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红楼梦》语言研究综述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语言艺术的典范。在20世纪《红楼梦》研究成为“显学”时，这部巨著的语言艺术成就也备受关注，研究成果显著，据不完全统计，研究其语言的论文就有三四百篇之多，此外还有若干部专门研究其语言的专著。爬梳上个世纪《红楼梦》语言研究的成就，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曹雪芹的语言观及《红楼梦》语言艺术研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殷孟伦在《略谈〈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语言艺术的认识》（《文史哲》1955年第2期）中探讨了曹雪芹自己对语言艺术的理论见解。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是‘血’的语言的记录。因而它的个性和风格，是作者所特有的。而作者的生活实践、人生态度和长期学养又是产生他的语言的源泉。”殷孟伦在引证宝钗“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的粗话摄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之后指出：“这里关于语言艺术在作品内容的适应和语言拣择、加工、精练、概括、具体等问题不是已由作者‘夫子自道’地和盘托出来了吗？原来语言艺术，不是容易的事儿，一切得面向生活，面向现实，然后把生活、现实转化到作品里去。”“作者要求语言要素朴、本色、高度集中”，史太君两宴大观园的描写就说明这个问题，“作者掌握了这个发展规律，语言的‘端详斟酌’，都是紧随着人物形象的言谈行动在运动着，绝不‘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足见别人有极好的经验或绝技，我们不能不向他们学习，但到自己运用，就得加一番精选定夺。这在作者的语言艺术的表现上，确是丝毫不苟，精练切合的。”“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这一回里，作者更透露出语言适应要符合真与美的要求的这个主张。”殷文探讨曹雪芹的语言观，别辟蹊径，很富新意。
邢公畹《〈红楼梦〉语言风格分析上的几个先决条件》（《南开大学学报》1963年第12期）一文从语言学、风格学和文艺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提出问题。他认为要解决《红楼梦》的语言风格上的特点，必须先依次解决三个问题：第一，《红楼梦》语言风格上的作为文艺作品的语言的共性；第二，《红楼梦》语言风格上的民族性；第三，《红楼梦》语言风格上的个性。他说：“曹雪芹对汉语简明性与感觉暗示性的基调是有深刻的认识的”，“研究曹雪芹在如何选择词，安排语段，构造语句和更大的句群的问题上发扬了汉语简明性和感觉暗示性，以及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利用了传统小说风格，是分析《红楼梦》语言风格的一个方面。”然后他对《红楼梦》的直接描写和直接语言在小说风格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分析，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杜正堂《〈红楼梦〉语言魅力三题》（《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辑）认为文学作品是否能激发读者想象，关键在于语言是否具有激发想象的机制，他分析论证了《红楼梦》语言所遵循的一些规律：1.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有想象漫游的绿洲。“曹雪芹很善于在‘不远不近’的位置上去‘看’，用‘不即不离’语言来写，从而造成一种‘似有若无’的迷人境界。”2.在历史共时的交叉处，由想象整合画面。曹雪芹有时在不同人物身上，使用了相似乃至相同的字眼。但是“在历史共时的交叉处，来自读者历时与共时的联想”，使这些相似、相同的字眼在不同人物身上却有着各自的内容，互不雷同。3.“从能指到所指之路，靠想象穿行的幽径。”曹雪芹利用了“言”与“心”对立统一关系，创造了令人回味无穷的人物自身语言。
对《红楼梦》语言艺术成就的总评价
1947年9月，太愚在《国文月刊》（第五十九期）发表《红楼梦的语言》一文，指出长篇小说的口语化是逐渐发展的。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红楼梦》才进入到语体文高度纯化的阶段”。“人民的语言包容着很丰富的成语，其中很多都是生动、泼辣，赋予讽刺性的表现力；《红楼梦》最能充分地使用这种从人民生活经验结晶而成的精炼语言，书中很多的人物都善于用成语来增加他们的说话力量与风采。”“为了要表现某些特殊概念而又无现成的词类可用，作者就假借书中人物的口头创造出若干新奇有趣的用语来。”太愚认为从根本上说，首先，要学习《红楼梦》作者那种对口语忠实学习的精神。其次，应当学习作者使用语言与行动配合的方法。再次，是作者常使方言与他的主要用语相配合、融化。同时，太愚指出《红楼梦》语言中存在的若干重要缺点：第一，滥用象征的词类与语句；第二，某些场合也采用文言滥调；第三，处理对话不够精炼。
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4月23日）的“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这一节中，以《红楼梦》中“贤袭人娇嗔箴宝玉”和“张太医论病细穷源”为例，分析论证《红楼梦》是做到了“一字不能增减”的好文章。
王永的《论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延河》1957年第1期）认为：“红楼梦的语言的独特风格，在于文字简洁、朴素、生动、优美、恰到好处。同时，作者曹雪芹善于继承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保持和发扬了我们民族语言的气派和风格。”“曹雪芹多方汲取了构成语言的因素，同时把这些语言完全和他要表达的生活融化在一起。他的叙述方法，也往往是按照广大人民的口语习惯来提炼和概括，这些语言深入浅出，有血有肉，所以每当我们读到它的时候，就不能不深深为它的活力所感动，完全陶醉在我国民族语言的优美意境里。”“在语言的组织结构中，他善于探求那些朴实、平凡语言中的深厚内涵，运用它们表达出深刻复杂的感情。”“还有些章节的语言，经过作者提炼加工后，文字铿锵，音节响亮，读起来富有节奏感。这种语言的音节、旋律，直接传达了生活的节奏，加强了文字的表达力。”“即在普通叙事中，作者也善于运用生活的色彩和音响来感染读者。由于他对客观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因而他能够准确地描绘出这些色彩和声音。在描写这些色彩、音响、光波时，作者总是根据作品中人物的心情和感受，给它们加上了强烈的感情气氛。”此外，王永还谈道：“红楼梦里所写的不论是人物、景物或场面，都能给人以立体的感觉。由于他善于把形象、描写、叙述、抒情和分析交错在一起，善于从人物的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来描写它，因而便形成人物形象的浮雕性。即使描写一个场面，他也是通过每个人物的谈吐笑貌，内心活动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烘托一个活动的整体。他善于利用一切活动的因素来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蒋和森在《〈红楼梦〉艺术论》（《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指出：“《红楼梦》在语言上的特色，主要表现为明畅、洗练、富于表现力。但它明畅而不流于浅露；洗练却又无刻削之痕。至于它的表现力，也不是呈现于辞句的表面，而是常常深含在内里。它用笔平实，往往好像是不经意地随手写来，既显得自然流泻，然而又时见波澜生于腕底。它着墨深细，层层皴染，然而却又不显得琐碎和繁复。”
徐迟的《〈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文艺论丛》1980年第9辑）一文认为：“在我国现代语言发展史中，《红楼梦》第一个成功地记录和提炼了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说着写着的语言文字，因此《红楼梦》的出现，就是我国近代的一次语言革命