曹雪芹捧得太高，看不到曹雪芹身上存在的问题固然不妥，但一下子又认为曹雪芹还不够伟大，毫无理由地将其开除出前十名之外，恐怕也是不当的。
在对待红学前景的态度上，王先生对红学前景并不看好，认为“《红楼梦》已经评了一二百年了，话差不多已说尽，继续评下去断难再出彩章”紕紣矠。关于红学研究前景如何，陈维昭先生曾解释说：“关于《红楼梦》的事实还原（实证）领域的研究，是一种常规性的研究，如果有新的材料出现，这一类的研究将会有明显性的进展。至于意义阐释领域，其研究方向将是如何的，这却不是《红楼梦》本身所能决定的。意义阐释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视界融合，《红楼梦》的意义永远处于‘待释’（等待阐释）的状态之中，它等待着另一视界的出现。至于另一视界能否出现，另一视界的价值如何，则不是任何人所能够预知的。但我们可以预料的则是，《红楼梦》的意义阐释所等待的将是未来时代的主潮。”紕紤矠这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否定王先生的论断。因之，我赞成冯其庸先生曾满怀豪情所赋的诗句：“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要之，王先生认为“红学不是学术”、“红学不是显学”的观点是不妥当的，也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其影响可能也是不好的。“恶搞”、解构红学对学术发展并无益处。我们应正确对待红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红学研究，使其始终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